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解题 

(清)阮元撰。 
阮元，1764～1849，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又良伯，号芸台，又号云台，晚号颐性老人，又号揅经老人，以“小嫏环仙馆”、“小琅盦仙馆”、“文选楼”、“八甎吟馆”、“诂经精舍”等作为斋名。曾任两湖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大学士等。著名彝铭学家和铜器收藏家。他的儿子阮达生也是位精通金文学术研究的高手，并擅长写篆。 
一函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76。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378091～378094。单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单边。白口。宽17.3厘米，高29.8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普555853-56、线普344153-58、线普长311544-47、线普长675732-35、线普长485679-82、线普长664547-50、线普长000640、线普长383484-89、线普长478506-11、线普长637569-74、线普378452-57、线普长013984、线普长019803、线普长677244-49、线普548313-17、线普272074-149、线普013188。 
书名页题字用篆文：“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无落款。有书牌页：“光绪九年岁在癸未六月，常熟鲍氏后知不足斋校栞”。目录后特别说明：“虞山鲍廷爵叔奂甫重校刊”。正文署名为“扬州阮氏编录”。前八卷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后两卷为秦汉器。对文字考证颇为详细，征引古书亦多。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卷首有《商周铜器说》和《商周兵器说》二篇。 
阮氏在序文中尝云： 
古铜器有铭。……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 
此言可谓一语到破金文存在的学术价值。此刊本时有文字漫患现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书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书是“以续薛尚功之后”。而其所辑录之由来，则是： 
友人之与余同好者，则有江侍郎、朱右甫、孙观察、赵银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学博、钱博士、赵晋斋、何梦华、江郑堂、张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与余所自藏自搨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 
故此，此书在材料来源上，可说集当时诸名家藏器之大成。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记载：“阮公保辑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薛氏同其体例，而精博过之。近时讲金石之学者，金少而石多，吾师此书，专以款识名，为薛氏后不可或缺之书”。不仅如此，他还主持翻铸了《散氏盘》等一批商周古铜器，分赠同好。甚至为了给父亲祝寿，还特意铸仿古钟四口，并撰写铭文，一如商周句式。以至于《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盛赞他“身历干、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此书版本颇多，根据容媛《金石书录目》卷二·五中记载：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清扬州阮元编录。嘉庆九年自刻本。光绪五年湖北崇文书局翻刻本。光绪八年常熟抱芳阁刻本。光绪九年改称鲍氏后知不足斋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第二百零九页中收有此书的另一种抄本：“麟石氏抄本。二册。NC2078/7111.01”。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一套，一函三册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381/36。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05915～05917。无鱼尾。无版心。无边。白口。宽17.5厘米，高28.2厘米。书名页题字用隶书：“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落款用隶书：“甲戌正月，庸斋题记”。目录后又有书名页：“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鉏经堂金石跋”。此页后有云： 
此即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也。观此标目题识及册内，先严讳有，改作。阮太傅名处亦有署名处空出而太夫子自填者，则此书先成而积古斋之名转为后起矣。故卷帙编次不与彼本从同。当日刻时必另有样本，此则其祖本也。四册中皆有太傅亲笔。 
稿本前几页为楷书清抄本，亦有涂改。而后则全为行书。 
