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礼”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时代，可是，神话时代能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确实少见，或许只有中国一家，这也就是某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文明持续论”——其他文明古国，都找不到老祖宗了，只有中华文明的牌位屹立不到，端端正正，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感到庆幸。想想其他文明的后裔，该是多么悲惨，想哭都找不到地方，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痛哭也是快乐的。

随着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汇合，中国的神话在一天一天地减少，比方说，“地大物博”，现在不提了；可是，“礼仪之邦”的旗帜依然高高飘扬，很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不过，据“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反应，在国外，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俄罗斯，还是我们的近邻东南亚诸国，对中国人的关照都是体贴入微，细致周到，唯恐一处、一时不到位就让中国人失了方寸。中国人光顾的地方，都用中文工工整整地写着：不要随地吐痰，不可大声喧哗，不可如何如何……­­——这些文字，原本用于儿童的启蒙，有时，也被大城市的人用来教训暂居或者刚进城的农民、农民工。

中国人是最讲“礼”的，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行”，凡是不合礼仪规范的事情都是不允许的，可是，为什么中国的礼仪和西方的礼仪不合拍呢？这就要从中国礼仪的本质说起，或者说，要区分中式礼仪与西方礼仪的差别。

“礼”的本意，在于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于创建“和谐”社会。这一点，作为中国礼仪大师的孔夫子讲得很清楚：“礼之用，和为贵”。然而，“礼”作为一种具有一定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必然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颁布到实行的过程，那么，谁是“礼制”的制定者呢？“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具有颁行礼仪的天职，是普天下人民的礼仪“导师”。

大明王朝的土皇帝朱元璋，幼年不幸，身世凄凉，当了皇帝之后，也孜孜以学，不曾有过片刻的懈怠，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勤奋好学，编撰了一部通行全国的礼仪手册《大诰》，明朝的每一个子民，人手一册，日日诵读。明朝是一个“有道”的朝代，所以，人民的言行举止，都由朱元璋一个人说了算，为了落到实处，还在每一个乡村的村口，立一块石碑，刻上全国统一的“礼仪标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刚死，他的儿子就把《大诰》当了废纸，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些曾经把《大诰》背得滚瓜烂熟的乡民们，也把《大诰》忘得干干净净。

这是中国礼仪的第一特点，自上而下，由最高统治者颁布，人民实行，礼仪的合理性由权力的垄断性天然证明。

“礼”的颁布者是皇帝，“礼”的内容呢，则是分等级、明贵贱，建立自权力金字塔以下的层层叠叠的次序。这套规则无所不包，大到天子、诸侯的国土、宫殿、仪仗、车马，小到老百姓的饮食起居，都在其中。“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到哪一座山上唱什么歌”，帝国的人民都可以找到依据，都可以“照章”行事。比如，汉朝为了推行“崇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规定商人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不能佩带金银玉器等等。“礼”不仅及人，也及物；不仅及人造的建筑，就是自然的存在，也要分出等差序列。“五岳”就是这样一个来历，有了皇帝的封禅，“五岳”似乎就成了一等高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

前一阵子，看一个报道，有“好事者”想颠覆原来的“五岳”，重新命名中国东西南北中具有代表性的高山，为这个事情，起了争议，一些人赞同，另一些人反对，凤凰卫视就把两派的人召集来，让他们面对面陈述各自的观点。不过，有一位大导演张纪中的话，却让我恶心。他是反对派，对此，我觉得无可无不可。问题是他反对的理由是：“五岳”是皇帝册封的，是有权威的，可是，现在皇帝不在了，你们重新命名“五岳”，能有权威吗？——原话大概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的意思我却肯定没有经过“艺术加工”，原原本本，一丝不差。说了这些话，张大导演居然很有权威地责问对方：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张纪中这种贱骨头，天下少见；这种奴才相，绝对正宗原版，别人就是想做盗版，也自叹不如啊。

中国礼仪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维持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等级制，把每一个人都嵌入到等级制的方格中，任何一个人想逾越“礼制”规定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现在你想把农民身份转换成城里人一样艰难。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礼制”传达着一种强烈的信号，即默认和遵守集权者制定的礼节，即意味着精神上的服从和归顺，意味着成为天子治下的“顺民”，意味着对集权者的顶礼膜拜。清军入关之后，奉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阿Q革命首先从剪掉辫子开始，这些“细枝末节”在外国人看来，和革命没有任何瓜葛，然而，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非常至极的作为了。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中国式礼仪的最核心内容，充其量不过表达着当权者对下层民众，上级对下级，有钱人对穷人的一种统治、占有、奴役和蹂躏的快感，充其量不过呈现着“沉默的大多数”对权势阶层的一种恐惧、仰慕、阿谀以及极度恐惧和无奈混合着的冷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礼仪是一分为二的：在上者肆意妄为，没有任何“礼制”之约束；在下者机械而僵化，将所有礼仪活动退化为“机器人的舞蹈”——太和殿上三磕九跪的大臣们，哪一个还有一点生物的气象，几乎全都是战战兢兢的木偶。

