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LS通讯》第24期：秘书长黄鸣教授：《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图组考异例说

原创 2017-06-12 黄鸣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秘书长、客座教授兼《AHLS通讯》主编黄鸣教授

【特别介绍】

黄鸣（1976-），男，湖北监利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7年4月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秘书长兼《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主编.

2017年6月当选为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高级研究员、客座教授，是本学会客座教授第一号。

内容摘要：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学界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历史地图集。限于时代因素及成于众手的原因，该图仍有可商榷订正之处。本文在全部考订了其春秋时期图组所标注的1107个历史地名的基础上，考出120个相异之处，并以其中20处为例，总结出距离与方位判断之异、考古遗址判断之异、地理政治军事形势判断之异、两地冲突之异、前后时代政区之异、其地不详之异以及无标注之异等七条致异之由，并配以相关地图进行说明。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历史地理；地图

地图对于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作用甚巨。而传世的历史地图，又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使用最为广泛。此图集合全国历史地理学者之力，历时三十载，终于成为新中国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成果。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此图规模宏大，考订精详，尤其是其绘图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展开的大规模国土测量成果为基础，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是中国历史地图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然而，美玉容有微瑕。谭图成于众手，也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其中，笔者在撰写《春秋列国地理图志》一书时，曾全部考订了谭图春秋时期图组所标注的1107个历史地名20-30，考出了120处与谭图标注相异的地名，约占其总数的10.8%。故撰此文，谨析其因，配以地图，以清眉目，拟贡献愚见于万一。

一、与谭图相异之处的计量分析

本文所考相异之处120处，其分国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相异之处分国数量表

从上表来看，与谭图相异之处较多之处，按数量来说的5个主要集中点是楚国、各小国、晋、齐、鲁。各小国数量繁多，其出入较多自不待言。而楚国在春秋时地域广阔，历史复杂，水道纵横、地形齐备，对其地理判断易生偏差，故相异之处最多。晋为春秋时代与楚相对的大国，其先后涉及地域横跨今陕、晋、冀、豫、鲁数省，容有相异之处。齐、鲁形势，犬牙交错，以鲁中丘陵为分界，一临济、淄数水，一处沂、泗之会，均为历史地名丰富的地区，尺幅之地，地域易于混淆，是以相异之处亦多。

而细考其致异之由，大致如下表所示：

表2  致异之由表

表2  致异之由表

从上表来看，与谭图相异的原因，最多的因素是因为对距离、方位的判断不同，有53处；其次是谭图无标注，而经过考订后补充标注，有24处；再次，通过地理、政治及军事形势对地图加以判读，从而得出与谭图不同的结论，有18处；此外，两地冲突，即此地非彼地，而谭图合为一处，又或者本应合为一地之处，谭图分为两处，有11处。以上为致异较多的因素。

此下各节将分类举例说明之。

二、因距离、方位不同而致异

因距离不同而致异，即本文定位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的定位因特定点的距离判断不同而产生差异，或近或远，从而造成异解。判断其孰是，应以综合性的方法来处理。又，因方位与邻近关系不同，往往导致定位上的差异。古籍记载之方位、方向、道里，往往简略，很多时候，需参照相近地点的相互关系来考定其位置所在。以下举五例以说明之。

1、原，周邑，西周时为姬姓封国，春秋时为周畿内苏氏之邑。后属晋。在今河南济源市庙街村西南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谏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原为文王子原叔始封之国。春秋时属周，为周大夫苏氏所有。《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可见周桓王取郑之四地是实取，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是虚与，盖因此时周王并不能取苏氏之邑与郑国交换也。公元前650年，狄灭温（苏），周王室才实控苏氏之地。公元前635年，在晋文公助周室平定大叔之乱后，周惠王将原赐给晋文公，原地从此属晋，成为晋南阳之地的一部分。其地之所在，按《水经注·济水》：“今济水重源出轵县西北平地，水有二源：东源出原城东北，昔晋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济水重源所发，因复谓之济源城。其水南迳其城东故县之原乡。”又《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一济源县：“济水，在县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其东源周回七百步，深不测。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缭之以周墙，源出王屋山。”古济水上游即今济源市境内北蟒河，发源于山西省阳城县东山乡花野岭，其东源在今济源市西北2公里庙街村，轵县即今河南济源市东南轵城镇，其西北即济源市，则原城当在今济源市之西北。清乾隆《济源县志》卷二：“原城在县西北四里，今呼为原村。……今济庙西龙潭东北有遗址焉。”今定其于济源市西北2公里庙街村西南。《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定其在济源市西北偏北8公里左右，过远。

