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拳史上若乾重大疑難史事考（3） 

一、關於王薌齋先生何時開始在四存學會教拳 

毫無疑問，大成拳（意拳）的出世和張璧對王薌齋先生的來京邀請行為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張璧是何時邀請的呢？此事距今已經有整整七十年了。當事人的雙方全已經成了故人，而王玉芳先生至今既沒能拿出張璧的邀請信，也不能給出準確的來京時間。目前為止盡人皆知的一個大致時間範圍是1937年。邀請人是張璧（還有齊振林）。如，於永年先生的《大成拳站樁與求物》一書、胥榮東的《大成拳：拳禪合一的中國武術》一書、李康的《真正大成拳》一書、林肇倫的《意拳源流述真》一文、《歷史是公正的》一文等。 
有些大成拳著作中就乾脆隻字不提張璧的邀請之事。如，和振威的《大成拳學》第一部中就如此陳述說：“1937年，王薌齋先生在北京'四存學會’體育班傳授功法，弘揚意拳。” 
其中，姚宗勛先生在《意拳：中國實戰拳法》一書中首先肯定了王薌齋先生在1937年秋天比武戰勝洪連順之事，而涉及到在四存學會體育班教拳則提出是1938年。根本沒有提出張璧等人的邀請之事。薄加驄先生、張鴻誠先生的論著中也是如此。 
張璧在1931年11月8日配合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製造了天津事件後，為了躲避張學良部隊對他的追捕，他和日本浪人在11月10日深夜一起迅速逃到了瀋陽。直到西安事變前後，他才偷偷回到北京，等待着重新走入政界的機會。當時他的主子齊燮元出任偽華北政府治安總署督辦，並有偽上將軍銜。終於在1938年的2月25日才給了他一頂新帽子——北京公用管理總局局長。這一消息刊登在2月26日的《實報》上。從2月中下旬開始，張璧才有能力成為王薌齋在北京的真正保護傘。而這個時候，四存學會還沒有設立體育班呢。所以，1937年王薌齋先生來京，並沒有馬上在四存學會傳授拳法。到了1939年12月24日《實報》上發表何紹文的《四存學會的體育班》（此文名稱被人多誤以為是《四存學會體育班》）一文時，文中也只是講：“更籌備月講班、周講班、體育班、遊藝班，暫假金魚胡同一號。”可見，直到這時候四存學會的體育班還是處於“籌備”狀態。而金魚胡同一號並非只是為了練習意拳的場所，而是四存學會的“月講班、周講班、體育班、遊藝班”的一個綜合的臨時辦公地點。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練習意拳場地會頻繁更換，以至於不得不占用姚宗勛先生的私宅這樣一個問題。 
因此，主張1937年或1938年王薌齋先生就開始在四存學會教拳的說法是不妥的。 

