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汉人的历史观中，以朝代为“天下叙事”之线索，大清帝国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清朝”。但是，创建大清帝国的满洲人，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大清”也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反之，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大清帝国殖民地的一部分，他们是外来征服者。

谁是习近平的老祖宗？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根据央视报导，习近平向马提斯说，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坚定明确，“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

有趣的是，习近平口中所说的“老祖宗”是谁呢？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老祖宗难道不是马克思吗？他们难道不是死了也要去见马克思吗？然而，作为德国人的马克思可没有给习近平留下一寸领土啊。

如果习近平口中的“老祖宗”既非马克思，也不是陕西习家祖坟里埋葬的那些汉人，而是建立的大清帝国的满人，那么大清帝国的领土确实非常广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家业，确实来自于清帝国。

大清帝国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

在中原汉人的历史观中，以朝代为“天下叙事”之线索，大清帝国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清朝”。但是，创建大清帝国的满洲人，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大清”也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反之，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大清帝国殖民地的一部分，他们是外来征服者。

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 Rowe）在《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一书中指出：“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普世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在大清帝国的统治区域内，“内地”的居民，即原来在明帝国的统治区域内生活的汉人们，是被征服者，是比满人和蒙古人低贱的“劣等公民”，受到明目张胆的歧视和限制。一开始，汉族士大夫不愿接受满清的统治，以“反清复明”为旗号反抗了数十年。然而，他们逐渐发现，清帝国的统治优于明帝国，大势已去，不可逆转，即便是王夫之、顾炎武也不得不承认“遗民不过第二代”。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大清为自己的祖国。所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儒家士大夫才会挺身为清王朝的生存而战，帮助满人剿杀同为汉族的反抗者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

不过，到了清末，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汉人的祖国认同又发生了裂变。正如罗威廉所说：“当一种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晚期浮现台面，主张民族国家应该建基于单一民族或种族的祖国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华民国是汉族独有的领域。”革命者们一开始打出的口号并非“五族共和”，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换言之，孙文等人认为，满族统治者并非“中华”的一部分，中国也不需要“中土”（内地十八行省）之外那些由清帝国开拓的疆域。后来的共产党则从马列主义的“民族自决观”出发，承诺帮助那些被帝国主义殖民的弱小民族（蒙古人、西藏人、西北穆斯林、台湾人、朝鲜人等）独立建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变脸又是另外一回事，当年的承诺白纸黑字地写入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宪法之中。

清帝国不能跟“中国”简单划上等号，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新清史”的代表作《最后的皇族：满洲统治者视角下的清宫廷》中亦明确指出：“清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有能力对帝国内亚边疆的主要非汉民族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清之所以成功，恰因为它不是汉人王朝。大清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恰恰与中国统治王朝的政策相反。清的统治者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分别开来，依靠一套各个不相同的群体互相监督的政策来进行统治。”满洲人的统治方式与中国过去的汉人帝国相异，“满洲的统治特色”才是大清帝国之所以成就的关键。比如，中国式王朝只有一座都城，而满清皇帝（大汗）却在热河、紫禁城和郊区花园里移动办公，在不同的朝拜者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满人的皇帝被信奉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汉人的皇帝“获此殊荣”。

罗友枝认为，大清的贡献是“建立了中国与内亚边疆地区的长期联盟”。但是，清廷未曾想到的结果是，其民族政策推动了边疆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变化，从而激活了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族人的民族认同观念的发展。这些民族的民众由此建构出“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在清末，满洲人、蒙古人和维吾尔人不愿轻易赞同以汉人为中心的国家概念，既然汉族有权从清帝国之内获得独立，他们也认为自己同样有权独立。“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分离主义运动证明，不能简单地把大清帝国与称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完全等同起来。”

清帝国的疆域，在中共政权手上，丢失了多少呢？

习近平强词夺理地以清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即便这种说法勉强成立，那么共产党中国并未保住清帝国的遗产。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清帝国与俄国订立了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南北分界线，从唐努乌梁海——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至北海。这条长达四千公里的界线的中方领土包括后来独立的外蒙、黑龙江东及乌苏里江东、连库页岛。除外蒙外，面积至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有人比若四十个台湾那样大）。然而，中共却将如此广大的疆域统统割让给了苏俄。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执政期间，与俄罗斯方面签订《中俄东部边界最后议定书》，正式放弃了这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份秘密条约从未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更未公诸于众。香港评论人金钟在《中国怎样失去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一文中批评说：“中共处理中俄边界积案，对于中国人而言，最不能容忍的是，整个决策过程的高度保密，黑箱作业。不仅媒体不准报导、评论，就连全国人大这样的权力机构，也不见一点审议的程序。如此重大的涉及国家领土的决策，只有极少数人参与，恐怕连人大常委、政治局委员都鲜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完全是毛时代独裁统治的延续——这当然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一大表征。”

