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排行榜》述評 

由好友、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學者王兆鵬先生領銜撰著的《唐詩排行榜》一書，最近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的熱點話題之一。從報刊上到網絡上，從課堂上到研究室，大江南北，都可以聽到、看到相關的報道和討論。在經濟發達而學術貧乏的當下，出版此書居然引起了如此大的效果，實在是難得可貴。作者和出版界的眼光，由此可見一斑。但是，仔細閱讀了多遍該書全部內容、思考了它的研究模式及其部分熱點的報道文章之後，我們發現圍繞此書，學術界和媒體依然還是處在“外面”，沒有深入內在核心，媒體界熱鬧的評述和撰著者內在的用心及其對問題的思考模式形成鮮明的對比，陷入了一種對塔說相輪般的局面。為此，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寫來此文以求正於同道。 
《唐詩排行榜》開創了用計量科學的手段研究唐詩的先河，入選前一百位的名篇有的為大家熟知，有的卻很陌生，令不少讀者感到意外，因此大呼荒唐。他們不禁要問：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樣給唐詩排定座次，真的合適嗎？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我們為什麼要為唐詩排行。 
為什麼會有唐詩排行榜，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需要回答： 
一、排行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二、唐詩排行榜是怎樣篩選製作出來的。 
首先，關於第一點。王兆鵬先生已經在書中解答了：“要說明的是，這個排行榜只能反映榜單內相關詩篇的關注度和影響力的大小，而不能據此評估每首詩的藝術價值和思想意義的高低。排名靠前的詩篇，我們只能說它們在長期的傳播接受歷程中影響力更大，但不能據此說它們的藝術價值更高、思想意義更大。文學藝術作品的人文價值和藝術價值，目前還很難用具體的數據來衡量和測度。” 
唐詩排行榜的目的不是為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蓋棺定論，而是反映歷經千餘年的名篇的認同度和影響力的大小和變化。王兆鵬先生以接受美學作為《唐詩排行榜》的理論基礎，那麼《唐詩排行榜》體現的就是唐詩的“歷時性”問題了，“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會引起不同的理解、評價與效果，一方面因讀者期待視界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作品的‘潛藏含義’逐步為讀者所發現”。簡單地說，排行榜體現的這種變化就是：詩歌的審美標準在不斷改變並且詩歌的潛在意蘊在不斷被發現。《唐詩排行榜》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意義正是在於讓人們關注這種至今未停止的變化，並且研究造成現象的社會思想方面的因素。就拿大家耳熟能詳的一首詩《春江花月夜》來說吧，它的詩學地位的演變堪稱傳奇。《春江花月夜》在所有的唐代選本中難覓蹤影，點評的資料也十分稀少。到了明代，才有高棅的《唐詩品匯》、李攀龍的《唐詩選》、鍾惺、譚元春的《唐詩歸》等幾種選本將其選入。到了清代，《春江花月夜》名聲鵲起，不僅因為選家眾多，而且好評如潮，王闓運的八字大評“孤篇橫絕，竟為大家”才正是奠定了此詩的地位。排行榜體現的這種詩歌地位的起伏，就使得我們必須思考何以不同時代對於一首詩的評價竟然如此不同，其中的審美和歷史原因到底是什麼？唐詩排行榜提出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的解答。用王兆鵬先生的話說，本書只是做了定量分析，並不包括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做的。 
還有一些不明就裡的讀者批評這本書，他們的觀點可以體現在這樣一條詼諧地評論中“李白感到壓力很大，杜甫表示相信政府，王維認為排名神馬都是浮雲，白居易承認奪冠有困難，唐太宗宣布本人及家屬不參加比賽。”他們甚至不在討論詩歌本身，而是在討論詩人的歷史地位，其實這與本書所講的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因為他們把《唐詩排行榜》看作了《唐代詩人排行榜》，甚至是“唐代詩人在個人心目中的欣賞度排行榜”。這不得不說是多少年來詩學教育的思維定勢所造成的。長久以來，我們論詩是先從認識詩人開始的。我們為詩人定性，劃分出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大家和小家之分。更久之前，我們評判一個詩人是看他的階級立場，是不是有足夠的“人民性”和“階級性”。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曾經通過闡釋《三吏》、《三別》來批判杜甫的“人民性”，看似是跳脫了意識形態的約束，其實是為了把杜甫劃歸到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一邊。