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跨文化高峰論壇官方文件和劉學偉的發言稿 【前言】7月3-4號，在巴黎的盧浮宮內舉行了第三屆中歐跨文化高峰論壇。這個論壇級別很高。細節讀者可以點擊打開該會議的官方文件查看。 作為一位在野的民間學者，能有機會作為7個中國代表（除我之外個個鼎鼎大名）之一在如此高端的學術論壇上發言，當然得感謝我的兩位貴人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黃平先生和著名哲學家趙汀陽先生的抬愛。而且在他們二位的勉力支持下，我還獲得黃平先生任主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聘用為特約研究員。以後參加學術活動，就有了一個正式的學術身份。好像這次，我的頭銜僅是“歷史學家、作家”。 我的發言稿準備了不同長度多種版本。限於時間，當時念出來的只有15分鐘，3000字。這裡發表的是4000字的版本。 我是用中文念的稿子。現場有中英法三種語言的同聲翻譯。但要求事前提供中英或中法文的講稿。比如我這篇，至少結論那個部分，如果當場現翻，只怕真有難度。 大家看了我的文章，一定注意到，我的見解並不完全符合官方意識形態。比如我講“國際共產主義已經走入歷史”。但並未受到官方的任何壓力。黃趙二先生的說法居然是：“學術自由，沒有禁區。”他們說，文化部也沒有給他們下達任何限制指令。 當時文章念完後，會場有相當熱烈的鼓掌。過兩天我把音頻放上，你們可以聽。這可是僅有少數發言者得到的待遇。由於時間限制，並沒有充分的討論。不過私下有好幾個法國人給我說，他們贊同我的至少一部分看法。當然也有不贊同的。 會後大概還會有一個文集出版，但那至少要等一年以後。 這裡大家看到的只是我本來準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我有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書，正在與出版社研商出版事宜。一年之內，應當可以與大家見面。 宋魯鄭先生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他又一篇側記。這裡給一個鏈接，大家可以參看。 第三屆中歐跨文化高峰論壇官方文件中文版點擊打開 
台上有四個中國人。左起第三人是我們的隊長黃平先生。第四人是現場主席我的川大同學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力，第六人是著名哲學家趙汀陽，第八人是本人劉學偉。可惜現場光線太暗，看不清。
與會五個代表在盧浮宮與蒙娜麗莎合影：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本人，哲學家趙汀陽，黃平所長，小康雜誌社長舒富民 孔泉大使在官式宴會上講話，他右面是文化部蔡部長。 加權民主 —循中道致良治 尊敬得各位學者和所有聽眾，你們好！由於機會寶貴，時間有限，能不說的話都不說，我今天僅就西方的正統政治基礎理論和實踐提出三點補充和質疑。 一、人民主權應當接受足夠的約束制衡 西方政治理論的最基本核心就是盧梭提出的人民主權論。這個理論與憲政、法治和分權制衡構成西方政治大廈的四根梁柱。與其它三根梁柱相比，這個人民主權之柱似乎日益甚至過度地變得粗壯。以此為意識形態依據，二戰以後，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直接的普選制度。但是這個直接普選制度，在近年甚至在大多數主要的發達國家，也表現出嚴重的運行窒礙。其最明顯表現是：一方面制度始終受到權貴集團太多的私下控制，另一方面，社會下層的權益通過多數的選票也還是得到稍嫌過度的表達。兩邊一起向掌權者施壓，最後結果就是關在籠子裡的軟弱的政府既不敢多徵稅，也不敢削減福利，那就只有積累債務一條出路了。這條借債之路西方已經走了三十年。眼下看已經顯然是走不下去。 本文第一個重心：在地球上現行的主流意識形態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過度抬高。人民成了當然真理、正義和正確的化身。西式的以普選多黨輪替為特徵的民主制度也成了唯一正確的政治制度。這兩個迷思必須被擊破。 事實上，人民在太多的時候都不能當家做主。他們經常被愚弄，被利用，被出賣後還幫着數錢。當然這類情形多數出現在落後國家。而在發達國家人民能夠當家做主的時候，又經常做不出好主。比如西方現在的債務危機就是人民當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當家做主的後果。 西方政治哲學有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先把一切官員都假設成壞蛋，設計種種牢籠，把他們關起來不讓作惡。但同時又有另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把全體的人民假設成道德上毫無瑕疵，能清醒地識破謊言，看透當下歷史迷霧的神祗。 從前一條出發，在重重的限制下，西方的政府總是偏於過度弱勢。然而事實上那些呆在牢籠中的權力既扛不住金錢的侵蝕，也抵不住民眾的貪慾，還經常犯下一些激情短視的錯誤。 而後一條則完全是一種天真的幻想。