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家都在抢释永信的人血馒头吃，说释永信这不好，那不好，却总说不到点子上，没人说穿到底谁才是释永信的幕后总老板、大金主和保护伞，看来我不得不出来为释永信大师辩护几句了。

佛教当年还在印度的时候，一切都以僧人能修炼上去为目的，要在人间尽可能逼真地模仿佛界的生活方式修炼。可是佛界那里的生命不需要吃饭，更不需要劳动，更没有货币，而人间不可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劳动，就得生产，手就得触及金钱，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于是佛教的戒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允许僧人吃饭，但只能托钵乞食，不能劳动，更不许收钱做生意。

戒律严苛到只能让施主将食物主动放到钵里僧人才能吃。如果施主对乞食的僧人说：“这棵树是我的，上面的果子你随便摘来吃。”僧人也不能吃，因为去摘果子的动作就是劳动，本身就犯戒了，除非施主把果子主动塞僧人手里，僧人才能吃。

好在印度人没有中国人那样疯狂，那样一切只考虑国家。从没见哪个印度人动不动象疯子一般情绪激动起来，高唱国歌，嚷嚷着要把自己的“血肉铸成钢铁长城”去保卫奴役自己的政权，更不会梦呓般幻想自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尽管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也没有人为了国家的统一愁得夜不能寐，活得都自由散漫，都很洒脱，追求自我解脱，连王朝历史都懒得记，得靠英国人才能将印度统一。印度人对人世间的事情看得很淡，理解修炼，普遍尊重僧人，接受这样的戒律，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僧人无须担忧食物来源。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和尚却很难在中国讨到饭。中国人天生具有不知哪里来的优越感，普遍嫌贫爱富，嫌弃不劳而获的人，认为人天生就应该象牛马一样给人打工当奴隶，对不愿意结婚的人都看不惯，更不会看得起向自己低声下气乞讨的人了，如《药师经》讲的那样：“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若迫不得已施舍了东西，便“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对苦修更是当作天方夜谭。中国人崇拜强权，只对波澜壮阔的天下兴亡、朝代更替、宫廷内斗、弱肉强食津津乐道。你要向中国人讨饭，甚至向亲人求助，中国人能象扔给狗一根骨头那样扔在地上给你就不错了，不会主动把食物布施到和尚碗里。不仅不给你，还会冷言冷语恶毒讽刺：“你年纪轻轻，好手好脚，就不想干活了？就想吃别人的了？我给狗吃也不能给你吃，就饿死你。”以显示自己伶牙俐齿。

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志趣如此不同，如果佛教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还要生搬硬套印度那些僵化的戒律，和尚只有饿死一条路，于是只能进行改良。

大概在唐朝，由百丈禅师推出了著名的“百丈清规”，对戒律作出了重大改革，允许和尚自食其力，从事基本耕作，称之为“出坡”，甚至讲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成为中国丛林制度的基本框架。后来“政策”更加放宽，慢慢也允许囤积物资，积蓄钱粮，购买土地了。以前的僧人得持“不捉金钱戒”，就是说僧人连手都不得接触货币，但在中国和尚又要收门票钱，又要收抽签钱、解签钱，敲木鱼钱、撞钟钱、香火钱、水陆法会超度的钱，很难做到手不碰货币，这条早就实行不下去，而被“变通”得没了，后来推说只要心中没想钱，也可以随便收钱的，很多空谈佛法的佛弟子都不遵守。其实这是中国人那种俗不可耐的习气被迫逼出来的改革。不改革，和尚会被饿死，但这么一改革，和尚的修行也就废了，都去钱眼上打转转了，与佛界的生活方式不搭界了，也就很难用原有的方式修上去了。大家可以扩展阅读，用AI搜搜“百丈清规”，看看到底是我说的这样的。

自此，佛教大为改观。俗人根本不是和尚的对手，和尚又有组织，又不乱花钱，只存净钱，只要放开手脚，不需几代人，钱就多得只能靠收购土地才能花出去。以至于天下良田大部分都是庙产。那些原来看不起修行者的人纷纷沦落为寺院的佃农，给和尚打工，看方丈脸色。以前中国人看和尚穷，一脸鄙夷，连一碗饭都不给人家吃，现在和尚富了，却反而哭着喊着，纷纷争相向寺院捐钱供养抢头香，使得和尚越来越富，这怎一个“贱”字了得？

连朝廷也看得起和尚了，频频出台优惠政策，给寺院减税免税，加速天下财富向寺庙聚集，和尚躺着就把钱挣了，乐得享受。当年哪个名刹的资产输给当今的少林寺？释永信和解放前坐拥万顷良田的方丈相比，只是小富豪而已。

僧人甘愿清贫，求中国人赏口饭吃，中国人不仅不肯布施，还口出恶言，非要把僧人逼着改良佛教，与自己展开竞争，成就了无数个释永信。中国人毁了和尚的道行，自己也没得好处。释永信现象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促成的，是中国人狗眼看人低、为富不仁、悭吝刻薄、不积口德、见识短浅的报应和必然结果，释永信富了，中国人又要眼红，若不是你们一毛不拔，佛教何必改良？哪里出得了释永信？要问谁才是释永信的保护伞？不是什么习家李家，我看就是中国人民。要问谁才是释永信的大金主？不是什么省委民委，我看就是中华民族。该忏悔的应该是你们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