如下图“原邑图”所示。

2、章华台，楚台名。在今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天竺村北

《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以诸侯落之。”杜注：“台今在华容城内。”古华容县在今监利县西北周家嘴镇北十里的天竺村为中心的区域，其地有数平方公里的古城址遗址，而附近村庄多以“台”为名。或以今潜江市东南龙湾镇放鹰台遗址或其附近的黄罗岗遗址为章华台和华容县遗址。如谭其骧先生说：“《左传》昭公七年杜预注云，章华台‘今在华容城内’；《括地志》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安兴故城在今江陵县东三十里；《渚宫旧事》注台在江陵东百余里；以方位道里计之，则台与县故址当在今潜江县西南。若监利县西北，则于江陵、安兴为东南而非东，去安兴当在百里以上矣。”龙湾遗址发掘后，谭其骧先生又为潜江龙湾遗址题写了“章华台遗址在潜江龙湾”的题词。按谭说似是而非。《水经注·沔水》：“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又有子胥渎，盖入郢所开也。水东入离湖，湖在县东七十五里，《国语》所谓楚灵王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者也。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筑台于章华之上。韦昭以为章华亦地名也。”如按《水经注》之说，则华容县与章华台实是二地。华容县在西，而章华台在华容县东七十五里离湖之畔。如果以潜江黄罗岗遗址或放鹰台遗址为楚之华容县，则其东南七十里今监利境内的为华容城，章华台遗址即在城中，如此则二说皆惬。谭先生用以判断潜江龙湾遗址是章华台的理据是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却忽视了华容城与华容县并不在一处的可能性。盖论者常以华容城当华容县，但城与县，或可分合。殆因城为先建，而县为后设，城与县未必一定同在一地也。《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华容城”条：“在府城东，汉置华容县，属南郡。今监利县即其地也。”《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称《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四荆州府一“章华台”条：“章华台在监利县西北。《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杜预注：‘台今在华容城内。’《水经注》：‘离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括地志》：‘章华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华容世传有章台，非也。古章华在今监利县离湖上。’”唐初安兴县在今荆州市东三十里，其东八十里为章华台，如以章华台在潜江龙湾，则其距离安兴县约五十余里，过近，与《括地志》八十里的记载亦不符。故知《括地志》的里数记载并不精确。而章华台在监利县境的离湖之侧，古今记载皆同，无可置疑。虽不合《括地志》的大略的里数记载，却比潜江龙湾说更为合理。按今监利县境内黄歇口镇以及其东的周老嘴镇之间，清代湖泊密布，有太马湖、古江湖、石头湖等，解放后围湖造田，其地均成为农场，其湖全部消失。这些湖泊，应即古代离湖的遗留，至今已不存。华容城与章华台，即在此湖东侧。综上所述，潜江龙湾遗址应为古华容县所在地，而非章华台所在地。华容城与章华台，则均在今监利县西北周老嘴镇天竺村北。《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标注章华台在今潜江市龙湾镇西北十公里处，既与谭说不同，亦与传统章华台在监利之说不同，不知何据，故订正之。

参见下图“章华台图”。

3、涌，楚水名。今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南分长江水东流，经今江陵市、监利县至洪湖市西境汇入长江

    《左传》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攻楚城门。阎敖游涌而逸。”杜注：“涌水在南郡华容县。”巴人攻下那处，西进至今荆门地区即可南下攻楚，距楚都行军距离约80公里，故楚城门被攻。涌水为古代长江北枝津，自今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南分长江水东流，经今江陵市、监利县至洪湖市西境汇入长江。其水今已湮。其水道，从今沙市区南部向东南经江陵，至熊家场南转向东边进入监利境内，与今天的西干渠河河道相近，在监利泥井口段转而东南行至今洪湖市长江北岸，则其河道已不可辨。《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监利以下河段标为涌水，其上河段标为夏水，实则在古代这一条河段均称之为涌水。不然，楚閰敖在巴人攻郢都之时，惧而跳进涌水游泳而逃，如果涌水只是在今监利这一段的话，那么阎敖所跳之水与郢都未免相隔太远了。揆之情境，不能吻合也。参见上图。

