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萧功秦教授谈新权威主义2.0版或转型社会的“薄壳效应”2018年5月31日，本人，旅法历史学者刘学伟，在回国长达一个月的探亲旅游途中，行经上海时，有机会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萧功秦先生家拜访，亲耳聆听了他讲诉关于“政治参与爆炸”可能引起社会动乱的“薄壳”理论，亦称“新威权主义2.0版”，觉得深有启发。这里介绍出来，供大家参阅。 萧先生先问我一路行来，感觉如何。我如实地告诉他，一个月来，访问了中国不下二十个大中小城市，除了没有到边远农村，也算是看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典型状态。接触的人也算是从相当高级的官员、社会各类中层到贩夫走卒，有超过10分钟以上对谈的人士也在百人以上，一小时以上的也有数十人之多，与专业人士的相对正式的讨论也有数次之多。总的感觉是：今天的中国那是普遍地相当的繁荣与安定。普通民众一级，对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五年的总体感觉是正面向上的。意见比较大的基本的集中在（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一部分行政干部中。 萧先生认为，中国的国情早就决定，中国的政治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这个西方的道路可以简单地概况为有名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而邓小平的政治实践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证明了“这二者并非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我想起这里也有一个提法叫做“北京共识”，就是“威权政体加市场经济”。萧先生把这条一直持续到胡锦涛时代的路线称之为“新权威主义1.0版”。他以前的主张就是对这个1.0版威权政治加以改良。他称之为“新威权主义1.0改良版”。 自中共18大尤其是19大以来，萧先生发现现在的习总书记已经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其基本特征可以用这个短语来概括，就是“用毛泽东的办法来办邓小平的事”。他把这条新的路线概括为“强化版的新权威主义”，或称“新权威主义2.0版”。 萧功秦先生说：他曾经认为，从逻辑上说，中国原来可以沿着邓小平先生开创的1.0版的新权威主义的相对宽松的路径，向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 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前一阶段的新权威主义1.0版遇到严重困境，实际上已经陷入前危机阶段。2008年以后，各种社会不满与政治参与的压力已经明显增长。从重庆事件开始，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蔓延，文革左派与颜色革命派这两种左右激进主义起到社会政治动员作用，社会已经进入政治参与动荡前期，政府权威也越来越无力控制局势。这个困境的严重程度一般人都没有真正的体会。 在这里萧先生提出了“薄壳效应”这个概念。萧先生认为，以往的革命往往不是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管制最严厉而是在最宽松的时候发发生的，而且并不一定与经济或财政困难相关。萧先生举了好多个例子，主要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俄国1905年二月革命，中国的清朝最后几年的新政，中国1989年的危机，前苏联的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所有的这些传统集权国家，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统治集团有大幅度大规模改革的意愿的时代发生的。 这些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进入改革阶段的统治者一般推行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这就在受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安全感与安全预期。在这种安全感的支配下，不敢说的话就可以自由表达，长期压抑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期望也会出现井喷式的膨胀，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就有可能得以爆发。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在受治者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下，统治者就会陷入进退两难，退无可退。进一步对抗争者镇压，就会在民众中产生悲情与革命。 萧先生把这种状况概括类比为“火山总是在地壳最薄的地方爆破出来”，简称为“薄壳效应”。传统集权体制在改革阶段陷入“薄壳效应”几乎就是世界近代以来历史的一般规律性现象。这一转型阶段，社会安定与政治宽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张力，“顾此”就可能甚至必会“失彼”。社会真的就完全可以在知识群体感觉相当良好的状况中失去秩序，最后的结果就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严重的社会进步的整体逆行。萧先生认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薄壳效应”的故事。 萧先生说，习体制的最大作用，就是抑制了无序化的政治参与的前景，避免了“薄壳效应”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中国有可能在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去实现下一个目标。这一点将在未来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 现在习总的路线，通过强化党组织，强化革命意识形态，强化集中统一领导这些毛泽东的办法，现实上做到了“以毛泽东的方式干邓小平的事业”，在各个方向都刹住了最危险的苗头。这条路线只要能在今后的十至二十年内维持住国内秩序，中国就可以迈过崛起过程中最后一个险关。以后的领袖，即使再犯大一些的错误，中国这艘大船就算是已经驶过了历史三峡，不可能翻船了。而在今天，这船则还是可能翻覆的。 听完上述的萧先生的大段核心论述，本人还是相当地惊异。因为本人和国内社科界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类似，觉得东西方的制度还是各有利弊，也能够取长补短的。终极模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一种中西合璧。