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3） 

一、关于王芗斋先生何时开始在四存学会教拳 

毫无疑问，大成拳（意拳）的出世和张璧对王芗斋先生的来京邀请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张璧是何时邀请的呢？此事距今已经有整整七十年了。当事人的双方全已经成了故人，而王玉芳先生至今既没能拿出张璧的邀请信，也不能给出准确的来京时间。目前为止尽人皆知的一个大致时间范围是1937年。邀请人是张璧（还有齐振林）。如，于永年先生的《大成拳站桩与求物》一书、胥荣东的《大成拳：拳禅合一的中国武术》一书、李康的《真正大成拳》一书、林肇伦的《意拳源流述真》一文、《历史是公正的》一文等。 
有些大成拳著作中就干脆只字不提张璧的邀请之事。如，和振威的《大成拳学》第一部中就如此陈述说：“1937年，王芗斋先生在北京'四存学会’体育班传授功法，弘扬意拳。” 
其中，姚宗勋先生在《意拳：中国实战拳法》一书中首先肯定了王芗斋先生在1937年秋天比武战胜洪连顺之事，而涉及到在四存学会体育班教拳则提出是1938年。根本没有提出张璧等人的邀请之事。薄加骢先生、张鸿诚先生的论著中也是如此。 
张璧在1931年11月8日配合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制造了天津事件后，为了躲避张学良部队对他的追捕，他和日本浪人在11月10日深夜一起迅速逃到了沈阳。直到西安事变前后，他才偷偷回到北京，等待着重新走入政界的机会。当时他的主子齐燮元出任伪华北政府治安总署督办，并有伪上将军衔。终于在1938年的2月25日才给了他一顶新帽子——北京公用管理总局局长。这一消息刊登在2月26日的《实报》上。从2月中下旬开始，张璧才有能力成为王芗斋在北京的真正保护伞。而这个时候，四存学会还没有设立体育班呢。所以，1937年王芗斋先生来京，并没有马上在四存学会传授拳法。到了1939年12月24日《实报》上发表何绍文的《四存学会的体育班》（此文名称被人多误以为是《四存学会体育班》）一文时，文中也只是讲：“更筹备月讲班、周讲班、体育班、游艺班，暂假金鱼胡同一号。”可见，直到这时候四存学会的体育班还是处于“筹备”状态。而金鱼胡同一号并非只是为了练习意拳的场所，而是四存学会的“月讲班、周讲班、体育班、游艺班”的一个综合的临时办公地点。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练习意拳场地会频繁更换，以至于不得不占用姚宗勋先生的私宅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主张1937年或1938年王芗斋先生就开始在四存学会教拳的说法是不妥的。 