4、王官，晋地。其地在今山西省临猗县南王寮村与官庄村之间。刳首，晋地。在今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南

《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即此。《水经注》：“涑水又西径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 《括地志》：“王官故城在蒲州猗氏县南二里。”按猗氏县为汉县，其地在今山西省临猗县南铁匠营村。村南数里今有王寮村与官庄村。王官故城殆即此地。其北十余里为涑水。此与《水经注》所记载的涑水过左邑（今闻喜县），西流过王官城北吻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将其定位于今山西省闻喜县南误。

又《左传》文公七年载晋军迎战秦军，“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按令狐在今山西省临猗县令狐村，又《水经注》称刳首在令狐之西三十里，揆之里程，则刳首在今临猗县临晋镇南，在解梁城之西。《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定其在解梁城之东，误。以上两地，因方位判断失误而致异，

见下图“解梁城附近图”。

5、平阳，秦都，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杨家沟村附近

    秦都于平阳，《史记·秦本纪》载宁公二年徙居平阳，《正义》曰：“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又《水经注·汧水》：“汧水东南历慈山，东南迳郁夷县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郿之平阳亭也。……汧水又东流注于渭。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按汧水即今陕西省千河，因流经千山脚下，故名千河。郁夷县为西汉置，治所在千河入渭之处。按《水经注》，则平阳故城在千水尚未入渭之前即已经过，则其故城当在今千河入渭处之北。其地当在今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北杨家沟村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定其在今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误。

见下图“平阳图”。

三、考古遗址判断之异

地不爱宝，随着中华大地文物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不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未发掘的考古遗址得以发掘，也扩充了我们对于春秋时代方国与城邑的认识。通过考古遗址的位置，我们可以判断一部分地点的定位是否正确。以下举一例说明。

1、昌衍，即昌平乡，鲁地。在今山东省曲阜市苏家村东北

《左传》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杜注：“鲁县东南有昌平城。”《春秋地名考略》卷二：“今兖州府东南八十里有昌平城，又城西有昌平驿，亦袭此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乡在尼山西南，北临沂水，陬邑为其属邑。地在今曲阜市苏家村东北，其地现有昌平乡故址。《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定于尼山东南二十余里，在今泗水县境内，失之过远。

见下图“昌平乡图”。

四、地理与政治、军事形势判断之异

在古典学的研究中，有一种情形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即现有的记载不足以判断其结论，但如果结合地理、政治、军事形势来判断的话，则该问题可能只有唯一的解释，只不过这种解释未被前人完整记载下来，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推断与判定。在本研究得出的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代图组相异之处中，有18处是使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判定的。此种方法，属于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的范畴，在学术研究中自有其作用。以下举四例以明之。

1、那处，楚地。在今钟祥市西南刘路湾村附近

《左传》庄公十八年：“迁权于那处。”杜注：“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右会权口，水出章山，东南流迳权城北，古之权国也。《春秋》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权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是也。东南有那口城。权水又东入于沔。”按权水即今荆门市境的竹皮河，该河为汉江下游右岸支流，长72公里。发源于荆门市东宝区子陵铺、掇刀区、钟祥市及沙洋县境内，在沙洋县马良镇蛾子港汇入汉江。按《水经注》的记载，权水东南流经权城北，又东南流至那口城，即那处之地，最后东流经权口汇入汉水。按古时常以两水汇集之处称“口”，则那口城亦在数水汇集之处。考竹皮河进入今钟祥市境后，先后有发源于荆门市东宝区的革集河和官堰河汇入，其汇入之地，地势由丘陵向平原过渡，恰成一口形，其地肥沃，为由上游山洪及汉江淤积形成的沼泽湿地，湖泊众多，1959年曾兴办农场。楚武王迁权人于此，亦足以开垦荒地，收取农赋。故定那处于此。《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那处偏在西南十公里处，与其地形不合，误。

