聆聽蕭功秦教授談新權威主義2.0版或轉型社會的“薄殼效應”2018年5月31日，本人，旅法歷史學者劉學偉，在回國長達一個月的探親旅遊途中，行經上海時，有機會到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著名教授蕭功秦先生家拜訪，親耳聆聽了他講訴關於“政治參與爆炸”可能引起社會動亂的“薄殼”理論，亦稱“新威權主義2.0版”，覺得深有啟發。這裡介紹出來，供大家參閱。 蕭先生先問我一路行來，感覺如何。我如實地告訴他，一個月來，訪問了中國不下二十個大中小城市，除了沒有到邊遠農村，也算是看到了很大一部分中國的典型狀態。接觸的人也算是從相當高級的官員、社會各類中層到販夫走卒，有超過10分鐘以上對談的人士也在百人以上，一小時以上的也有數十人之多，與專業人士的相對正式的討論也有數次之多。總的感覺是：今天的中國那是普遍地相當的繁榮與安定。普通民眾一級，對習近平主席主政以來五年的總體感覺是正面向上的。意見比較大的基本的集中在（尤其是搞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群體和一部分行政幹部中。 蕭先生認為，中國的國情早就決定，中國的政治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這個西方的道路可以簡單地概況為有名的“華盛頓共識”，就是“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而鄧小平的政治實踐的最大意義就在於證明了“這二者並非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我想起這裡也有一個提法叫做“北京共識”，就是“威權政體加市場經濟”。蕭先生把這條一直持續到胡錦濤時代的路線稱之為“新權威主義1.0版”。他以前的主張就是對這個1.0版威權政治加以改良。他稱之為“新威權主義1.0改良版”。 自中共18大尤其是19大以來，蕭先生發現現在的習總書記已經在開闢一條新的道路，其基本特徵可以用這個短語來概括，就是“用毛澤東的辦法來辦鄧小平的事”。他把這條新的路線概括為“強化版的新權威主義”，或稱“新權威主義2.0版”。 蕭功秦先生說：他曾經認為，從邏輯上說，中國原來可以沿着鄧小平先生開創的1.0版的新權威主義的相對寬鬆的路徑，向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發展。 然而，實際情況是，中國前一階段的新權威主義1.0版遇到嚴重困境，實際上已經陷入前危機階段。2008年以後，各種社會不滿與政治參與的壓力已經明顯增長。從重慶事件開始，社會不滿情緒進一步蔓延，文革左派與顏色革命派這兩種左右激進主義起到社會政治動員作用，社會已經進入政治參與動盪前期，政府權威也越來越無力控制局勢。這個困境的嚴重程度一般人都沒有真正的體會。 在這裡蕭先生提出了“薄殼效應”這個概念。蕭先生認為，以往的革命往往不是在政治或意識形態管制最嚴厲而是在最寬鬆的時候發發生的，而且並不一定與經濟或財政困難相關。蕭先生舉了好多個例子，主要有1789年法國大革命，俄國1905年二月革命，中國的清朝最後幾年的新政，中國1989年的危機，前蘇聯的失敗的戈爾巴喬夫改革。所有的這些傳統集權國家，都在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統治集團有大幅度大規模改革的意願的時代發生的。 這些時代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進入改革階段的統治者一般推行政治上的寬鬆政策，這就在受治者中產生了普遍的安全感與安全預期。在這種安全感的支配下，不敢說的話就可以自由表達，長期壓抑的政治訴求與政治期望也會出現井噴式的膨脹，過去長期積累的矛盾，就有可能得以爆發。一旦陷入這種狀態，在受治者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下，統治者就會陷入進退兩難，退無可退。進一步對抗爭者鎮壓，就會在民眾中產生悲情與革命。 蕭先生把這種狀況概括類比為“火山總是在地殼最薄的地方爆破出來”，簡稱為“薄殼效應”。傳統集權體制在改革階段陷入“薄殼效應”幾乎就是世界近代以來歷史的一般規律性現象。這一轉型階段，社會安定與政治寬鬆之間存在着嚴重的矛盾與張力，“顧此”就可能甚至必會“失彼”。社會真的就完全可以在知識群體感覺相當良好的狀況中失去秩序，最後的結果就是欲速則不達，反而造成嚴重的社會進步的整體逆行。蕭先生認為，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就是“薄殼效應”的故事。 蕭先生說，習體制的最大作用，就是抑制了無序化的政治參與的前景，避免了“薄殼效應”造成的政治動盪。使中國有可能在比較穩定的條件下去實現下一個目標。這一點將在未來越來越清晰地體現出來。 現在習總的路線，通過強化黨組織，強化革命意識形態，強化集中統一領導這些毛澤東的辦法，現實上做到了“以毛澤東的方式干鄧小平的事業”，在各個方向都剎住了最危險的苗頭。這條路線只要能在今後的十至二十年內維持住國內秩序，中國就可以邁過崛起過程中最後一個險關。以後的領袖，即使再犯大一些的錯誤，中國這艘大船就算是已經駛過了歷史三峽，不可能翻船了。而在今天，這船則還是可能翻覆的。 聽完上述的蕭先生的大段核心論述，本人還是相當地驚異。因為本人和國內社科界的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類似，覺得東西方的制度還是各有利弊，也能夠取長補短的。終極模式無論如何，也只能是一種中西合璧。且不談還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制度上必須至少基本西化。 圍繞着這個“倚靠威權，強渡關山（峽谷）”的核心概念，我和蕭先生還進行了一些外圍的討論。