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為了紀念毛髮動文革50周年，支持者和反對者又發生了大辯論，把個習總也搞得左右為難。在香港，也有60餘名“毛澤東思想學會”的成員，冒着35℃的酷暑高熱上香港中心街區舉着標語，振臂遊行，大呼“只要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批臭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矮子”。

文革似乎並像鄧矮子向年輕人宣傳灌輸的那樣不得人心。那麼文革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初衷是什麼？我們要學會不聽一面之詞，尤其是不聽那些所謂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那些人口中的說法，因為那肯定是不公正的。不同階級的人，在其中恩怨不同，立場自然不同。我們每個人雖然都是普通人，但也要避免皇帝最容易犯的錯誤，懂得“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都要學會做個好皇上好法官，要學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不以當事人身份，不陷入其中，不帶成見地分析問題，不單聽任何一方的抹黑。

連我在生活中也能發現，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極為相信別人的抹黑的，有的時候，我到一個新的環境，哪怕我與那裡的人從無交往，但只要有人在那些人面前無中生有地編造一些故事抹黑我，十之八九這些人會不假思索，信以為真。我就在想，世人還在嘲笑古代的皇帝如何昏庸，如何偏聽偏信，被奸臣誤導，好似自己很清醒的樣子，可要是這些人當政，恐怕還遠不如那些皇帝呢，國家只要三天就亡了。

為此，我製作了三段文革視頻，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收音機里原汁原味的錄音。請大家從鄧矮子歪曲的另一面來了解文革。

請大家看完後想一想，文革的初衷是什麼？為什麼後來會偏離了初衷？文革開始之初，毛是不是已經對可能發生的情況作了足夠的預見，並制定了相應的方案預防？為什麼後來又全面失控，使得運動走向了反面，連他自己也無法駕馭，最後失去了信心，亂了方寸？

但要是沒有文革，任由劉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胡搞，是不是早就實現了今天這種權貴資本主義？中國是不是早就象今天這樣黑惡勢力滿街、鬼獸遍地、邪說橫行？殘酷的現實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鄧矮多年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已經難以欺騙群眾了，群眾已經自發起來反思：文革打擊的勢力究竟是一股什麼樣的勢力？破壞的是誰的伊甸園安樂窩？哪些人的利益受了衝擊？使什麼樣的人有志難伸？保護的又是哪個階級的利益？

文革打擊的是那股隱藏在黨內行資本主義的“封資修”，並不是針對人民的。正如《決定》中說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要“迫害”是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大搞特權、腐化墮落、專門整人害人的“老幹部”“老革命”；還要“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要埋沒那些自恃有知識有文化有手腕有口才，好亂說亂動，躁動不安，自以為是，卻又滿身邪見的“精英”、“能人”、“二道販子”、“勞改分子”的“才華”，這些人大多是在當時被稱為“地富反壞右”，被毛壓迫，“有志難伸”、“白來一世”，只有老老實實做人，它們當然不干，對毛極端仇視，恨之入骨。而文革保護的卻是那些不善投機倒把、崇尚勞動、口拙言少、安貧樂道的安善良民，當時叫做“勞動人民”、“革命群眾”、“貧下中農”，大概算現在叫的“弱勢群體”的利益，那時他們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文革一結束，最先致富的恰恰是那些勞改釋放犯，這些人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二道販子和倒爺，從行賄幹部批條子，套取緊俏物質撈取第一桶金開始，整個社會風氣加速下滑，秩序逐步混亂，邪惡當道，富的都是當年的“地富反壞右”，勞動人民的地位一落千丈。

然後各路“能人精英”紛紛粉墨登場，行坑蒙拐騙的邪術，以求快速致富，沉渣泛起，有膽有力者當車匪路霸、黑惡勢力，手無縛雞之力者，也能憑如簧巧舌，自立邪說，沐猴而冠，包裝成專家登上大雅之堂，都能出人頭地，揚眉吐氣。騙子滿街，出現無數三角債務，無數假冒偽劣，無數攜款潛逃，這都是那些“能人精英”的傑作。

再後來就是當年老幹部老革命親自出馬搞改革開放，為自己的子女掌權經商，量身定做國家的各項大政方針，先以國企改制為名，大肆鯨吞國有資產，讓子女瞬間成為億萬富翁，然後大開國門，“引進外資”，邀“帝國主義”不必再象當年軍艦開道，夾着皮包就神氣活現地回來了，官僚買辦集團打着黨的招牌，與帝國主義聯手大合唱，相互勾結，共同剝削勞動人民。這些常委的兒女，乃至兒媳女婿、侄子外甥，不需努力，都成了國際壟斷資本的大托拉斯。他們亦商亦官，把持國柄，掌握着專政工具，對任何挑戰，近用刺刀機關槍解決，遠用氫彈中子彈威脅，江山穩固，再無後顧之憂，似能永享富貴。

