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禮”

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時代，可是，神話時代能從古代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確實少見，或許只有中國一家，這也就是某些專家學者所說的“文明持續論”——其他文明古國，都找不到老祖宗了，只有中華文明的牌位屹立不到，端端正正，真讓我們這些後來人感到慶幸。想想其他文明的後裔，該是多麼悲慘，想哭都找不到地方，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就是痛哭也是快樂的。

隨着中國與世界文明的匯合，中國的神話在一天一天地減少，比方說，“地大物博”，現在不提了；可是，“禮儀之邦”的旗幟依然高高飄揚，很讓中國人揚眉吐氣。不過，據“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反應，在國外，不管是歐美發達國家、俄羅斯，還是我們的近鄰東南亞諸國，對中國人的關照都是體貼入微，細緻周到，唯恐一處、一時不到位就讓中國人失了方寸。中國人光顧的地方，都用中文工工整整地寫着：不要隨地吐痰，不可大聲喧譁，不可如何如何……­­——這些文字，原本用於兒童的啟蒙，有時，也被大城市的人用來教訓暫居或者剛進城的農民、農民工。

中國人是最講“禮”的，所謂：“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行”，凡是不合禮儀規範的事情都是不允許的，可是，為什麼中國的禮儀和西方的禮儀不合拍呢？這就要從中國禮儀的本質說起，或者說，要區分中式禮儀與西方禮儀的差別。

“禮”的本意，在於調節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在於創建“和諧”社會。這一點，作為中國禮儀大師的孔夫子講得很清楚：“禮之用，和為貴”。然而，“禮”作為一種具有一定強制力的社會規範，必然有一個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從頒布到實行的過程，那麼，誰是“禮制”的制定者呢？“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具有頒行禮儀的天職，是普天下人民的禮儀“導師”。

大明王朝的土皇帝朱元璋，幼年不幸，身世淒涼，當了皇帝之後，也孜孜以學，不曾有過片刻的懈怠，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勤奮好學，編撰了一部通行全國的禮儀手冊《大誥》，明朝的每一個子民，人手一冊，日日誦讀。明朝是一個“有道”的朝代，所以，人民的言行舉止，都由朱元璋一個人說了算，為了落到實處，還在每一個鄉村的村口，立一塊石碑，刻上全國統一的“禮儀標準”，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朱元璋剛死，他的兒子就把《大誥》當了廢紙，再也沒有提起過，那些曾經把《大誥》背得滾瓜爛熟的鄉民們，也把《大誥》忘得乾乾淨淨。

這是中國禮儀的第一特點，自上而下，由最高統治者頒布，人民實行，禮儀的合理性由權力的壟斷性天然證明。

“禮”的頒布者是皇帝，“禮”的內容呢，則是分等級、明貴賤，建立自權力金字塔以下的層層疊疊的次序。這套規則無所不包，大到天子、諸侯的國土、宮殿、儀仗、車馬，小到老百姓的飲食起居，都在其中。“穿什麼衣服坐什麼車，到哪一座山上唱什麼歌”，帝國的人民都可以找到依據，都可以“照章”行事。比如，漢朝為了推行“崇農抑商”的政策，對商人實行嚴格的限制政策，規定商人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不能佩帶金銀玉器等等。“禮”不僅及人，也及物；不僅及人造的建築，就是自然的存在，也要分出等差序列。“五嶽”就是這樣一個來歷，有了皇帝的封禪，“五嶽”似乎就成了一等高山，可以“一覽眾山小”了。

前一陣子，看一個報道，有“好事者”想顛覆原來的“五嶽”，重新命名中國東西南北中具有代表性的高山，為這個事情，起了爭議，一些人贊同，另一些人反對，鳳凰衛視就把兩派的人召集來，讓他們面對面陳述各自的觀點。不過，有一位大導演張紀中的話，卻讓我噁心。他是反對派，對此，我覺得無可無不可。問題是他反對的理由是：“五嶽”是皇帝冊封的，是有權威的，可是，現在皇帝不在了，你們重新命名“五嶽”，能有權威嗎？——原話大概不是這麼說的，可是，他的意思我卻肯定沒有經過“藝術加工”，原原本本，一絲不差。說了這些話，張大導演居然很有權威地責問對方：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嗎？張紀中這種賤骨頭，天下少見；這種奴才相，絕對正宗原版，別人就是想做盜版，也自嘆不如啊。

中國禮儀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維持一種遍及全社會的等級制，把每一個人都嵌入到等級制的方格中，任何一個人想逾越“禮制”規定的界限，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現在你想把農民身份轉換成城裡人一樣艱難。

正因為上述原因，中國“禮制”傳達着一種強烈的信號，即默認和遵守集權者制定的禮節，即意味着精神上的服從和歸順，意味着成為天子治下的“順民”，意味着對集權者的頂禮膜拜。清軍入關之後，奉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政策，阿Q革命首先從剪掉辮子開始，這些“細枝末節”在外國人看來，和革命沒有任何瓜葛，然而，對於“禮儀之邦”的中國人來說，這可是非常至極的作為了。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中國式禮儀的最核心內容，充其量不過表達着當權者對下層民眾，上級對下級，有錢人對窮人的一種統治、占有、奴役和蹂躪的快感，充其量不過呈現着“沉默的大多數”對權勢階層的一種恐懼、仰慕、阿諛以及極度恐懼和無奈混合着的冷漠。所以，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禮儀是一分為二的：在上者肆意妄為，沒有任何“禮制”之約束；在下者機械而僵化，將所有禮儀活動退化為“機器人的舞蹈”——太和殿上三磕九跪的大臣們，哪一個還有一點生物的氣象，幾乎全都是戰戰兢兢的木偶。