这种自下而上、单向度的礼节，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形式化和繁琐化。因为，对统治者而言，礼节不过是至高无上的权势的一种最廉价的装饰物，就像一个靓丽女孩身上闪闪发光的玻璃珠子一样。刘邦登基之前，遇到儒生，就把儒学博士的高帽子要过来，在帽子里撒尿；当了皇帝，又行礼如仪，那一套“样板戏”一样的程序正是被他尿过的腐儒排演的。试想，刘邦对“礼节”怀有怎样的虔敬吗？试想，刘邦难道不会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嘲笑那些“木偶大臣”吗？

另一方面，对皇帝之外的所有人来说，“礼制”是被奴役者脖子上越勒越紧的绳子，而追求自主和自由乃是人类之天性。东篱采菊，南山悠然，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除掉礼制的枷锁，追求个人自由空间的幻想却从来不曾坠落，而这种永恒的梦想必然来自每一个人内心对于冠冕堂皇之“礼”的蔑视和淡漠。因此，至少在一点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致的，即：礼，仅仅是也只能是一场空白的戏剧，除去繁琐的仪式和冗长的过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中国式礼仪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礼”是熟人之间的习俗、规范和处事原则，是等级制度的平面化和“圈子”文化的体现，是以自我为中心度量亲疏远近的一种“物以类聚”的过程。这种状况，不需要在历史里寻找，也不需要在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寻找，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们也是以“熟人社会”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比如，在一个单位的班车上，同事之间彬彬有礼，礼让谦谦，俨然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可是，在公共汽车上，这种“和谐”社会的气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能够看到的是一张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或者，在大街上，你要是和一个擦肩而过的外国女孩打招呼，她一定会以微笑作为应答；可是，如果是一位中国姑娘，你大半会被看作“不良少年”了。

中国式礼仪从来不是自由人之间、自发形成的、平等的处事规范，而是不同阶层之间在实力悬殊的状态下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从来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一般原则，而是有效半径局限在熟人之间的“局部真理”——这就是中国人的“礼”。西方礼节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西方礼仪蕴含着自由人平等交往的基本价值观，包含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遍原则，这两点是中西方礼仪的根本差异。

对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和破坏，并不是来自处于散漫状态的自由人，而是来自监狱中规规矩矩的囚犯。在强权和重压之下，保持“良民本色”和“礼仪之民”的中国人，就像是居住在一座没有边界的监狱中的囚犯，一旦卸掉了身上的枷锁，他们就会像越狱成功的暴徒一样，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中国历史上哪一次浩劫，不是懦弱、本分、朴实、守礼之农民所为，这是被礼制压抑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在和平时期，重压解除之后的恰当表现就是：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坏一切可见的规矩，以此作为自我存在、自我发现、自我宣泄、自我调节的渠道。

大学毕业生扔到宿舍楼下的碎啤酒瓶，可以作为本文最直接的证据。

但是，这种“被压迫者的狂欢”并不是个性解放的标志，相反，却是一个国家缺乏自由、社会缺乏沟通、民众缺乏自律的明证。换句话说，一个人在缺乏监督和约束的状态下，就没了规矩，“想干吗就干吗”，也不是个人自主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幼稚和奴性的残余——因为，只有孩子需要照看，只有奴隶需要监督，自由人是为自己而存在的，是自我管理的。本文的原意，也不是给中国人的各种反礼、“非礼”行为寻找历史根据，而是说明——中国的礼节是一种外力强迫的、非自主的、空洞化的、熟人之间的和残缺的礼节，距离自由人之间自发达成的平等礼仪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由人缔造自由社会”。

                                                                                           全文完，2006年9月8日星期五

后记：

这篇文字，来自我的上课经历——《电子商务应用和技术》，是经管学院的公共课，上课人数特别多，我讲了三次，每一次都在200左右，这学期更多，265人。这么多人在一个教室，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安静。

我奉行自律、平等原则，很少以教师的“权威”指导学生，可是，坦率地说，这种办法是失败的。课堂上，总有很多学生“愉快地”交谈，而且具有持续性，从上课铃开始直到下课铃结束，从不间断。我非常羡慕——因为，45分钟课堂讲义，我总要花至少10倍的时间准备，这些学生不需要任何准备，就能滔滔不绝，真是一种才干。

但是，这种才干在教室里展现是不适当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特殊问题，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是很多中国人的陋习，此外，随地乱吐、横穿马路、四处涂鸦、乱扔垃圾也司空见惯。这种恶习也根本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标志，因为，在国外公共场合用中文书写的禁止性提示，肯定不是写给农民的。我的课堂上全是大学生，没有农民旁听。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中国人的“礼仪”与西方人礼仪的本质差异是什么？为此，写了上文。答案只有一个，此“礼”非彼“礼”，中式礼仪的根本是维持一种等级化的次序，而西方礼仪的核心是自由人之间达成的平等协议。所以，中国人是两面性的——在外力的重压下，规规矩矩，很懂礼貌和礼节；而一旦这种压力不存在了，就无法无天了。

“礼仪之邦”的神话，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