事實上，人民的全體和個體的人民一樣，都有明顯的天生的無法免除的人性的缺憾，比如好逸惡勞貪得無厭，比如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比如躲避責任自欺欺人等等。 西方政治哲學總是假設他們的制度，包括這個制度的主人—公眾，不是不犯錯，而是一定知錯能改，而且改得迅速。這叫做“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但事實上，至少在某些方面，這個制度犯下的錯誤改起來非常困難。比如由公眾貪慾導致的過度福利。還有些錯誤，大概根本就沒法改。比如由直接普選導致的民粹泛濫，或稱過度民主。 其實，如果沒有直接普選制度，天生就有的公眾貪慾並不可能對西方的政治產生那麼大的壓力，也就很可能不至於導致現在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 西方的制度設計到處都在講究分權制衡。可是偏偏在這個最關鍵的地方忘記了設計足夠的制衡。 本文第一個結論：任何權力權利如果沒有足夠的約束制衡，都會自動地被濫用。民權也不例外。所以民權、政權和資本的權力都必須被放進籠子。問題是這個能把三者都關起來的籠子得用什麼材料製造？又應由誰來管理？我們找不到全知全能的神，還是只有自己來想辦法。我覺得，唯一能想到的辦法還是分權制衡。這三項權力（利）中，還得有一項必須至少處於相對主導的地位。想來想去，還是只有讓政治權力略強，弊端還能最少。因為資本專制和民眾專制會比政府專制更可怕。政府站在資本和民眾中間，地位也天然地更適合於去協調節制兩方。 二、對人類政治發展終極模式的一個新哲學設想 根據參與分權的人的數量，可以把共和制度分為寡頭共和、貴族共和、加權共和和民主共和。 除了參與的人數不同之外，共和與民主的差別主要在於參與共和的方式。後者只數人頭，參與者身份人人平等。前者是按團體參與。各團體的權重並不僅依人數來計算。 比如羅馬共和國的公民大會按財產多寡分成六個等級。每個等級一百票。但越是高的等級事實上人數越少。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近代的300年的大英帝國都是這類加權共和的最成功範例。 西方的政治哲學簡稱民主主義—人民被稱為國家的主人。東方的政治哲學則可概括為民本主義—人民被視作國家的根本。從目標而言，都是把全體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至少是很高的位置上的。這點沒有區別。區別就在於保障民眾權利的方式。西方的制度的核心是通過選舉讓治理者得到民眾的明確授權。東方的制度則通過一些相對模糊的程式去感知必須順應的民心。 事實上，西方的主義失之於太過明確。似乎把藝術簡化成了數學。而東方的主義則失之太過籠統，給一些不良的統治者圖謀私利留下了太大的缺口。 西方的制度的最大優點就是它有近乎絕對的合法性。即使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比如像現在的希臘），人們能想到的也只是換政府，而絕想不到修改制度。第二個優點是程序明確，照章辦事，總有一個總統可以選出來。缺點就是極易造成社會分裂、選民的短期訴求和政治家的短期行為。 這裡得到的民心授權似乎很明白無爭議。其實認真深入探討哪會沒爭議。比如今天在投票箱或民意測驗中得到的民心，過些日子還能是同樣的民心嗎？比如打不打伊拉克，打之時和現在可不是一個民意。比如搞不搞某項借債而來的福利？發放福利的時候，民心自然擁護。但到了連本帶息必須還債的時候，這個民心就不太會擁護了。在通常情況下，公眾總是希望政府舉新債換舊債。最好再多借一點再搞一點新的福利。總之，民眾關注的核心就是福利。至於債務，那是政府需要操心的事，不要來煩老百姓就好。 說句實話，選舉表達的直接的民意和人民真正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之間，經常是有着相當遙遠的距離。要彌合這個距離，是一件複雜的工程。今天已經沒有時間在這方面發揮了。 作為本文的總結，我有一個終極模式的特別表述希望引起注意： 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在那裡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我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我認為理想自然在我一貫主張的中道，在取得一個理想的，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經濟共產主義和政治共權主義都認為人類發展的至少理論終點應當是絕對的平等，即使是實際上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說，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我認為這個發展的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裡，適度的其實還是相當大的差距才是終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我尤其認為，這個陳述對經濟和政治同樣有效。 