阮元在金文学术研究上成就很大。除了有名着《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之外，还有《山右金石志》、《揅经室集》、《积古斋藏器目》等多部研究专著刊行。而且，还刊行了一套名为“积古斋藏宋拓摹刻”之书。这套书中最有名的是道光二十八年汉阳刊本的《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一书，每一件铜器下都有阮元题跋，并收有宋至清代有关此器之流传经纬、主要考证观点、以及释文。卷后又收毕良史藏古铜器十五种，阮元对此也作了考证，著述体例同上。 
《山右金石志》前二卷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铭文摹写。对铭文的考证颇为详细。 
阮元序中言此书收录标准为： 
山左兼鲁齐曹宋诸国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金之为物，迁移无定，截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为断。 
故此，研究有清一朝三代青铜器收藏史者，不可不依赖于此书。 
在《揅经室集》一集卷五收为三代古青铜兵器等约十件。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三集卷三收考证三代青铜器文章《商周铜器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山左金石志续》和《王复斋钟鼎款识跋》等十余篇。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记载：“所着揅经室文集，亦多考证金石之文”。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前八卷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卷一和二共计收商代铭文一百七十三器，卷三至八共计收周代铭文二百七十三器。对文字考证颇为详细，征引古书亦多。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卷首有《商周铜器说》和《商周兵器说》二篇。《商器款识》分类为：钟、鼎、尊、彝、卣、壶、爵、觚、觯、角、敦、甗、鬲、蚕、匜、盘、戈、句兵。《周器款识》分类为：钟、鼎、尊、卣、鉶、壶、爵、斝、觯、觚、彝、敦、簋、簋、赢、鬲、盉、匜、盘、甗、戈、戟、句兵、斧、枪、剑、距未、刀璐、削和丰。 
此书的拓本由来，阮充在《云庄印话》一文中曾陈述：“朱椒堂兵部为弼、钱献之坫、宋芝山葆淳、赵晋斋魏、何梦华元锡、张农闻彦曾、张芑堂燕昌，同有金石之癖，曾为文达公摹辑《钟鼎彝器款识》”。嘉庆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阮元聘朱为弼编纂此书。嘉庆九年八月十五日，阮元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作序。则此书定稿。 
阮元在《商周铜器说》中首先指出： 
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贤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器，非有学问同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 
此说是臧武仲的“作彝器……昭明德而惩无礼”说的发展。阮元以器求礼的研究方法虽然不能尽得金文学术研究之奥，但在打破古器物之学的那种“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载道垂戒”学说上有其独到之处。 
关于本书，王国维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评述说：“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求古器，汇集拓本，其集诸家器为专书者，则始于阮文达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阮氏在序文中尝云： 
古铜器有铭。……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 
此言可谓一语到破金文存在的学术价值。 
他在此书中有些观点虽然不是正确观点，但是却值得学术界思考。比如，关于著名的“蔑历”一词的含义，在该书卷五《取尊》考证中，他主张： 
古器铭每言“蔑历”，按其文皆勉力之义，是“蔑历”，即《尔雅》所谓“螽没”，后转为“密勿”，又转为“黾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黾勉从事”，《汉书·刘向传》作“密勿从事”是也。 
显然，这一解释是不能说明铭文中所有使用“蔑历”的场合的。或许只是部分场合有这一含义而已。 
又如，对于著名的“亚”字形图像铭文，阮氏的有些观点颇超时代，他主张； 
古器作“亚”形者甚多。宋以来皆谓亚为庙室。钱献之以为亚乃古黻字。两己相背，己何物耶？盖亚乃两弓相背之形，言两己者伪也。《汉书·韦贤传》师古注曰：“绂画为亚文，亚，古弗字也。”师古此说，必有师传。经传中、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转。《说文》“”解曰：“辅也。重也。”辅者，以辅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记·弓人之菱》，郑注所谓“弓檠是也。”重者，二弓也。《说文》弗字收于部。解曰：“弗，挢也。从从从韦省。”元谓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韦则不知所省，无以下笔。必有后人删改之伪。弗字明是两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义。此会意之旨也。凡钟鼎文作亚者乃以辅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字，亦即是弗字。 