而勞動人民卻跌到了社會最底層，他們的孩子，哪怕讀了博士碩士，也只配在勞動力就業市場排着長長的隊，象蘿蔔白菜一樣被高高在上的常委、部長、主任的子女、管家、師爺、狗腿們挑選，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和文革相比天差地別，淪落為最低層，再無說話的地方，再無講理的衙門。

毛的文革從一開始起就註定要失敗。毛想完成的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欲與天公試比高”，毛再有雄心也不是天公的對手，只能憑着一己之血性，不計後果，去和千萬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剝削階級思想戰鬥，招惹人們千百年來形成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搞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去作一個失敗的孤獨的英雄，去做那些招千人罵萬人恨的事情，卻沒有人能真正理解他。

毛所倚靠的階級，即所謂的“勞動人民”（安善良民），顯然不是那些“地富反壞右”以及“流氓無產者”的對手，照行話講，是“革命的力量仍然遠遠小於反革命的力量”。即便毛能洞若觀火，但文革的任務不可能由毛一個人完成，他需要有一支合格的“幹部隊伍”，可他沒有，他兒子死了，後來連找個靠得住的人繼承他遺志都很難，人亡政息，文革大業不了了之。而他的幹部隊伍，有的要借文革公報私仇，有的兩面做人陽奉陰違，有的打着紅旗反紅旗，有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有的安心要乘亂攪局的，有的不加強學習不能領會精神，有的假裝積極，以極端方式過度“革命，濫用“革命”，以掩人耳目，掩蓋自己的歷史問題。況且無產階級也並非都是勞動人民，不少流氓無產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搖身一變，混雜在勞動人民中掌了大權，讓人難以將其和真正的革命群眾加以區分，而當上紅衛兵造反派，進入革委會工宣隊，欺上瞞下，大肆作惡，整人害人，終將文革帶進死胡同。最可氣的，這些人昨日還是造反派，今朝又稱受害人，反誣自己是上了毛的當，將其罪過全交由毛一人去買單。

《決定》早就預料到隱藏在黨內老奸巨猾的走資派肯定會借運動波及無辜，將運動性質引向邪路，因此特別提到不要將運動擴大化，要控制在合適的範圍，要求：“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都應該團結”。“要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諄諄告誡“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然而事實上，政策到了那些幹部手裡完總是被有意無意地曲解。

《決定》為防止批判侵犯公民的名譽而持慎重態度，說：“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而到了那些別有用心的幹部那裡，又成了另外一副樣子。

《決定》還十分發揚民主，希望能“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以純潔幹部隊伍，事實上在那些幹部的抵制下也沒做到。

《決定》甚至如諸葛神算般早就預料到，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害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在“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會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以各種方式破壞文革，他們會“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事實上，奸人們就是這麼搞的，最後把文革給徹底攪黃，使文革與人民對立，使人民產生厭惡和牴觸情緒，人人自危。

在革命方式上，《決定》也預料到了會發生暴力事件的可能，而特別加以限制，強調“要用文斗，不用武鬥。”“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然而，那些心懷叵測的“幹部”非要偏激地去做，最後真的演變成野蠻的批鬥和慘烈的武鬥，有的乾脆將人打死。

《決定》還預先考慮到，運動可能會影響生產生活與教學，因此特別強調要“妥善安排，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然而到後來，偏偏就搞成了全民大串聯，生產無人管。直到基本生活都無法保證，又再提出“抓革命促生產”。

《決定》深知劉鄧一夥慣用的伎倆，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為了防止運動被這些老奸巨猾的走資派利用，特別規定：“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然而到了執行時，由於隱藏在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已經成了氣候，劉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挑動群眾斗群眾，在文革初就讓工作組把鬥爭對象揪成“噴氣式”批鬥，大搞紅色恐怖，而鄧矮則發明了“畝產萬斤糧”的浮誇風，專門糊弄毛，毛一時不察，信以為真，確實說了過於自信的話，做了錯誤的決策，事後鄧矮就將這些罪過全算在毛的身上，把毛說成瘋子，藉以醜化文革。