二、關於張璧對在京日本人武術活動的態度 

日本人一向自認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在它的每一個占領區，都毫不列外地要舉行所謂的比武大會。其中，日本軍隊中的武術高手在和緬甸與泰國拳師的血腥比武中多次失敗，催使日本軍界高層開始在各占領區插手當地武術界，培養為其所用的武林高手。這大概是某些不懷好意的人把大成拳稱為漢奸拳的起因吧。然而，在整個日偽占據北京的三、四十年代，日本特務機關並沒有任何人把持着或滲透到大成拳的教學和比武活動。甚至當時聰明過人的王薌齋先生居然沒有在張璧的關照下成立意拳研究會。我僅舉出幾個有力的證據就可以證明王薌齋和張璧並非是什麼漢奸。 
第一個證據，日本特務機關在北京最先插手的拳種是通背拳，而不是大成拳。見《實報》1938年2月28日的報道： 
“本市拳術名家郝振芳、許禹生、白樂民等為提倡通背拳法，鍛煉體格起見，特發起組織中國通背拳術專門研究社，並聘日本通背拳名家武田熙顧問，指導一切。” 
這個武田熙並非僅僅只是個一般名義上的顧問，居然是個可以“指導一切”的顧問！他在北京的真正身份是日本興亞院華北地區文化調查官、北平地方維持會第五組(文化組)日本顧問，曾因盜運大尊“河南洛陽龍門石窟佛像”和修改當時北京中小學教材而臭名昭著。在他成為中國通背拳術的全國總教頭之後，當時和他來往最多的是著名太極拳家吳圖南先生。並且，吳圖南先生還親自為武田熙出版的《通背拳術》一書作序。這個時候，無論是王薌齋先生還是張璧，都沒有利用機會成立什麼意拳研究會，相反成立的卻是“中國通背拳術專門研究社”。 
那時剛剛當上北京公用管理總局局長的張璧，並沒有迎合其主子齊燮元和武田熙的旨意，拉大成拳和王薌齋先生下水。 
第二個證據，日本在北京舉行的武術競賽，張璧作為主辦者並沒有讓大成拳參加。見《實報》1941年2月6日報道： 
日本紀元節在北京舉行第二屆武道大會，地點：北京武道殿。比賽分三種：柔道、劍道、弓道。主辦方為華北交通公司。 
而華北地區交通公司的大股東之一就是張璧，他還兼任北京公交電車公司董事長。作為主辦者之一張璧並沒有命令王薌齋先生領大成拳和四存學會體育班成員參加。也沒有把王薌齋先生作為武術教官推薦給日方。 
第三個證據，不論是張璧還是齊燮元，並非是日本人的得意而忠實的奴才。如，日本軍方要人來北京時接見齊燮元時，他居然穿着有滿清五色旗標誌的徽章，他的想恢復大清朝的夢想引起了日方極大地不滿。大漢奸汪精衛更是對他破口大罵，很快，齊燮元就被偽政府撤消了軍權。儘管在戰後漢奸大審判中他被蔣介石直接定為漢奸，並被判處死刑，但是這和張璧、和王薌齋是無關的。個人問題要個人負責。齊燮元走向漢奸，和他本人早期與蔣介石爭權活動中結下宿怨有很大的關係。只是蔣介石的宿敵有的投身了革命，有的則走向了滅亡。有的大漢奸因為與蔣介石私交甚深而得以逃脫死罪，如周佛海和靳雲鵬。 
真正由日偽把持的“中國通背拳術專門研究社”及其所屬武術家們沒有被我們尊敬的武林同道罵為漢奸拳，而沒有任何日偽背景的、還沒有成立什麼研究會、只是隸屬於四存學會之下的體育班正練習的一種新興拳法，卻被人罵為漢奸拳，甚至還出自曾是大成拳（意拳）弟子的李紫劍之口，這豈非咄咄怪事！ 
“漢奸”一般是“賣國賊”同義語。一個武林中人，只要他沒有充當日偽打手和幫凶，哪怕他教了幾個日本兵的弟子，和漢奸賣國賊是不搭界的。因為他所能出賣的只是一身武藝而已。教拳只是他在當時的一種謀生手段。我們可以指責和痛罵他沒有民族氣節，難道就不會學學文天祥嗎？！可是，整個北京，在三、四十年代的日偽政府統治期間，又有哪家哪派拳法、哪個藝術家、哪個學者敢自豪地說：“我們沒教過一個日本人”？！更何況被定成漢奸的是齊燮元和張璧，而不是王薌齋先生。 

三、關於王薌齋和日本東亞武道大會 

李康在《真正大成拳》一書中曾主張：“1949年，日本東京舉辦東亞武術競賽大會，邀中國參加，並通過偽新民學會顧問邀王薌齋出席。偽政權組織了以馬良為首的代表團參加。王薌齋說：'這是兒皇帝的代表團。’以病為由堅辭”。石師薌在《名揚中外的意拳宗師王薌齋》一文中說：“1940年，日本在東京舉行大東亞武術競賽大會，請先生出席，他以腿疾，行走不便而婉辭。不久，復有日人指使張某贈銀萬元以遂先生遠征世界之志，實則陰謀收買，先生亦拒不接納。” 
首先，李康的書中明確寫着是“1949年”，我可以原諒他這一過錯，可能是排版致誤的原因把“1940年”排成“1949年”吧？然後，我們再來分析李和石二人所主張此說的真假。 
首先，所謂“大東亞武術競賽大會”，其實它的準確名稱是：“東亞武道大會”。舉辦時間為1940年5月18日至20日三天。汪偽政權組織的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如下： 