這種自下而上、單向度的禮節，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形式化和繁瑣化。因為，對統治者而言，禮節不過是至高無上的權勢的一種最廉價的裝飾物，就像一個靚麗女孩身上閃閃發光的玻璃珠子一樣。劉邦登基之前，遇到儒生，就把儒學博士的高帽子要過來，在帽子裡撒尿；當了皇帝，又行禮如儀，那一套“樣板戲”一樣的程序正是被他尿過的腐儒排演的。試想，劉邦對“禮節”懷有怎樣的虔敬嗎？試想，劉邦難道不會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嘲笑那些“木偶大臣”嗎？

另一方面，對皇帝之外的所有人來說，“禮制”是被奴役者脖子上越勒越緊的繩子，而追求自主和自由乃是人類之天性。東籬採菊，南山悠然，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除掉禮制的枷鎖，追求個人自由空間的幻想卻從來不曾墜落，而這種永恆的夢想必然來自每一個人內心對於冠冕堂皇之“禮”的蔑視和淡漠。因此，至少在一點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一致的，即：禮，僅僅是也只能是一場空白的戲劇，除去繁瑣的儀式和冗長的過程，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中國式禮儀還有另外一個鮮明的特點，即“禮”是熟人之間的習俗、規範和處事原則，是等級制度的平面化和“圈子”文化的體現，是以自我為中心度量親疏遠近的一種“物以類聚”的過程。這種狀況，不需要在歷史裡尋找，也不需要在費孝通所說的“鄉土中國”尋找，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人們也是以“熟人社會”的方式來處理人際關係的。比如，在一個單位的班車上，同事之間彬彬有禮，禮讓謙謙，儼然是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可是，在公共汽車上，這種“和諧”社會的氣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能夠看到的是一張張沒有任何表情的臉。或者，在大街上，你要是和一個擦肩而過的外國女孩打招呼，她一定會以微笑作為應答；可是，如果是一位中國姑娘，你大半會被看作“不良少年”了。

中國式禮儀從來不是自由人之間、自發形成的、平等的處事規範，而是不同階層之間在實力懸殊的狀態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從來不是面向社會大眾的一般原則，而是有效半徑局限在熟人之間的“局部真理”——這就是中國人的“禮”。西方禮節的形成，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可否認，西方禮儀蘊含着自由人平等交往的基本價值觀，包含着“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普遍原則，這兩點是中西方禮儀的根本差異。

對和諧社會的最大威脅和破壞，並不是來自處於散漫狀態的自由人，而是來自監獄中規規矩矩的囚犯。在強權和重壓之下，保持“良民本色”和“禮儀之民”的中國人，就像是居住在一座沒有邊界的監獄中的囚犯，一旦卸掉了身上的枷鎖，他們就會像越獄成功的暴徒一樣，肆無忌憚，無所不為。中國歷史上哪一次浩劫，不是懦弱、本分、樸實、守禮之農民所為，這是被禮制壓抑的一種極端表現，而在和平時期，重壓解除之後的恰當表現就是：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壞一切可見的規矩，以此作為自我存在、自我發現、自我宣泄、自我調節的渠道。

大學畢業生扔到宿舍樓下的碎啤酒瓶，可以作為本文最直接的證據。

但是，這種“被壓迫者的狂歡”並不是個性解放的標誌，相反，卻是一個國家缺乏自由、社會缺乏溝通、民眾缺乏自律的明證。換句話說，一個人在缺乏監督和約束的狀態下，就沒了規矩，“想幹嗎就幹嗎”，也不是個人自主的一種表現，而是一種幼稚和奴性的殘餘——因為，只有孩子需要照看，只有奴隸需要監督，自由人是為自己而存在的，是自我管理的。本文的原意，也不是給中國人的各種反禮、“非禮”行為尋找歷史根據，而是說明——中國的禮節是一種外力強迫的、非自主的、空洞化的、熟人之間的和殘缺的禮節，距離自由人之間自發達成的平等禮儀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自由人締造自由社會”。

                                                                                           全文完，2006年9月8日星期五

後記：

這篇文字，來自我的上課經歷——《電子商務應用和技術》，是經管學院的公共課，上課人數特別多，我講了三次，每一次都在200左右，這學期更多，265人。這麼多人在一個教室，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保持安靜。

我奉行自律、平等原則，很少以教師的“權威”指導學生，可是，坦率地說，這種辦法是失敗的。課堂上，總有很多學生“愉快地”交談，而且具有持續性，從上課鈴開始直到下課鈴結束，從不間斷。我非常羨慕——因為，45分鐘課堂講義，我總要花至少10倍的時間準備，這些學生不需要任何準備，就能滔滔不絕，真是一種才幹。

但是，這種才幹在教室里展現是不適當的——當然，這不是一個特殊問題，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是很多中國人的陋習，此外，隨地亂吐、橫穿馬路、四處塗鴉、亂扔垃圾也司空見慣。這種惡習也根本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農民和農民工的標誌，因為，在國外公共場合用中文書寫的禁止性提示，肯定不是寫給農民的。我的課堂上全是大學生，沒有農民旁聽。

這就需要我們思考中國人的“禮儀”與西方人禮儀的本質差異是什麼？為此，寫了上文。答案只有一個，此“禮”非彼“禮”，中式禮儀的根本是維持一種等級化的次序，而西方禮儀的核心是自由人之間達成的平等協議。所以，中國人是兩面性的——在外力的重壓下，規規矩矩，很懂禮貌和禮節；而一旦這種壓力不存在了，就無法無天了。

“禮儀之邦”的神話，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