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瑞典有调节贫富差距的福利制度。 酿成美国国会暴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引发反精英的政治民粹主义情绪。由于社会和经济差距的扩大,国家对所有人的照顾不够。 美国的公共福利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属于垫底水平。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对贫困人口的救助最少,既没有为困难家庭设立低保项目,也没给全体公民设立健保体系。全球化使很多工人失去饭碗,这就更加剧了美国的经济不平等。 在美国国会暴乱中,有一位来自宾州的八个孩子的母亲。她带头砸窗户,现被通缉。据说她来自衰落的铁锈带地区,那里很多钢铁厂被关闭了。可以想见,那一类贫困地区就成了培植极端主义的温床。 因此瑞典社民党说:为了不落到美国那个困境,我们应该继续把福利,安全和工作放在首位。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现实挑战的具体回答。 欧洲的福利制度来自基督教早期的济贫思想。即使是欧洲右翼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不否定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但是,自里根时代吹起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风潮,其没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在美国造成灾难。 当然,瑞典也有贫富差距问题。由于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开支,以累进税率“控富济贫”,有效地平衡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福利制度完备的国家,人民有生存安全感,幸福指数比较高,因此可以幸免于骚乱。 第三,欧洲政教分离,美国“基督教暴动”。 在美国国会暴乱后,媒体公布了不少证据,如大厦外十字架、“耶稣拯救”标志,进了会议厅基督教旗帜音乐,……。这一切都说明:暴徒冲击国会的性质是一场“基督教的暴动”。 这些年,美国白人福音教徒一边倒挺特朗普,不惜违背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一些教会牧师(包括华人福音派)也成了基督教恐怖主义的危险煽动者。福音派基督徒变得越发偏执狂热。这些宗教右派梦想勾结特朗普,排斥多元文化,在美国建立类似中世纪的神权政治。 对此,瑞典的神学家和基督教代表早就有严厉的批评。他们称特朗普政府为“美国的白人福音派支持者”的“腐败政权”。 当今美国福音派挺特朗普,与二战时德国基督教会与纳粹合作的情形有点相似。但德国及其他欧洲教会在二战后,开展了道德重建的运动,曾与纳粹合作的教会与牧师遭惩罚被唾弃。经过人文精神的洗礼,当今欧洲教会大都严守政教分离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