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情况，让人们想起1940年代的中国，和1970年代的伊朗。
保守派历史学家Victor Davis Hanson对中东各种不民主的政权的特质描述的再清楚不过了。
“中东两部曲：卡扎菲或萨达姆或沙特王子对伊斯兰圣战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暗中资助他们，或者用某种方式补贴他们－－只要他们把大众的愤怒转移到美国和以 色列身上，而不是投向中东的极权者。那些貌似“更友好”“更亲西方”的人（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是干这一手的行家）找到我们，谴责恐怖主义，保证严加管 制，但同时强调说他们自己的流氓政权和强盗政权是遏制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伊朗神权体制等威胁的唯一选择。”
面对这种现实，美国该怎么选择？
Charlie Szrom在《National Review》上的文章的态度是：对美国政策的挑战在于，确保埃及局势有利于真正支持民主的群体。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中，很多群体合作推翻了不受欢迎的国王。霍梅尼的支持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群体。但最终，伊斯兰主义者成功的劫持了那场革命。埃及的抗议并不是由伊斯兰群体发动的。不过，他们会尝试在不稳定的局势中获利。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在未来一个阶段努力削弱激进伊斯兰主义群体，同时加固支持民主的群体。并且还要对埃及现政权施加压力，如果它继续掌权的话。
Hanson的对策是：“我认为在坏和更坏两个选择的情况里，我们不如支持那些宣称要求民主改革的人，但不要指望他们会成功搞掉穆巴拉克，或者期待更差的情况，他们被那些比穆巴拉克还坏的人清理掉。与流行看法相反，我认为布什当初“一次性”（当然也只有一次）支持加沙的选举是对的。加沙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我们完成任务了，他们必须面对后果，高高兴兴迎接流氓统治，繁荣的以色列和境况好一些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是提醒他们自己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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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退后一步，观察会发生什么，同时鼓励那些既反对穆巴拉克也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人－－期望最好的情况，准备最差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