批判“人民詩人”杜甫實際上是為了獲得更純粹的“人民性”，這是在意識形態介入文學批評的路上越走越遠了。隨便翻翻我們的文學史課本關於唐詩的章節，我們就能看到“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王維”，“邊塞詩人高適、岑參”，“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等標題。這些為詩人定性的標題讓我們在讀其詩之前先識其人，使我們對詩人有了先入為主之見。更不要說連國內流行的幾套著名的古代文學史教材也是建構在以所謂“邊塞詩”為核心主題的著述框架內這一局面了。再加之現代人讀的詩越來越少，我們自己不能認識詩人的全貌，久而久之，文學史強加給我們的對詩人的判斷就變成了我們自己的觀點。我們以為李白只寫浪漫主義的詩，杜甫只寫現實主義的詩，“李杜光焰萬丈長”，他們的詩一定都是好詩。文學史上不見蹤影的詩人，他們的詩一定一無是處。這樣的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有的讀者在見到名不見經傳的崔顥所寫的《黃鶴樓》登上唐詩排行第一位時會大呼小叫的了。他們心裡在想，這第一位應該是李杜的詩啊，甚至王之渙這種詩人怎麼能獨占前十位的兩席呢？可是事實確是只有杜甫的《登岳陽樓》和李白的《蜀道難》進入了前十。有的讀者帶着這樣的思維定勢看這本書，在看到他們心愛的詩人的詩篇甚至無法進入前五十位時，自然會有種種的不滿了，有問題的並不是書而是他們讀詩的眼光。 
錢鍾書先生曾以吃雞蛋還用得着見母雞這樣的玩笑回絕了記者的採訪，那麼那些質疑名詩人進不了榜單前列的讀者不就像是這樣一種人麼：他們只吃固定的幾隻母雞所下的雞蛋，他們被告知這幾隻雞是最好的，因而它們下的蛋也是最好的蛋，孰不知有些其他母雞下的蛋會更加好吃呢！ 
《唐詩排行榜》正可以幫助我們打破這樣的偏見，任何對詩人的神話和妖魔化在排行榜面前都可以煙消雲散。我們熟知的《三吏》、《三別》，只有《石壕吏》入選了前一百名，原來代表現實主義高峰的詩篇並不為古人所重視。最令人吃驚的是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兆鵬先說它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名篇，即使不曉得這首題目的人，也會知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詩句。但是它在古代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卻很小，在三十三種古代選本中只有二種選到它，詩評家對它也不大理會。那麼看來，這首詩就像皇帝的新裝，就連歷代詩評家都看不出它美之所在，我們又何必替他大肆吹捧呢？我在課堂上進行古代文學史教學過程中，就曾多次質疑此詩的價值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其次，關於第二點。在明白了《唐詩排行榜》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唐詩的意義之後，就要探討這份榜單是如何出爐的。基於接受美學的理論“文學的歷史是一種審美接受和創作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在其有接受能力的讀者、善於思考的批評家和不斷創作的作者對文學本文的實現中發生的”，王兆鵬先生將公眾對文學作品的認同度理解為了關注度，為了統計它採集了四個方面的數據：歷代選本入選唐詩的數據、歷代評點唐詩的數據、二十世紀研究唐詩的論文數據和文學史著作選介唐詩的數據。然後按照計量科學的方法，輸入電腦，得到了排行榜的結果。據王兆鵬先生說，選本採集了歷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較大的七十種唐詩選本為數據來源。其中，唐人選唐詩九種，宋金元人選唐詩八種，明人選唐詩五種，清人選唐詩十一種，現代人選唐詩三十七種。這種選擇或稱為“選學”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古代選本與現代選本之比為33：37，三十三種古代選本是經歷了一千五百年的大浪淘沙，擁有廣泛的代表性和認同度。而現代的三十七種選本卻是占了出版流通便利的優勢，在數量上與古代選本匹敵，但它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和認同度呢？這種收錄比例的不平衡具體到每首詩上，就是有八十九首詩的現代選本收入的次數要大過古代選本，只有十一首是古勝今，分別是：岑參的《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杜旬鶴的《春宮怨》，王維的《終南別業》、《過香積寺》，杜甫的《九日藍田崔氏莊》，趙嘏的《長安秋望》，孟浩然的《歲暮歸南山》，盧綸的《長安春望》，崔顥的《行經華陰》，李白的《秋登宣城謝朓北樓》，司空曙的《雲陽館與韓紳宿別》。古今選本收入差最大的是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現代選本被收入次數大於古代選本二十五次；差值最小的是常建的《題破山寺後禪院》和孟浩然的《與諸子登峴山》，現代選本比古代選本多選一次。短短的現代一百年間湧現出的三十七本選本，與悠久的古代一千五百年來的三十三種選本相比，本書的撰著者如此“厚今而薄古”，顯然出現了“選學”方法論上的技術性傾向問題。究竟哪一種具有說服力，我想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想要得出令人信服的數據，除非刪減現代選本的數量減少它們的權重或者按現代選本的比例增選古代選本，我想第一種做法是比較現實的。 