換一個表達方式： 毫無疑義，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但這種擁有並不算數平均。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權，正如一部分人擁有更多一些的財產主權。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當然政治主權的過度不均衡，同財產主權的過度不均衡一樣，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我們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個恰到好處的相對的均衡或不均衡。 上述的表達，為了幫助記憶，我要取一個名稱，想了很久，取不好，只能暫時叫做，相對（不）均衡狀態，或低山淺湖狀態。若是誰能幫我找到一個更好的名稱，本人不勝感謝。 所幸財產的絕對均平的理想，已經被人類徹底放棄，迄今不過23年。但政治權利的至少理論上前景上應然上的絕對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價值，雖然它在過去的也包括未來的任何時候，都做不到。我想做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迷思，糾正過來。 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論真的太過理想主義。我倡導的理論是沒有那樣的道德光環，但我希望它更符合可能是有些嚴酷的社會真實。 三、關於人類政治發展近期未來的一個重大猜想（劉學偉猜想） 作為本文的結束，下面我想放言一個相當不確定的預測，等着未來歷史的證實或證否。 國際共產運動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第一大迷途。所幸已被完全放棄。但也有可貴的遺產留下，那就是社會福利主義。不過就是這個遺產似乎也被過度使用。但是退卻很難。 國際民主運動（定義是多黨普選輪替）可能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第二大迷途。現在正處進退兩難之際。如果西方終於戰勝危機，贏回活力，繼續長期引領世界，我的話算沒說。如果危機遷延不愈，在至多數十年後，終至整體崩盤，那也絕不是人類的末日。我們還可以繼承民主的遺產，那就是共和制度（各類加權折中低度中級民主）和大眾參與。 希臘人，包括他們最傑出的智者亞里士多德，在那個時代，被平等公民權和公民大會決事的思維定勢所禁錮，直到他們的制度崩潰，都沒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為因應由於持續的經濟困難，中產階級已經占不到公民多數的新局面，改行一種民主較少的制度。）也沒有想到，用一個有等級的公民權和尤其是用一個由卸任執政官和其他高官終身任職的元老院決事，希臘人的繼承者，羅馬共和國可以創立一個比全部希臘城邦共和國加在一起還大50倍的事業。 在羅馬共和國之後，還有更加鼎盛輝煌的羅馬帝國。（這裡基本就沒有民主的事了。）這個帝國在西方的歷史上實現了唯一的一次整個文明的統一和同樣絕無僅有的長達200年的羅馬和平。 不應當忘記，在古希臘共和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的末期，到處都是過度的民主、過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經濟危機。而這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成功征服東方所帶來的希臘化。相當大一部分的工商業的機會都跑到了離市場更近，勞動力也更便宜的東方城市。而希臘本土反而因這個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蕭條。這段希臘化的歷史的原因和後果，與當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實是，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從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經濟困難攪在一起的三重危機中成功退卻而最後徹底崩盤。我要問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是，這種類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卻嗎？唉，這些歷史似乎都已經太過久遠，當代的西方人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是，我為那些古代歷史與當代現實的過分相似而深感憂慮。 或許，我說的是或許，在現在的西方民主主導的時代之後，人類會有一個更加和平，更加繁榮，但擁有一個更加溫和而協調的民主的時代。不過，這個時代，也許，再說一次，也許，會被另一個文明所主導。
與著名建築師王澍合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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