且不谈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制度上必须至少基本西化。 围绕着这个“倚靠威权，强渡关山（峡谷）”的核心概念，我和萧先生还进行了一些外围的讨论。萧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权威主义2.0版本，更类似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出现过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更大程度地运用中国法家的垂直系统来强化权威的有效性，用“禁”来立规矩，用官来作为实施禁的规矩的系统，用中央来约束官，这是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同时又运用网络平台来容纳民意诉求，监督官员腐败，再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激发社会活力，这样一种体制的方向，决不是回到文革时代去，也不是回到文革以前时代去。它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国国家富强与全民小康这样的现代化。 我当然是觉得这种路线的诠释太过于法家。我试图告诉萧先生，法家认为“君主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只是君主实现理想的工具”的思路不是中国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君主虽然贵为“天子”，但并不是“天”，而是“天之子”。他还要服从“天意”“天命”。更接近与“天”的概念的还有“苍生”，还有“天视”“天听”。萧先生告诉我，还有“道”，“天道”。 萧先生认为，从包括“七不准”在内的许多举措，可以理解为用行政手段抑制自下而上的政治抗争与“政治参与爆炸”的非常举措，他推测，随着社会趋向于稳定，社会的自由度会在适当时候适度放松。 他说，一个良性的新权威主义是后发展国家转型阶段所必需，舍此没有其他路可走。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权威主义的历史经验来看，良性新权威主义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一是尊重常识理性，避免意识形态对判断的干扰，二是尊重社会多元，避免用行政大一统压制社会活力，三是尊重问题倒逼条件下的制度创新。避免用一成不变的传统制度“以不变应万变”。 我和萧先生谈到，本人承认，历史的前路绝不只有唯一的一条所谓的“正确道路”。其实在一个相当宽的扇形内，都是可能走通的。现在中国的实际路向显然还在扇形之内。但已经不是我等期待的最活泼自由的理想路向。我等还是期待在萧先生谈到的1.0和2.0之间，可以有一个能让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更加心情舒畅的道路。 我还谈到在一次讨论中听到基层人士说的：“如果不说习挽救了党，至少是挽救了军队。”因为前一届的中央军委，除了主席本人，已经因骇人听闻的严重贪腐近乎被全数拿下。现在军队的情况总是好多了。 我们还谈到，现在基层扶贫已经比以往落实得多。比如每个贫困户由哪个干部负责帮扶，具体金额都要张榜公布，下附举报电话，承诺“凡有举报，必来调查”等。 我还告诉萧先生我前日到杭州龙井茶产区的见闻。当地导游告诉我，以前就是核心产茶区的茶农都是个体经营，他们经不住利诱，还是会从附近产茶区买来类似茶叶冒充龙井茶出售，无法杜绝。现在的办法是，按村成立股份合作社，茶叶由村委会统一收购销售。质量价格国家规定。国家甚至出资把更大的公路和停车场修到村边。这样游客就可以用真实的价格买到肯定的真茶叶了。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想办的事，没有办不到的。”这也是习总“用毛泽东的办法来办邓小平的事情”的一个实例吧。 萧先生提到过去关于2025科技发展目标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可能做得有些过头，有违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智慧，树大招风，显然惊醒了西方，吸引来了特朗普的特别的火力。我们现在不得不品尝过去高调宣传的后果。 本人则对一带一路在中西亚尤其是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地区的大笔投资的获益风险颇有疑虑，我认为中国在南海行事过于高调，可能招致东南亚邻邦的离心和美日的格外的敌意，也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对于目下正与美国火力全开，大肆较量的贸易前锋战，本人和萧先生意见一致，认为中国不致落败。最根本的依据还是在于“新权威主义”相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优势，使得如果贸易战真的全面开打，中国对损失的承受力会比美国高得多。因为中国的民众和资方都会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而美国则显然不是这样。比如具体举例。如果苹果手机被禁止在中国售卖，中国老百姓自然会并不为难地去购买其它品牌手机。而苹果公司在美国恐怕就会和特朗普刺刀见红了。 我谈到现代的人工智能革命，大数据革命可能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颠覆性意义。以前只在科幻小说/电影中出现的天网已经在现实的中国展现雏形。依靠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一个威权的政体对经济和社会全局的全面掌控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臆想。集中的威权政体真的可能比分散的西式政体可以和大数据/天网等有更本质的契合。 萧先生认为，国家可以通过高科技而实现对社会的最有效的管控，国家成为真正的巨无霸，国家是科技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高科技极大地增加了2.0版本的新权威主义的执政能力与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但也同样强化了社会自下而上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能力。前不久发生的北京“野蛮拆迁”事件之所以很快受到抑制，就是与此有关。当今中国，高科技与网络的发展对于政治的双重影响，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深远影响，将在未来越来越深刻地显示出来。有人对此感到担心。但萧先生认为，人类只有在文明进步的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之间讨论过的还有一些主题，并不方便在这里全部转述，请大家谅解。 最后谢谢萧先生送我一本《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我一定抽空认真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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