见下图“那处图”。

2、平阴，齐邑。在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南孝里镇孝堂山南

《左传》襄公十八年：“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杜注：“平阴城，在济北卢县东北。”又《水经注·济水》：“济水又北迳平阴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晋侯沉玉济河，会于鲁济，寻湨梁之盟，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者也。杜预曰：城在卢县故城东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阴，齐地也，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十里。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堑防门，即此也。其水引济，故渎尚存。今防门北有光里，齐人言广，音与光同，即《春秋》所谓守之广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阴东北，昔齐侯登望晋军，畏众而归。师旷、邢伯闻鸟乌之声，知齐师潜遁。人物咸沦，地理昭著，贤于杜氏东北之证矣。”杜注与《水经注》孰优？窃以为应从杜注。揆之地形山势，齐国之卢地在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广里村，其东北方向十五里有巫山（今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孝堂山），山之西南侧为平阴城。齐军御诸侯联军于平阴，齐侯且登巫山而望诸侯之师，惧而撤退，其撤退方向，据《左传》记载，“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知其为山地撤退，非由东北向沿济水沿岸平原向今济南方向撤退，而是转向东南部山区，由巫山向东南方行至格马山，是为齐侯退军路线，现有县级公路通行。杜注无误。又《左传》原文中所谓“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应指齐军在平阴城南防门（齐长城之一段）前挖沟为堑，其广里许，非谓其地名广里也，《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其在平阴西北，盖依《水经注》定位，然《水经注》言防门在平阴之南，今其地有齐长城旅游区，即在孝堂山东南。则广里就算是地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平阴西北。今广里村之名，可能因此役而后起，即春秋时卢地。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依据《水经注》定位，未详考其地理形势，故进退失据，广里、巫山、卢等地的标注皆误。

见下图“平阴附近图”。

3、仓野，晋楚交界之地。在今陜西省丹凤县商镇

    《左传》哀公四年：“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杜注：“仓野在上雒县。”《水经注·丹水》：“丹水自仓野又东历兔和山，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兔和，右师军于仓野者也。”《春秋传说彙纂》卷三十六：“今商州东南有仓野聚。”《春秋地名考略》卷五曰：“今商州南百四十里有仓野聚。” 按高士奇说，商洛市往东南一百四十里，其地在今陕西丹凤县西，而非商洛市东北。按楚军分两翼展开，一翼于菟和山，一翼于仓野。以古代军队交流信息方式及速度而言，此两翼之军不得相隔过远。以居中之今丹凤县城计，其距在菟和山的左军约十二公里，则仓野聚在丹凤之西，亦不过十二公里，如此，两军半日内可取得交通联系，为用兵之常道。故以地势揆之，仓野应在今丹凤县商镇。其东侧数里的今丹凤县古城村，即楚国在商洛山区的前哨商地所在，兵锋谨慎前出于前哨，亦是用兵稳重之策。且与《水经注》记载相合。不然，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丹水过仓野后即东南流，就谈不上“东历兔和山”了。菟和山的标注，《图集》亦误。其地在今陕西省丹凤县资峪沟，《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将仓野与菟和山均标注在今陜西省商县东北，误，

见下图“仓野图”。

4、东山皋落氏，赤狄别种。始都于今山西省垣曲县皋落镇，后迁于今山西省昔阳县东南的皋落镇。后为晋所灭

《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杜注：“赤狄别种也。皋落，其氏族。”皋落氏之地，服䖍曰：“皋落，赤狄之都也。”《水经注·河水》：“清水历其南，东流迳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谓之倚亳城，盖读声近转，因失实也。《春秋左传》所谓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者也。”按清水即今山西境内毫清河，其河发源于闻喜县石门乡岔沟，东南流入垣曲县境内，经上官，皋落乡、峪里、长直乡、上毫村，最后汇入黄河小浪底库区。皋落乡即皋落城所在。又今山西昔阳县有皋落山，《寰宇记》乐平县：“乐平山在县东七十六里，即古东山皋落氏之地。”即今昔阳县东南皋落镇。此两镇均为皋落，应有前后相承的关系。或者太子申生所伐为垣曲县之皋落，其后皋落氏族北迁至昔阳县，春秋末期遂为晋所灭欤？因闵公时代晋国初定，正须扫清附近东山中的赤狄部落，以保证都城的稳定，故晋献公派遣太子申生出征讨伐，这正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形势。而对新起的强大晋国，东山皋落氏被讨伐后，为避晋兵锋，北迁至昔阳县之皋落，按此条迁移路线上，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氏诸族，为赤狄聚居之传统地域，晋国还需上百年时间，才能彻底征服这些部落。东山皋落氏才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揆之以当时情势，东山皋落氏的迁徙，自南向北的可能性要大于自北向南的可能性。《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以昔阳县之皋落为东山皋落氏始都之处，而以垣曲县之皋落为迁都之处。以政治形势判之，于情理不合。故不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的标注，而以垣曲之皋落为其始都，而以昔阳之皋落为其移治。