結果每次運動都遭這些人暗算，偏離了鬥爭方向，朝着庸俗化、娛樂化、野蠻化的方向發展，每場運動都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巧成拙，事與願違，又引發新的不必要的矛盾，愈來愈偏，終於走向了反面，毛不得已與劉鄧劃清界限，分道揚鑣，向全世界公開自己與它們是“兩個司令部”，使運動更加複雜化，更加難以控制，到後期，幾成亂麻，民心盡失。在林彪叛逃後，毛已感自己做下許多無可挽回的傻事，受人欺騙說了不少收不回來的瘋話，明白局勢已不是自己能力所能駕馭，見敗局已定，對文革徹底失去了信心，悔之不已，卻無可奈何。加上晚年老邁昏聵，再無當年之英明神武，徹底亂了章法，昏招迭出，尤其在繼承人問題上猶豫失策，終使鄧矮逃過一劫，鹹魚翻身。

不過，發動文革是有必要的，畢竟使鄧矮的權貴資本主義晚實現了幾十年，而文革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正氣不敵邪氣，反動勢力依然大於革命勢力所致。無產階級中流氓無產者太多，與勞動人民難以區分，剝削階級思想即使在貧下中農中也根深蒂固，而真正的勞動人民和願意當勞動人民的人實在太少。

復新無意為文革鳴冤叫屈，因為在中國搞文革註定要以悲劇收場，但如果說毛髮動的文革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由於沒有經驗可循而終至失敗，使國家遭受了“浩劫”，毛就算是獨夫民賊的話，那麼那些放着幾千年來行之有效的中華帝制不搞，執意要拿十幾億人當小白鼠，將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當試驗田，美其名曰“搞特色社會主義”，摸着石頭過河，瞎走一氣，行“改革開放”，學“美式民主”的人，更是註定要碰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而成為千古罪人。

毛要是泉下有知，知道中國人現在這樣評價他搞文革，一定會憤憤不平，心裡也有一萬匹草泥馬在奔騰：“我毛某確實犯過不少錯誤，說過不少瘋話，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毛某沒有私心，沒有一個官是像劉志軍向溫塞20億元錢那樣、拍我馬屁、陪我打橋牌上來的，國外沒我毛家一分錢存款。

我若有私心，我奪取政權之後，就該和劉鄧合作，也學他們一樣，復辟資本主義，我何苦叫岸英上朝鮮到最最危險的美國人第一優先轟炸的志司去鍍金？我該叫他去美國讀博士鍍金才是。我可以讓他和岸青、李訥、李敏、遠新一起承包國家最肥的工程，控股最大最來錢的國企，學溫冢寶賣國肥己，賺了是自己的，虧了是國家的，這種生意就算白痴岸青也能做，憑我手中的權力，保證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富翁，與劉鄧和氣生財，何苦反目？我何苦非要發動文革，做那個惡人，和我老婆江青吃飽飯沒事做，非要去割你們寶貴的資本主義尾巴玩，去得罪你們？這對我毛家有什麼好處？

而我卻沒有這麼做。我有權不用，任其作廢，從不考慮為我毛家謀福利，換了你們任何一個，哪個做得到？你們難道非要我這麼做才覺得爽嗎？

我把你們當人看，為工農翻身做主人，為勞動人民爭取應有的地位，不再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讓你們有尊嚴地活着，不惜發動文革，不惜被你們說成是權力鬥爭，而與黨內走資派撕破臉皮，徹底決裂，爆發內訌，大打出手，難道錯了？我為國家從此不用看蘇修臉色，不用怕美帝要挾，能與其平起平坐，而爭取民族解放，獨立自主，難道錯了？你們當真覺得非要淪落到今天這樣給權貴資本主義打零工，給官僚資本家交重稅、當房奴、吃假藥，才算幸福？

早知如此，我不如在我權勢最隆，你們成天在我像前神經病似地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的時候乘機提出恢復帝制，黃袍加身，我諒你們這些馬屁精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那樣我最頭疼的繼承人問題也就不在話下了，遠新就可以名正言順繼承皇位，而不必一會找林一會兒找華當接班人而搞出那麼多麻煩事了，葉、李、鄧也沒有理由與華勾結叛變了。而我卻沒有這麼做，想到這些，我都悔死了！

難怪那個滿清的金復新總說你們中國人不知好歹，不值得同情，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一貫善惡不分，忘恩負義，是非顛倒，恩將仇報，看來是說對了！你們真沒良心，把你們當人看的人，為了你們不惜與走資派拼命的人，你們要罵，把你們當豬看的人，屠殺學生的人，你們卻感恩戴德，認賊作父，言聽計從，信之不疑。你們不反現在騎在你們頭上的走資派貪官，而去反幾十年前的文革，你們有病啊？找抽啊？看來你們的確不值得別人善待，確實只有被餓死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