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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反對專制的人，往往未必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弄不好還是一個專制思想更嚴重的人；反對專制的人，也未必反對專制本身，只是反對自己不能專制而已。推翻一個專制體制需要的要素並不多，大概有大多數人的憤怒就夠了，但要建立一個民主體制需要的要素就多了，比如如何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培育新的國民素質等等，就好像打破一個舊的器皿很容易，但製造一個新的器皿卻很難一樣。這就是為什麼人類歷史上多少次暴政被推翻，新的統治者也一再聲稱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但公平正義的社會卻一再落空一樣。

現代社會已經有了歐美這樣一種成功的社會制度模式，但這種模式在向各國移植過程中卻出現了許多水土不服的現象，除了民眾缺乏憲政意識，專制文化的強大與頑固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蘇東波實行的民主制度不及西方七國的民主制度那麼完美，甚至日本、意大利的政治格局亦不及英美法的政治穩定、完善一樣的原因。

我說這些話並不是否定民主制度的巨大優勢，更不是說專制體制的什麼好處，而是在於說明，在民主制度這一目前最高端的社會制度在人類社會的落實過程中，由於人類的罪性基因，阻撓她的因素依然頑固而且強大，尤其是推動民主在一些文化和制度落後的國家落地生根，依然是阻力重重，不要希望一朝一夕之間“人間遍開自由花”，也不要一有挫折就失望悲觀。

說實話，中東發生茉莉花革命，比蘇東波巨變還出世人意料，但中東茉莉花革命、專制倒台後，許多國家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同時，也面臨伊斯蘭勢力在政治領域的嚴重回歸，民主的現代政治框架中被宗教勢力乘虛而入，這在埃及的民選政府中表現的特別明顯。

一年前穆爾西借民主體制當選總統後，即違反競選承諾，暗中支持埃及的伊斯蘭政治勢力，強化個人獨裁地位，並迅速激化了同受美國支持的軍方的矛盾，導致了政權的被推翻和今日的大流血事件。這不只是埃及的悲劇，也是世界民主化進程中一次不小的挫折！

埃及流血的原因有四個：一個是穆爾西以民選總統之名，行專制總統之實，二是以世俗總統之名，行宗教領導人之實，嚴重違背民意，激發民怨，埃及民眾反對率達百分之七十。三是穆爾西下台後，支持者長期抗爭缺乏彈性和策略，不反思穆爾西對民主政治的反動，卻一味抗議軍人終止其執政地位。第四個當然是軍人對政治的強力干預以及在結束穆斯林兄弟會抗爭中使衝突升級、惡化。

我們知道，民主政治是一種契約政治，一切當選執政者，都必須恪守承諾為選民服務，不能利用民主程序上台後，便為所欲為。如果嚴重違逆民意，在成熟的民主國家，選民完全可以通過議會終止其權力，而在埃及這樣初生的民主國家，人民利用軍人終止其政權也是其中一個可能的渠道，這是在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曾出現過的政治現象。穆爾西被罷黜，某些時候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民主政治也是一種協商政治，在許多方面要顧及社會現實，不能只顧自我意志，而忘記寬容和包容。埃及是剛起步的民主國家，軍人對初始的民選總統不能要求過高，輕起政變的閥門，固然有民主基礎，但給以後的軍人干政無疑樹立了壞的榜樣；而穆斯林兄弟會的抗爭者，亦應後退一步，爭取下屆大選，不能只是頑固抗爭，更不能訴諸武力，使其組織的恐怖主義色彩更加濃厚。雙方這些有違憲政民主精神的行為，都將最終毀掉自己的家園，當然軍人近日對抗爭者的殺戮更讓人對穆斯林社會的民主前景感到憂心。

由此想到了八九六四的事情，其實，當時中共中央強硬，學生也是共產黨人的思維，要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最後強強相爭，對中共來說雖然名聲受到損害，但仍保住了政權，專制變本加厲，貪腐日甚一日；對學生來說，不僅將自己逼進了死角，也將中共內部的大批改革派人物逼下了台，真是幹了一件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學生的動機當然是好的，但結果卻是非常具有破壞性。也許有人將此要歸於當政者的殘酷，但學生既然要鬥爭，又要對手仁慈，而且不顧形勢環境，不講策略，有勇無謀，不是太天真了一點嗎？更可惜的是，學生學共產黨來斗共產黨，也是學了皮毛，如果學一下朱毛的“十六字令”和鄧小平的韜晦之策，也許不至於血灑廣場，以至最後換來中國二十幾年更加的專制。

講埃及、談六四，我的意思無非是政治固然要講勇氣，但更要講策略。講策略，方能事半功倍。同時民主政治也要更重視規則，好的規則，還要“好”的人去執行、去實施。提升國民的憲政民主素養,其實是一個國家民主運動者必須提前進行的工作，我也是中國憲政和世界民主政治的支持者，但正如前文所言，憲政和民主的實施還有很大的阻力，這些阻力包括專制當權者，也包括你、包括我這樣熱愛憲政民主，但骨子裡卻自私、好鬥、不忍讓、不寬容的普通公民，対這些險礁暗流必須有充分的思想認識！

憲政民主是西方國家的寵兒，也是發展中國家新生的嬰兒或正在孕育中的胎兒。專制者詛咒她死亡，我們卻不能不給她培育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每個人心中有愛、有寬容、講規則便是給她的第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