见下图“东山皋落氏图”。

五、两地冲突之异

两地冲突之异，指甲地与乙地同置于一处，其国属不同，其名亦非同地异名，则此时必有一处错误。综合列国疆域而判断之，是判断其异同的主要方法。以下举二例以明之：

1、生窦，又作笙渎、柽，鲁地。其地不详

    《左传》庄公九年：“乃杀子纠于生窦。”杜注：“生窦，鲁地。”贾逵注：“鲁地，句渎也。”句渎即汉句阳县，在今荷泽市小留镇。然此地为宋国之谷丘所在，不容更有鲁国生窦之地。况且就宋、鲁、卫境上疆域而言，鲁国疆域无逾大野泽之西者，此地在大野泽西四十余公里，鲁国疆域不能到此，故生窦之地待考。《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从贾逵之说，定之于今山东省荷泽市小留镇，误。

2、潜，楚地。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西南西淠河与东淠河交会之处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杜注：“潜，楚邑，在庐江六县西南。”又昭三十一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即此。六县在今安徽六安市北，其西南即霍山县东北。今安徽霍山县下符桥村有故城遗址，县志以为即汉代潜县遗址。按汉代潜县即设在楚迁潜人之南冈，《春秋地名考略》卷九曰：“今霍山县东北三十里有潜城。”其地里相近。既知南冈其处，则潜地也可推出，或在南冈之南，或在南冈之北。按南冈之南，汉至晋代属潜县，南冈之北，则有六县。杜预称此未迁南冈之潜地在六县西南，则其在南冈之北无疑。今揆其地势，六安所在为平原河谷地区，东淠河流经西河口乡，左汇西淠河，转而东行，自此向东又折向西北，称淠河。吴侵潜、六，其路线应由今六安南下，至苏埠镇以南则为山地，沿淠河河谷西行，则围潜。因吴攻六，攻潜，故楚军在四年后将潜人往东淠河下游迁移，在今霍山县东北，而霍山县全境大部均为山地，吴军威胁较小，借东淠河之便，迁移民众亦易着手。所迁之地即在南冈。故潜地应在今六安市西南，在南冈西北。以古代城邑多临水际来看，其地可能在西淠河与东淠河交会之处的西河口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以潜与南冈为一地，标注在今霍山县东北，不准确，且未标注迁南冈之前的潜地，误。

见下图“潜与南冈图”。

六、前后时代政区之误

前后代政区之误，指用作定位出发点的相关文献记载时代的政区，与后代政区有别，如以后代政区误作出发点，则相关结论随之而误。兹举二例以明之：

1、重馆，鲁地。在今山东省鱼台县古城集西北十一里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杜注：“高平方与县西北有重乡城。”秦至晋方与县在今鱼台县北古城集。《春秋地名考略》卷二曰：“重乡城在今鱼台县西北十一里。”按高士奇为清康熙时人，其时鱼台县治在古城集，其西北十一里之重乡城即杜预所言方与县西北之重乡城。在今鱼台县古城集西北十一里。《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将其定位于鱼台县鱼城镇西北十一里，是误将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迁于今鱼台县鱼城镇的县治作为参照点，故产生方位上的讹误。

2、晏，齐地。在今山东省齐河县

《左传》宣公十四年：“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见晏桓子，与之言鲁乐。”《春秋地名考略》卷三曰：“今济南府齐河县北有晏城，《志》云‘晏婴采邑也’，置晏城马驿，以此得名。”即今齐河县治。按《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晏地在现代齐河县的标注之北，其原因是其图组在1972年编竣，而1973年齐河县治迁至晏城镇，即今治，其变化未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现代底图上反映出来。至1980年修订之时，该图的现代底图并未更换，故造成此种不一致的现象。

七、其地不详之异

其地不详者，指《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虽有定位，然其定位或有歧异，或不知所据。难以判定，故皆不取，归之于“其地不详”之例。兹举三例以明之。

1、阪高，楚地。其地不详

《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人谋徙于阪高。”杜注：“楚险地。”《春秋地名考略》卷八以其在襄阳府西境，《春秋地理考实》卷二与之观点，《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则以其在今荆门市南、当阳县东北。今两说纷歧，无所取舍，故皆不从。其地不详。