二、关于张璧对在京日本人武术活动的态度 

日本人一向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在它的每一个占领区，都毫不列外地要举行所谓的比武大会。其中，日本军队中的武术高手在和缅甸与泰国拳师的血腥比武中多次失败，催使日本军界高层开始在各占领区插手当地武术界，培养为其所用的武林高手。这大概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把大成拳称为汉奸拳的起因吧。然而，在整个日伪占据北京的三、四十年代，日本特务机关并没有任何人把持着或渗透到大成拳的教学和比武活动。甚至当时聪明过人的王芗斋先生居然没有在张璧的关照下成立意拳研究会。我仅举出几个有力的证据就可以证明王芗斋和张璧并非是什么汉奸。 
第一个证据，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最先插手的拳种是通背拳，而不是大成拳。见《实报》1938年2月28日的报道： 
“本市拳术名家郝振芳、许禹生、白乐民等为提倡通背拳法，锻炼体格起见，特发起组织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并聘日本通背拳名家武田熙顾问，指导一切。” 
这个武田熙并非仅仅只是个一般名义上的顾问，居然是个可以“指导一切”的顾问！他在北京的真正身份是日本兴亚院华北地区文化调查官、北平地方维持会第五组(文化组)日本顾问，曾因盗运大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像”和修改当时北京中小学教材而臭名昭著。在他成为中国通背拳术的全国总教头之后，当时和他来往最多的是著名太极拳家吴图南先生。并且，吴图南先生还亲自为武田熙出版的《通背拳术》一书作序。这个时候，无论是王芗斋先生还是张璧，都没有利用机会成立什么意拳研究会，相反成立的却是“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 
那时刚刚当上北京公用管理总局局长的张璧，并没有迎合其主子齐燮元和武田熙的旨意，拉大成拳和王芗斋先生下水。 
第二个证据，日本在北京举行的武术竞赛，张璧作为主办者并没有让大成拳参加。见《实报》1941年2月6日报道： 
日本纪元节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地点：北京武道殿。比赛分三种：柔道、剑道、弓道。主办方为华北交通公司。 
而华北地区交通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就是张璧，他还兼任北京公交电车公司董事长。作为主办者之一张璧并没有命令王芗斋先生领大成拳和四存学会体育班成员参加。也没有把王芗斋先生作为武术教官推荐给日方。 
第三个证据，不论是张璧还是齐燮元，并非是日本人的得意而忠实的奴才。如，日本军方要人来北京时接见齐燮元时，他居然穿着有满清五色旗标志的徽章，他的想恢复大清朝的梦想引起了日方极大地不满。大汉奸汪精卫更是对他破口大骂，很快，齐燮元就被伪政府撤消了军权。尽管在战后汉奸大审判中他被蒋介石直接定为汉奸，并被判处死刑，但是这和张璧、和王芗斋是无关的。个人问题要个人负责。齐燮元走向汉奸，和他本人早期与蒋介石争权活动中结下宿怨有很大的关系。只是蒋介石的宿敌有的投身了革命，有的则走向了灭亡。有的大汉奸因为与蒋介石私交甚深而得以逃脱死罪，如周佛海和靳云鹏。 
真正由日伪把持的“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及其所属武术家们没有被我们尊敬的武林同道骂为汉奸拳，而没有任何日伪背景的、还没有成立什么研究会、只是隶属于四存学会之下的体育班正练习的一种新兴拳法，却被人骂为汉奸拳，甚至还出自曾是大成拳（意拳）弟子的李紫剑之口，这岂非咄咄怪事！ 
“汉奸”一般是“卖国贼”同义语。一个武林中人，只要他没有充当日伪打手和帮凶，哪怕他教了几个日本兵的弟子，和汉奸卖国贼是不搭界的。因为他所能出卖的只是一身武艺而已。教拳只是他在当时的一种谋生手段。我们可以指责和痛骂他没有民族气节，难道就不会学学文天祥吗？！可是，整个北京，在三、四十年代的日伪政府统治期间，又有哪家哪派拳法、哪个艺术家、哪个学者敢自豪地说：“我们没教过一个日本人”？！更何况被定成汉奸的是齐燮元和张璧，而不是王芗斋先生。 

三、关于王芗斋和日本东亚武道大会 

李康在《真正大成拳》一书中曾主张：“1949年，日本东京举办东亚武术竞赛大会，邀中国参加，并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邀王芗斋出席。伪政权组织了以马良为首的代表团参加。王芗斋说：'这是儿皇帝的代表团。’以病为由坚辞”。石师芗在《名扬中外的意拳宗师王芗斋》一文中说：“1940年，日本在东京举行大东亚武术竞赛大会，请先生出席，他以腿疾，行走不便而婉辞。不久，复有日人指使张某赠银万元以遂先生远征世界之志，实则阴谋收买，先生亦拒不接纳。” 
首先，李康的书中明确写着是“1949年”，我可以原谅他这一过错，可能是排版致误的原因把“1940年”排成“1949年”吧？然后，我们再来分析李和石二人所主张此说的真假。 
首先，所谓“大东亚武术竞赛大会”，其实它的准确名称是：“东亚武道大会”。举办时间为1940年5月18日至20日三天。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如下： 

