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一回，發生在二十多年前。

那時我還是個學生。那天和導師討論、修改文章，很晚才離開學校。回家的路上，在我前面，一輛車開得很慢。我又累又困，想快點兒到家睡覺。於是就從右邊超了前面那輛車。說時遲那時快，後視鏡上，看到一連串紅白藍閃光之後，一張100 刀的罰單送到了我手裡。

記得剛來美國時，想事很簡單。上學、免學費、TA、RA，這全都是爭取來的。哪有不爭取免罰之事呢？當時汽油費0.99刀/加侖，100 刀罰單可不算是小數目。我毫不猶豫，就把要求 Court Hearing 的信寄去了。

上庭之前，學校的訓練，使我習慣性的，沿事發地段，把路況、時速標誌以及左右路口，照了十幾張照片。根據周圍環境，我拿定了主意。到法庭上我就說，前面的車閃左燈，要左拐。因此不能算我右邊超車。說實話，警察把我叫住後，前面那輛車的去向，我根本不知道。

Court Hearing 那天，我手裡拿着一疊照片和寫着提綱的一張紙，滿懷信心地走進了法庭。

我還真不記得當時法庭里有多少人，也不記得開庭前有什麼儀式，就記得前面坐着一個法官和一個警官。

法官是個60 歲左右的老頭。他就像學校里的教授，和藹可親，但又嚴謹。旁邊的警官，坐在那裡，上下幌動着手裡的鋼筆。他好像隨時就要往紙上寫點兒什麼？又好像是不耐煩，幌着筆消磨時間，想快快地結束這份兒差事？

沒等我站穩，法官就問：“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趕緊回答：“我是從 XX 大學出來，開向 YY 城的路上。”

剛回答完。突然，我聽到，法庭里響起了很奇怪的聲音。我一愣，用了幾秒鐘的功夫，才意識到，法官正用廣東話問，我是不是從中國來的？

大概是條件反射，我用僅僅會的一點廣東話回答他。我不會講廣東話（Ngo ng sik kong kwong dong wa），接着用英語補充，我只講普通話。

法官會心的笑着，衝着我說：“以後要注意啦。”

在我和法官對話的那會兒，警官手中的筆，一直就停在半空中。他張着嘴楞着。直到法官問他同不同意他的裁定時，他才如夢初醒地點了點頭。

就這樣，我的第一次Court Hearing 結束了。罰款的事被免了。

這第二回Court Hearing，是昨天的事。

去年年底，我開車到 downtown 去shopping，在一個路口向右拐時，被警察攔住。警察說我沒在有 stop sign 的地方完全停住車。

等我被引到邊上停下來，這才看到，前面已有三輛車被截。再往前看，紅綠燈下，三輛警察摩托車橫停在馬路上。那陣式擺得，讓人無容質疑，是市政府缺錢，派他們在這裡守株待兔來了。這次，我沒有聽到警聲響，沒有看到警燈閃，接在手裡的是50 刀罰單。

還是兩個選擇：交錢或上法庭見法官。

如今汽油費已經是3.75刀/加侖了，50 刀不算多。但認了錯，車保險就會因此被抬高，而且幾年不下。說實在的，二十多年了，該交稅時我從沒遲過，該選舉時咱去投票。一直沒給政府機構找過麻煩，並且和它保持着距離，接受它的“服務”。我早就想再去體驗一下政府機構的運作。這可是個機會。於是又一次我寄去了 Court Hearing的要求。

現在政府已不像以前那樣慷慨了。在我居住的州，要求Court  Hearing，可以， 先交25 刀。不服Court Hearing 的判決，可以接着上訴，但要再交 50 刀。

我寄去了25 刀，等着他們安排上Court的日子。

一個多月後，通知下來。我請了一天假，來到了downtown 的地方法院。

法庭上，前面擺着一張桌，桌前桌後放着一對椅子。桌兩邊立着一面國旗和一面州旗。屋裡其餘空間，擺滿了摺疊椅，供上 Court 的人坐。

臨開庭時，屋裡已坐着三十幾個人。白人占着多數。七、八個黑人、西班牙人。三、四個亞洲人。白人富二代有老爸的律師倍着。心虛的東歐同志，找了個在法院做 intern 的哥兒們壯膽。有個爺們還為一個亞裔女友充當翻譯。一個華人大叔，顯得有些不安，想上廁所又怕遲到。

大家都坐着，靜靜地等着，唯有那個intern，老在站着，擺弄着手裡的手機，高聲講話，要表現出他與其它在坐人的不同。華人大叔很自然地請教了這位intern，問他是不是還來得及上趟廁所？intern 同情地回答：“要是我，我一定跑去跑回。”

一會兒，一個法官和一個警官進來，宣布開庭。大家站起來，脫下帽子，舉起右手宣誓，保證講真話。然後坐下來，等着聽呼叫名。

法官又是個老頭，但不像我二十前見的那個有富態。他有意地避免與我們對視，大概因此他可以保持公正，不會因為看到那些令人同情的眼神而放棄原則。警官明顯地比在路上見到的那些要和善。他手裡拿着一疊紙，開始叫名。

很快，有四、五個人被叫去了，放走了。每個人大概花掉兩、三分鐘。法官急促地在紙上寫着，低聲地宣告他的判決，然後把判決結果的copy交給來者。同樣的動作不斷地重複着。一直到叫來一個黑人壯士時，我才知道宣判有辜和無辜的區別。

這位黑人解釋他的case時，用的嗓門比其他人高。Body language 明顯的多，被提問的次數也明顯的多。法官還是急促地在紙上寫着，低聲地宣告他的判決。這次，不同的是，法官沒有馬上交給黑人那張紙。而是先問那位黑人：“服判決就交罰款，否則再交50刀上訴。” “你帶足了錢了嗎？”

華人大叔的罰單數額不低，他的表現還和那個被判有“罪”的黑人差不多。法官和警官吃力地聽着他的辨解。大概是因為他違章的事與接送殘障人士有關而使他倖免於罪。

看過幾個例子後，我心裡就有了把握。被免罰，已是90% 的可能。我決定少說。

輪到我時，我說我停車了， 而且當時的路況使我停了多次。當然，沒忘提到優秀的駕駛記錄。還強調了，我從來不拿安全路規當兒戲。警官說：“我注意到了你的優良記錄。”還沒等他說完，免罰的收據已經拿到了我手裡。

結束時，只有10% 的人被判有“罪”。“碰巧”他們都是黑人。一個說不清他在那裡闖的紅燈。另一個說他U turn的地方，雙黃線是斷開的。還有一個大概是“駕駛歷史”太差，講不清這最近的一次犯規，是在哪裡發生的。這結果存不存在法官的“區別對待”？很難說。

倍伴的律師和法院“內線”，並沒有太多的發言權。帶志願翻譯，是不允許的。誰保證翻出來的和說的是一回事？

通過這兩次經歷，我認為，如果是不太惡劣的犯規，去法庭爭取免罰，成功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