2、轑阳，楚邑。其地不详

《左传》宣公四年：“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杜注：“轑阳，楚邑。”其地不详。《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定其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北，不知何据，故不从。《春秋大事表》以轑阳、烝野均在江陵县境，其说似较胜。不能遽断，其地不详。

3、烝野，楚邑。其地不详

《左传》宣公四年：“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杜注：“烝野，楚邑。”其地不详。《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定其即河南新野县，不知何据，故不从。《春秋大事表》以轑阳、烝野均在江陵县境，其说似较胜。不能遽断，其地不详。

八、谭图无标注

谭图无标注，而在经传中有该地，则或可考出，因而与谭图发生歧异。考出各地之方法，亦以结合前人记载施以综合性的判断为主。兹举二例以明之。

1、大别，楚山名。即今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

《左传》定公四年：“史皇谓子常：‘楚人恶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杜注：“《禹贡》：‘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则此二别在江夏界。”按杜注引《禹贡》说不确。或以此为据，认为大别为江夏之鲁山，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汉水汇入江水之处。则自小别（汉川市甑山村）至大别，子常一直在将吴军往东方击退，这正是完成了战略目的的军事行动，何以子常会“知不可，欲奔”呢？且子常有与司马（沈尹戌）争胜之心，见到有利可图，只会更加挥军深入，又怎么会“欲奔”呢？真正能让子常感到恐惧的，是胜利来得太过容易，吴军到达了有利于自己的战场，子常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孤立无援等等因素，揆之战场形势，从小别到大别，对吴军来说，应该是一个深远的诱敌深入到达自己的预设战场的军事行动。如果大别之地在今武汉市汉水西岸，则吴楚大战就会在今武汉市西部发生，而无由在武汉市东北一百公里处的汉水之东的柏举进行决战，所以大别山必与柏举之战的战地相近。此大别山应指今鄂豫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今湖北东北、河南东南、安徽西南三省交界之处。此即《尚书•禹贡》“内方至于大别”中的“大别”。又《汉书•地理志》六安国安丰县：“《禹贡》大别山在西南。”1638-1639均可说明《禹贡》中的大别山有多处。杜注所引《禹贡》，为误引其文。大别山西接桐柏山，东延至霍山、张八岭，西段呈北西-南东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主要部分海拔1500左右。吴军为吸引楚子常军深入，由小别退至大别，退却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最后背倚大别山，在柏举与楚军决战，一战而胜，遂追亡逐北，直至郢都。《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本条无标注。

见下图“大别小别图”。

2、瑕，楚地。在今安徽省蒙城县北淝河之北乌集村

《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师还及瑕。”杜注：“瑕，楚地。”《水经注·阴沟水》：“北肥水又东积而为陂，谓之瑕陂。陂水又东南迳瑕城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师还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水即今之北淝河，发源于河南省商丘县北部，东南流经安徽毫州市、涡阳县、蒙城县、濉溪县、怀远县、蚌埠市、五河县，于沫河口入淮河。瑕陂之所在，在今北淝河在蒙城境内由芮集到板桥集镇这一段约18公里的河道。此处为洼地和沼泽地形，在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即在此依托有利地形，阻击国民党第12兵团（黄维兵团）三昼夜。瑕城旧址在北淝河北的乌集村。《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无此标注。

见下图“瑕地图”。

    以上列举了若干春秋地名考证的个案以说明其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组的致异情况。可以看出，在考证古代地理时，我们要采用综合性的方法来进行考订，尤其是当结合地理地形、军事、政治形势后，历史研究中很多疑难问题能迎刃而解。这种综合性的方法，不但适用于春秋时期地理的考订，也可适用于其他时期。

Abstract：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which edited by Tan Qi-xiang, has been used very wildly by the Academics.  Be limited by the ages factor and teamwork form, the atlas still have some doubtful points which could be corrected. On the base of  the roundly investigate on the total 1107 historical palaces which be labelled b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map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120 different points, and uses the 20 points as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reason. There are seven reasons which cause to different: distance and direction, the judge o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the judge on the situ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d geography,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palaces, the political division of the front and back period, the unknown palace, no label. The thesis also have the maps for the investigate.

Key words：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Spring and Autumn; historical geography; map

 本文所配地图均为作者自绘，图中的等高线，是从SRTM（Shuttle RadarTopography Mission）等公开获取的卫星DEM遥感地形数据中提取，其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此外，部分地图也使用了美国ESRI公司的在线World-Terrain-Base图层数据。

本文原刊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