還有一點疑議的就是文學史著作選介唐詩的數據問題。文學史教材和著作都是現代人所寫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讀者的認同呢？除了從意識形態角度寫成的文學史和那些寫完之後就束之高閣的文學史，有多少文學史教材和著作是公眾喜聞樂見的和學術界認可的呢？遺憾地說，應該沒有。文學史教材和著作並不關心讀者關注認同怎樣的作品，它們有自己的一套標準，而且往往是與時代和主流意識脫節，甚至是違背的。所以，不認為應該把文學史教材和著作作為數據的來源。再以《黃鶴樓》舉例子，排行榜中顯示文學史教材和著作一共收錄了九次，但我知道這九種文學史教材和著作中一定沒有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因為游先生的版本中對《黃鶴樓》根本隻字未提。游國恩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是高等院校幾十年來的通用教材，但卻沒有被作為文學史教材和著作的數據來源，不可以說不是一種遺憾，這也更加體現了文學史教材和著作作為統計關注度的數據來源的一種缺陷，它缺乏廣泛的認同度，並且受除了詩歌的審美標準之外的因素影響太深，難以做到客觀公正。關於王兆鵬先生所採納的各種選本、詩評和文學史教材和著作中，在書中也缺乏相應的目錄和索引，我們不知道他選取的是哪些教材和著作？我們無法驗證他們數據統計的真實性。而一個科學結論必須可以得到學術界同道們的驗證和重複證明，這才是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存在的客觀依據。這也容易讓人詬病和產生疑惑，為了體現排行榜的科學性，應該在該書的緒論或前言中加以標明。否則這本書只能被當作趣味學術，而不能讓人嚴肅地對待，缺乏數據索引是很大的一個原因。由於數據索引的缺乏，我們便不能知道一首詩在一個朝代究竟被選入幾本詩選，有幾人點評，這對於了解同一部作品在同時代被不同讀者閱讀所產生的理解和效果設下了障礙。如果具有完備的數據索引，我們便可以研究唐詩“共時性”和“歷時性”兩方面的問題，《唐詩排行榜》不再是縱向的，也是橫向的，真正成為立體的排行榜。 
這本書的排版行文也有提高的餘地。在前言中提到作品注釋和點評由張靜、唐元和郭紅欣執筆，但是在封面和扉頁中卻沒有標註撰著人“郭紅欣”的名字。如果不是在王兆鵬先生的前言中提到了她，我們幾乎不知道她對此書的貢獻。其實，此書最佳的署名方法應該是：“王兆鵬領銜撰著”，而非目前的遺漏郭紅欣也是撰著人之一只署名為“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唐元著” 的現象。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這一節中（見該書222頁第8行）還出現標點符重複的編輯技術錯誤，這些都是出版社的疏忽，希望在將來再版的時候可以改正。 
閱讀本書的“指標解析”部分內容，我們明顯地感覺到幾位撰寫人水平的高低不齊。有些“指標解析”，如《黃鶴樓》、《涼洲詞》、《登高》等，行文中加入了古代經典的詩評和詩話，雖然短小但是十分精幹，可以說十分到位。但是，有些“指標解析”的行文，則明顯屬於“小兒科”和“少兒讀物”級別的，那是因為“指標解析”中缺乏古代經典的詩評和詩話，還需要進行深加工，這些不足的“指標解析”出現在如下幾首詩歌中，即：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杜牧的《泊秦淮》，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石壕吏》、《蜀相》、《春望》、《月夜》、《春夜喜雨》、《羌村》，李白的《靜夜思》、《獨坐敬亭山》、《夢遊天姥吟留別》、《秋登宣城謝朓北樓》，許渾的《咸陽城東樓》，李商隱的《馬嵬》、《隋宮》，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過香積寺》，岑參的《逢入京使》、《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趙嘏的《長安秋望》，祖詠的《終南望余雪》，劉禹錫的《竹枝詞》，楊炯的《從軍行》。缺乏古代的詩評，我們便無法得知古人如何看待這些詩以及他們的評價標準。這反映了幾位撰寫人對待撰寫“指標解析”上表現出的學術功力高低的差異。領銜撰著者王兆鵬先生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些“指標解析”文章在撰述風格上和質量上表現出的良莠不齊的現象。這不得不說是白玉微瑕。我們希望將來出版《宋詩排行榜》時或者此書再版時，可以修正我們指出的一些不足。 
總之，《唐詩排行榜》為我們了解唐詩的歷史地位的變遷提供了方便，它啟示我們去發現古人不斷變化的對詩的審美標準，以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雖然還有種種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如果我們拋下過去的詩學教育留給我們的思維定勢，還是會發現《唐詩排行榜》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