團長：馬良。 
副團長：宮元利直。 
總務：米倉俊太郎。 
事物：治部貞雄。 
選手監督：郭建章。 
助理：馬璞。 
隨從：法純、靳源。 

武術選手十八名：唐鳳亭、唐鳳台、關雲培、吳斌樓、方枝林、郭憲亞、張思贊、勵勤、馬祖仁、任希昉、李廣遠、龔永福、王保英、王榮標、王俠英、王俠林、寶善林、陳德祿。 
全部名單經日本興亞院華北地區文化調查官武田熙的審查和圈定。他自身是通背拳社的大總管，這次一下子就派出三名還是父女關係的通背選手，可以理解。另外十五名選手中，在1940年的中國武術界的知名度都遠在王薌齋之上，更不用說當時第二代所有弟子們了。換句話說，王薌齋先生那時才剛剛在北京站穩腳跟。看看當時《新民報》上對王榮標的介紹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王榮標亦為此行選手之一，現年六十五歲。原籍安次縣，早年以保鏢為業，為冀、魯、晉、陝、豫、甘一帶有名之鏢師，不獨武功精奧，且於各門各派之工夫學說熟知博記，為現在武術界碩果獨存之飽學人物，現在國內知名之武士多出於王氏門下。” 
遍查當時所有資料，根本沒有類似於“通過偽新民學會顧問邀王薌齋出席”或“復有日人指使張某贈銀萬元以遂先生遠征世界之志”之類的相關記載——而且，所謂的“張某”是誰？假如是張璧為何不敢明說？當時的“銀萬元”是個什麼概念大概石師薌還很模糊吧？他大概根本不知道張璧當時全部家當也沒有達到“銀萬元”這樣一個數目！所謂的“復有日人指使張某”的日本人是誰？還是不敢明說。張某已經是虛無縹緲的人物了，現在又出來一個更加虛無縹緲的所謂日本人，正如不了解恆林和尚的師傅是延樂就編出一個所謂“本空”（本來就是空、就是查無此人）和尚一樣。有些人在文章中很明白說出是“通過偽新民學會顧問”或直接說是武田熙邀請王薌齋出席。此說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至少在我所看到的中日雙方有關1940年東亞武道大會的相關歷史資料中，還沒有發現所謂的“邀王薌齋出席”而被先生拒絕之說。顯然，這件事到是真正是屬於“本空”的。 

四、有關四存學會和武術 

所謂四存是指存人、存性、存學、存治。這一思想的首倡者是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顏元。１９２１年，由嚴修、趙爾巽等四十六人發起，將四存思想實體化，組建了學會（the Society of the Four Princi Ples）。成立前後得到了當時的徐世昌總統的支持。徐還曾下令將顏元和李塨從祀孔廟。本來，四存學會只是個准宗教性的思想團體，但是因為四存思想的創始人顏元和李塨本人喜歡武術，並且身體力行堅持武術鍛煉，這就成為民國時代四存學會開設體育班的直接理由。特別是在當時中國北京開始飽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時，在汪偽政權下過着亡國奴生活的一些舊知識人和官宦人員幻想着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存人、存性、存學、存治，幻想着自身身體上還是健全、健康的——即所謂“曲線救國”路線，為四存學會的體育班提供了生存土壤。 
張璧在四存學會的身份是幹事、名譽董事長，實際上的四存學會大總官。他開設體育班沒有找其他的武林高手，而是直接邀請王薌齋。這一理由他在《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中說得明明白白的，即： 
“我自十七歲走入社會，……到處注意拳術武工超絕的人物。辛亥以後，從沒離開過政治革命工作，也是無時無地不留心武工人才。雖曾見過不少的派別專家，終覺到非廬山真面，始終也沒遇見一種合於人生、適合現代的拳術。” 
但是，正如他所言： 
“及與王薌齋相識，感到他的拳術，意味深長，平易近人，習練稍久，就感覺身體的體認與其他的武功迥然不同，並且是具體功夫，非枝節片面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所想的條件。” 
可見張璧對拳術的甄別還是大有本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