蕭先生認為，中國的新權威主義2.0版本，更類似世界現代化歷史上出現過的“開明專制主義”模式，更大程度地運用中國法家的垂直系統來強化權威的有效性，用“禁”來立規矩，用官來作為實施禁的規矩的系統，用中央來約束官，這是比較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的。同時又運用網絡平台來容納民意訴求，監督官員腐敗，再就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激發社會活力，這樣一種體制的方向，決不是回到文革時代去，也不是回到文革以前時代去。它的目標，就是實現中國國家富強與全民小康這樣的現代化。 我當然是覺得這種路線的詮釋太過於法家。我試圖告訴蕭先生，法家認為“君主是國家的主人，人民只是君主實現理想的工具”的思路不是中國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君主雖然貴為“天子”，但並不是“天”，而是“天之子”。他還要服從“天意”“天命”。更接近與“天”的概念的還有“蒼生”，還有“天視”“天聽”。蕭先生告訴我，還有“道”，“天道”。 蕭先生認為，從包括“七不准”在內的許多舉措，可以理解為用行政手段抑制自下而上的政治抗爭與“政治參與爆炸”的非常舉措，他推測，隨着社會趨向於穩定，社會的自由度會在適當時候適度放鬆。 他說，一個良性的新權威主義是後發展國家轉型階段所必需，舍此沒有其他路可走。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新權威主義的歷史經驗來看，良性新權威主義必須具有三個條件，一是尊重常識理性，避免意識形態對判斷的干擾，二是尊重社會多元，避免用行政大一統壓制社會活力，三是尊重問題倒逼條件下的制度創新。避免用一成不變的傳統制度“以不變應萬變”。 我和蕭先生談到，本人承認，歷史的前路絕不只有唯一的一條所謂的“正確道路”。其實在一個相當寬的扇形內，都是可能走通的。現在中國的實際路向顯然還在扇形之內。但已經不是我等期待的最活潑自由的理想路向。我等還是期待在蕭先生談到的1.0和2.0之間，可以有一個能讓知識界和普通民眾更加心情舒暢的道路。 我還談到在一次討論中聽到基層人士說的：“如果不說習挽救了黨，至少是挽救了軍隊。”因為前一屆的中央軍委，除了主席本人，已經因駭人聽聞的嚴重貪腐近乎被全數拿下。現在軍隊的情況總是好多了。 我們還談到，現在基層扶貧已經比以往落實得多。比如每個貧困戶由哪個幹部負責幫扶，具體金額都要張榜公布，下附舉報電話，承諾“凡有舉報，必來調查”等。 我還告訴蕭先生我前日到杭州龍井茶產區的見聞。當地導遊告訴我，以前就是核心產茶區的茶農都是個體經營，他們經不住利誘，還是會從附近產茶區買來類似茶葉冒充龍井茶出售，無法杜絕。現在的辦法是，按村成立股份合作社，茶葉由村委會統一收購銷售。質量價格國家規定。國家甚至出資把更大的公路和停車場修到村邊。這樣遊客就可以用真實的價格買到肯定的真茶葉了。我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想辦的事，沒有辦不到的。”這也是習總“用毛澤東的辦法來辦鄧小平的事情”的一個實例吧。 蕭先生提到過去關於2025科技發展目標的大張旗鼓的宣傳，我們可能做得有些過頭，有違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智慧，樹大招風，顯然驚醒了西方，吸引來了特朗普的特別的火力。我們現在不得不品嘗過去高調宣傳的後果。 本人則對一帶一路在中西亞尤其是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地區的大筆投資的獲益風險頗有疑慮，我認為中國在南海行事過於高調，可能招致東南亞鄰邦的離心和美日的格外的敵意，也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不過，對於目下正與美國火力全開，大肆較量的貿易前鋒戰，本人和蕭先生意見一致，認為中國不致落敗。最根本的依據還是在於“新權威主義”相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優勢，使得如果貿易戰真的全面開打，中國對損失的承受力會比美國高得多。因為中國的民眾和資方都會堅定地站在政府一邊。而美國則顯然不是這樣。比如具體舉例。如果蘋果手機被禁止在中國售賣，中國老百姓自然會並不為難地去購買其它品牌手機。而蘋果公司在美國恐怕就會和特朗普刺刀見紅了。 我談到現代的人工智能革命，大數據革命可能對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顛覆性意義。以前只在科幻小說/電影中出現的天網已經在現實的中國展現雛形。依靠日新月異的人工智能，一個威權的政體對經濟和社會全局的全面掌控已經不再是純粹的臆想。集中的威權政體真的可能比分散的西式政體可以和大數據/天網等有更本質的契合。 蕭先生認為，國家可以通過高科技而實現對社會的最有效的管控，國家成為真正的巨無霸，國家是科技現代化的最大受益者，高科技極大地增加了2.0版本的新權威主義的執政能力與對社會的管控能力，但也同樣強化了社會自下而上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能力。前不久發生的北京“野蠻拆遷”事件之所以很快受到抑制，就是與此有關。當今中國，高科技與網絡的發展對於政治的雙重影響，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深遠影響，將在未來越來越深刻地顯示出來。有人對此感到擔心。但蕭先生認為，人類只有在文明進步的實踐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之間討論過的還有一些主題，並不方便在這裡全部轉述，請大家諒解。 最後謝謝蕭先生送我一本《超越左右激進主義》。我一定抽空認真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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