有些观点则十分精准，这反映了他高深的古文字学和经学学养。如，他对《咎父癸卣》铭文中“旅车”二字的解释： 
彝者多以旅车为名。《礼》：“牺象不出门”，而古者师行奉宗庙主与社主，载以斋车，每舍必有馈奠之事。见《周礼·小宗伯》及《礼》曾子问祭器。不可踰竟，故别作尊彝，陈之主车，示敬也。此曰用旅车言用以胪列主车之器也。 
在此书中，他多次引用吴侃叔之论，反映了他对吴氏学说的重视。 
此刊本时有文字漫患现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书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书是“以续薛尚功之后”。而其所辑录之由来，则是： 
友人之与余同好者，则有江侍郎、朱右甫、孙观察、赵银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学博、钱博士、赵晋斋、何梦华、江郑堂、张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聚之，与余所自藏自拓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 
阮氏此书在考证铭文中，尽可能从礼制和历史两个方面入手，寻找铭文的真正含义和学术价值。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如他在该书卷一中对《鼎盖》铭文“堇山乍父乙宝尊彝”的考证，如下： 
案：“堇山”，地不可考。或释作“衡山”。《说文》古“衡”字作“”形，与此相近。《说文》以为古“贤”字。《汉国三老袁良碑文》：“优贤之宠贤”，正作“”。“”字，通“祝”。《说文》解“”字云呼鸡重言之，从叩州声，读若“祝”。案，《列仙传》有“祝鸡公”。《说文》又云：“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此则二口之下作四之形，而不作“州”字。有从兑遗意，较从州得声为更古矣。《说文》解“巫”字云：“祝也”。王逸《楚辞注》：“男巫曰祝”。《礼·曲礼》：“商官六大有祝”，无巫。知商人尊神，巫、祝合为一职也。作器者，古名或系以国，或系以氏，无称“山”者。此曰“堇山贤祝”，意古巫每居山，故《水经注》云：“盐水，迳巫贤山北”。《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盖巫通鬼神，山为积高，神明之区，神巫所游。故山以得名。此铭“堇山”，必神巫也。《书·君奭》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孔传》云：“贤，咸子，巫氏”。《说文》云：“巫咸初作巫，君奭、巫贤又王家”。《马注》云：“殷巫，巫贤盖嗣职为巫。《孔传》训巫为氏者，古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如晋中行氏之类。” 
故此，此书在材料来源上，可说集当时诸名家藏器之大成。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记载：“阮公保辑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薛氏同其体例，而精博过之。近时讲金石之学者，金少而石多，吾师此书，专以款识名，为薛氏后不可或缺之书”。何绍基专门写有《校定阮氏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释文》一文，订正此书中的错误。 
当然，该书在铜器分类和断代上时有错误，还经常有将伪器收入的现象。如，《亚形鲁公鼎》、《嘉礼尊》并非商周时器。《木鼎》乃商代晚期，并非周代。再如，将《尤盘》归入盉类、将《父丁鼎》归入彝类、将《谏豆》归入彝类等分类错误。 
《积古斋藏宋拓摹刻：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书系阮元对王复斋《钟鼎款识》一书所作的题跋，后于道光二十八年在汉阳刊印。书签题字用赵松雪以前为此书所题之篆书。书后又收毕良史所藏铜器十五种考证文章。 
对于吉金拓片，他曾主张： 
《左传》、《国语》、《汉书》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图》无有存者矣。两宋吕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顺伯诸书册所收之器，今亦仅有存者矣。然则古器虽甚寿，顾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后，转不能久，或经兵燹之坠坏，或为水土之沉埋，或为伧贾之销毁，不可保也。而宋人图释各书，反能流传不绝，且可家守一编。然则聚一时彝器，摹勒为书，实可使一时之器，永传不朽。即使吉金零落无存，亦无憾矣。 
另外，他也注意到了铭文铸刻方法的研究。在《孽经室集》三集·卷三《散氏敦铭拓本跋》一文中，阮元就此问题提出了铸刻铭文的四种方法： 
余所见钟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盖有四焉：一则刻字于木，范为阴文，以泥抑之成阳文，然后以铜铸之成阴文矣。一则调极细泥以笔书于土范之上，一次书之不高，则俟其燥而再加书之，以成阳文，以铜铸之，成阴于矣。三则刻土范为阴文，以铜铸之，成阳文矣。四则铸铜成后，罄为篆铭，汉时铜印有鏊刻者用此法，以阴文也。 
对于铜器器形，他多从礼制的角度给予考虑。如，他在《商周兵器说》一文中就曾阐述：“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长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礼，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