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凱恩斯主義

歷史常有驚人相似的一幕，而且不限地域。在中國演過的，也可能在國外上演。反之，亦然。這一方面說明，人類的記性很差，總是在同一個地方摔跟頭；另一方面，也說明，全世界人民、甚至古代人和現代人，所遇到的問題，也是一樣的。差別是，解決的辦法如何，解決得是否漂亮。

災荒與經濟蕭條，是有人類以來揮之不去的噩夢。范仲淹主政浙西時，就發生了波及整個江浙一帶的嚴重災荒。范仲淹如何應對呢？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此有完整記錄：

皇佑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範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

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澤也。

意譯一下：

1050年，吳中發生大饑荒，餓死的人滿地都是，和電影《1942》一樣。此時，范仲淹在浙江當“人民公僕”。范仲淹的應對之策是，開官倉放糧，募集民間財物，假富濟貧。這，是人都想得到，沒什麼稀罕的。范仲淹的奇招是，組織龍舟比賽，且率領下屬，日日宴飲於西湖之上。自春到夏，終日不絕。又，召集寺廟主持，和他們說：饑荒之時，工錢便宜，趕快大興土木，修寺廟啊。再，修建糧倉和官吏住宅，每天用工上千人。

有一個笨蛋官員，類似今天紀委的角色，看范仲淹如此作為，就寫了一個摺子，參了范仲淹一本。為此，范仲淹也親自寫了一個條陳，為自己辯解說：所以宴飲和大興土木，都是“發有餘而惠不足”，是用富人、富餘的錢，去做應該做的事兒，因此，帶動商業、飲食、務工和製造之興起，每天因此而糊口的，不下萬人。救災和振興經濟，沒有比這更有效的。

實際情況如何呢？

那一年，兩浙災荒重災區，只有杭州社會安定，沒有流民，這都是托范仲淹主政之惠。此後，凡是發生饑荒，各地發官倉之糧，召集民工興修公共設施，遂成為慣例。這種做法，既可以救恤災民，又可以成就公共事業，這都是范仲淹的美澤啊。

不過，也不要高興得過早。我的看法是，雖然范文正公很好地解決了兩浙之饑荒，享譽當時，流芳於今。可是，終究是經驗之談，經濟學在中國從來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更沒有成為科學。這不是范仲淹之過，而是中國學術之致命傷。中國學術從來都是大雜燴——沒有學科分類，也沒有概念之提煉與抽象，更沒有嚴謹的邏輯與方法。到了清代，知識分子的主要學術活動，依然是寫包羅萬象的筆記叢刊，不信，可以去看中華書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筆記叢書——看看當時“先進文化代表者”的學術水平。

同樣、或者說基本一樣的事情，西方人遇上了，會發生什麼呢？1929年—1933年漫捲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凱恩斯趕上了。1933年，凱恩斯出版了經濟學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此書，既奠定了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又確立了凱恩斯的大師地位。凱恩斯主義的基本論點是：市場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在追逐利益的引擎驅動下，工廠大量生產，使得供給遠大於需求，產品過剩，競爭加劇，價格下跌，而勞工就業不足。勞工收入下降，購買力降低，從而進一步拉低價格，經濟蕭條因而由淺入深陷入絕境。

應對之策是：刺激需求。如果是封閉經濟體，則有兩種需求，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如果是開放經濟，還有一個出口需求。比起後來的明清兩代，北宋要開放得多，但時代所限，肯定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范仲淹能用的招數，也就只有投資與消費兩種選擇。

范文正公的投資，主要是兩項。一是寺廟，二是官衙和糧倉。寺廟不是生產單位，而是修養精神之所。寺廟的錢，盡取於民；修建官衙和糧倉，無疑是官府投資，其來源也是民間。所以，以經濟學的視角，均屬於公共投資。不過，兩者還是大有差異的。寺廟是獨立核算的，寺廟之財富也不是隨風吹來的，除非方丈是一個笨蛋或是敗家子，興修或維護寺廟之工作，必是有效率的，不會亂花錢。效率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會出現豆腐渣；第二，人力物力之費，也是精打細算的。

修建官署與糧倉，則不然。所有的公共投資，都是沒有效率的。古今中外，皆然。今日之高鐵，歷史上的衙門，一律。范仲淹也不是神，也不可能避免所有人類都犯的錯誤。可以想見，衙門與糧倉項目，必是沒效率或者是效率不高的，如腐敗、偷工減料、虛報勞力和物料等等。但至少有一個好處，勞力和匠人，能解決吃飯問題。饑荒時期，這也是大功勞一件。

消費也有兩手，一是賽龍舟，二是大吃大喝。先說大吃大喝——窮人是不可能大吃大喝的，只能是富人。在此，是范仲淹及其下屬。古代中國的富人，都是官僚。商人或有發跡者，也與官府有扯不清的關係，是官府的附庸和走狗。這裡有一點疑問，即是公款還是私人吃喝。以范文正公之人品，應該是私款。再者，要是花了公款，監察的奏章就有了用處，報到皇帝那裡，范仲淹就沒有好下場了。事實是，范澄清了自己的行為，顯然，絕不是只靠文章寫得好，而是行得正，沒有占皇帝的便宜，否則，皇帝可不是好欺負的。

富人奢侈了，窮人就有了機會；賽龍舟聚集了人氣，人氣滋生了消費。——人，是社會動物；在家，可以破衣爛衫；人前，可要衣着光鮮。每有聚會，都是一次面子大比拼、奢華大競賽，燈紅酒綠時節，最難仔細。本來不必要的支出，也都如水而去。今日名曰會展經濟，其實，古已有之。

范仲淹與凱恩斯，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大致相同的經濟蕭條面前——只能是大致，不可能是相同；社會不同於自然，自然現象及其規律是可以複製的；太陽照樣升起，哈雷彗星每隔七十六年一定再次光顧地球，但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不存在這樣簡單的周期率——採用了基本相同的應對之策，也取得了大體類似的結果。杭州的饑荒，在范文正公的妙計之下，晏然無恙；凱恩斯也被譽為資本主義的大救星。不僅如此，之後，范仲淹的經濟措施也影響了後人，近歲遂著為令。凱恩斯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獨領風騷。政界學界，人人皆以凱恩斯信徒為榮。

帝制、北宋、范仲淹，資本主義、英國、凱恩斯，時空相隔，世事懸殊，卻上演着驚人相似的一幕。這其中，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隱含着某種必然。究竟，中國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風景？還是普世風景的一部分，值得三思。

2013年6月28日，晚，11：00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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