团长：马良。 
副团长：宫元利直。 
总务：米仓俊太郎。 
事物：治部贞雄。 
选手监督：郭建章。 
助理：马璞。 
随从：法纯、靳源。 

武术选手十八名：唐凤亭、唐凤台、关云培、吴斌楼、方枝林、郭宪亚、张思赞、励勤、马祖仁、任希昉、李广远、龚永福、王保英、王荣标、王侠英、王侠林、宝善林、陈德禄。 
全部名单经日本兴亚院华北地区文化调查官武田熙的审查和圈定。他自身是通背拳社的大总管，这次一下子就派出三名还是父女关系的通背选手，可以理解。另外十五名选手中，在1940年的中国武术界的知名度都远在王芗斋之上，更不用说当时第二代所有弟子们了。换句话说，王芗斋先生那时才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看看当时《新民报》上对王荣标的介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王荣标亦为此行选手之一，现年六十五岁。原籍安次县，早年以保镖为业，为冀、鲁、晋、陕、豫、甘一带有名之镖师，不独武功精奥，且于各门各派之工夫学说熟知博记，为现在武术界硕果独存之饱学人物，现在国内知名之武士多出于王氏门下。” 
遍查当时所有资料，根本没有类似于“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邀王芗斋出席”或“复有日人指使张某赠银万元以遂先生远征世界之志”之类的相关记载——而且，所谓的“张某”是谁？假如是张璧为何不敢明说？当时的“银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大概石师芗还很模糊吧？他大概根本不知道张璧当时全部家当也没有达到“银万元”这样一个数目！所谓的“复有日人指使张某”的日本人是谁？还是不敢明说。张某已经是虚无缥缈的人物了，现在又出来一个更加虚无缥缈的所谓日本人，正如不了解恒林和尚的师傅是延乐就编出一个所谓“本空”（本来就是空、就是查无此人）和尚一样。有些人在文章中很明白说出是“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或直接说是武田熙邀请王芗斋出席。此说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至少在我所看到的中日双方有关1940年东亚武道大会的相关历史资料中，还没有发现所谓的“邀王芗斋出席”而被先生拒绝之说。显然，这件事到是真正是属于“本空”的。 

四、有关四存学会和武术 

所谓四存是指存人、存性、存学、存治。这一思想的首倡者是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１９２１年，由严修、赵尔巽等四十六人发起，将四存思想实体化，组建了学会（the Society of the Four Princi Ples）。成立前后得到了当时的徐世昌总统的支持。徐还曾下令将颜元和李塨从祀孔庙。本来，四存学会只是个准宗教性的思想团体，但是因为四存思想的创始人颜元和李塨本人喜欢武术，并且身体力行坚持武术锻炼，这就成为民国时代四存学会开设体育班的直接理由。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北京开始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时，在汪伪政权下过着亡国奴生活的一些旧知识人和官宦人员幻想着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存人、存性、存学、存治，幻想着自身身体上还是健全、健康的——即所谓“曲线救国”路线，为四存学会的体育班提供了生存土壤。 
张璧在四存学会的身份是干事、名誉董事长，实际上的四存学会大总官。他开设体育班没有找其他的武林高手，而是直接邀请王芗斋。这一理由他在《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的，即： 
“我自十七岁走入社会，……到处注意拳术武工超绝的人物。辛亥以后，从没离开过政治革命工作，也是无时无地不留心武工人才。虽曾见过不少的派别专家，终觉到非庐山真面，始终也没遇见一种合于人生、适合现代的拳术。” 
但是，正如他所言： 
“及与王芗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意味深长，平易近人，习练稍久，就感觉身体的体认与其他的武功迥然不同，并且是具体功夫，非枝节片面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所想的条件。” 
可见张璧对拳术的甄别还是大有本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