与中共政权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并未成功、威权模式根深蒂固，但俄国将条约公布，民众可以自由讨论，议会也投票表决。俄国方面对两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勘界，一直有许多公众讨论和争议，国家杜马（下议院）二○○五年通过东段边界补充协定时，是三○七票比八十票（八十名投反对票的议员也没有“被消失”）。连小国吉尔吉斯人得知七比三与中国划分争议土地时，还感到不满意，举行过抗议示威。

金钟更指出，中共却对表示异议者，施以严厉的惩罚。程翔案即是一例。资深香港记者程翔被中共以“间谍”罪名逮捕，判刑五年，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署名钟国仁），质疑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和俄国签订密约，将“导致被沙皇掠夺的国土永远丢失”，“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解释交代。”程翔批评说，中共这种作法比国民党不如，江泽民也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不如，谈判过程和签约都没有公开过。

金钟认为，程翔的批评，绝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中共领导人独断独行，一手遮天是近六十年一贯作风，不仅显示他们没有自信，而且也必有不可告人的私心与祸心。这些秘密外交已在自由的网络上，饱受痛斥，但真相大白，还有待于民主中国实现的一天。”

习近平虽然不是割让领土的始作俑者，却是俄国独裁者普廷的狂热崇拜者，他煞有介事地向普廷颁发亮晶晶的“友谊勋章”——普廷是第一个获得此勋章的外国元首。那么，普廷究竟有何德何能，有资格获得此勋章？普廷给予习近平的“友谊”，无非是联合起来抵抗欧美民主自由价值的空洞承诺而已。普廷执政期间，对境内的中国侨民施行严酷的种族歧视政策，自诩为中国民族利益捍卫者的习近平却不敢吭一声，当然更不敢向普廷索要被吞并的领土。习近平谄媚普廷之行为，难道不是卖国吗？

汉人的帝国究竟有多大？

习近平并非清帝国的皇族，并不姓爱新觉罗，亦非满族，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人。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来看，汉人当然只能继承汉人的帝国。

当年，在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内部，作为一个族裔的汉人及其聚居地的“内地”，不过是被殖民者和殖民地而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主张恢复蒙古帝国或大清帝国的版图，就如同今天的印度人根据“英国国王也是印度皇帝”的那段历史来主张应当由他们继承大英帝国的版图一样可笑——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美洲殖民地也是印度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习近平真要寻找“老祖宗”，就只能寻找清帝国之前汉人的帝国即明帝国，以及更早的宋帝国、汉帝国、秦帝国等，这些汉人帝国的疆域都可以供其参考。若以明帝国的疆域而论，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提出：“中国版图到明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明帝国只控制了长城以南的国土，其势力最顶峰时，整个内蒙古、东三省、以及西藏和新疆的大部分也不在明帝国的疆域里。到了后期，实际上只有十八个省受中央政府管辖。明帝国的国土面积在高峰时大致为七百一十万平方公里，低谷时则仅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若取其中间数，则为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习近平愿意将不属于明帝国“老祖宗”的近一半国土吐出来？你不是说，不是你的东西，你一分一毫都不要吗？

历代汉人帝国的疆域，在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都有详细描绘，到处报书单的习近平偏偏没有看过这本书。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承认：“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即便是汉人建立的帝国，疆域亦各不相同，习近平认谁作为“老祖宗”，就决定了要继承谁的疆域。换言之，所谓“自古以来”并不能确定一个恒久不变的面积数字，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正如谭其骧的弟子葛剑雄教授所说：“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一幅幅地图那就更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时期、每一个具体的政权的疆域都是在变化的，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范围之中。所以不能将他确定的、代表今天学者观念的概念强加于古人，滥用于讨论历史时期的统一和分裂。”

葛剑雄进而指出，一个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只反映历史，并不能说明现状。证明一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固然能使中国人拥有道义力量，却未必能为中国人提供法律根据。“现行国际法对领土归属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由目前往上回溯的一段时间，而不是抽象的“自古以来”，也不是越早越好。更何况国家之间解决领土争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依照国际法，而是基于国家实力的较量，或着眼于实际利益的谈判。”这才是理性持平之论，这才是习近平应当在外宾面前说的睿智之言。可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习近平哪里有汲取他人智慧的智慧。

“老祖宗”的说法，只能关起门来骗人，并不能作为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证据。所以，对于习近平的虚妄言论，博览群书的马蒂斯根本不予回应，马蒂斯知道跟这个无知的包子帝是“鸡同鸭讲”。

作者:余杰  
2018-07-21 03: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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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纵览中国》，2018-05-04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5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