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正在進行中的香港反抗運動，如何面對港獨這一擲地有聲的觀念秩序，是一道分水嶺。支持香港，必然意味着支持香港獨立。口口聲聲說反對香港獨立，卻支持香港反對運動，必定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之舉。

香港淪為北京屠夫“路西法效應”的實驗室

我已經十年不能去香港了。十年前，我還不相信有一天自己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

從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一零年間，我差不多每年都有機會訪問香港，我的新書也在香港一本本地出版，政治評論集《中國影帝溫家寶》甚至有機會進入香港圖書獎的決選名單。然而，自從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發生之後，香港的出版業全面崩壞，我再也無法在香港出版任何一本新書，也極少有香港媒體願意發表我的文章。

我沒有親身嘗試過自己能否入境香港，香港政府從未公布過那張傳說中的“黑名單”。但是，我看到持美國護照的前天安門學生領袖周鋒鎖被香港海關拒絕入境，甚至暴力驅趕，身上留下傷痕，便決定不作這種無謂的嘗試。

短短二十年間，香港政府變得跟北京政府一樣“黑”。文明改變野蠻，需要幾代人的教育規訓、耳濡目染，香港花了一百年時間來學習大英帝國與新教文明的觀念秩序，才成為東方之珠；反之，野蠻改變文明，只需要短短幾個小時就能完成，北京只需動一根小手指，就能釋放無窮無盡的“平庸之惡”——你聽說過那個名為“路西法效應”的心理實驗嗎？今天的香港，不就是一個北京屠夫放大的實驗室嗎？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根據真實的實驗經過寫成《路西法效應：好人如何變成惡魔》一書，成為探討人性之惡的經典之作。一九七一年，津巴多在史丹福大學進行了一個心理實驗（即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他找來二十四名志願者，在模擬監獄內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本來實驗為期兩周，但獄卒穿上制服和手持警棍，並在教授示意可隨意運用權力去控制「囚犯」後，很快就失控。「獄卒」為求建立身份和地位，濫用手上的權力，不斷虐待「囚犯」，甚至使用令人髮指的暴力。津巴多被迫提前終止實驗，他在書中承認：“人的個性氣質並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麼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後來，在根據本書改編的電影《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宣傳海報上，寫着一句口號：「穿上制服，卻脫下人性！」這句口號，不正是今日香港的寫照嗎？

“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昔日深受市民愛戴的香港皇家警察，是亞洲最有效率也最有法治精神的警隊；如今，這支高度專業化的隊伍，已淪為黑警，跟中國窮凶極惡的國保警察並列，亦宛如希特勒蓋世太保的升級版——虐待、強暴、殺人、毀屍滅跡，連十二歲的孩子、十月懷胎的孕婦和白髮蒼蒼的老人都不放過。香港警匪片的編劇和導演們，一定會為自己太過缺乏想象力而感到羞愧。曾被譽為香港歷史上最傑出電影的《無間道》系列，講述了一個黑社會與警隊互相派出臥底的故事，此類故事在香港警隊整體將身份轉化為黑社會的現實面前黯然失色。誰又能想到，香港民調會顯示，超過半數的市民都給警隊評分為零，七成以上的市民呼籲解散並重建警隊？

此時此刻，需要重溫一九八八年劉曉波在第一次訪問香港時，接受香港媒體人金鐘訪問時的一段話。金鐘問劉曉波，中國何時能夠實現現代化，劉曉波回答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可以說，這些年來，我的香港論述就是圍繞這一中心思想展開：去中國化，是香港絕處逢生的希望所在。

香港人唱自己國歌：《願榮光歸香港》

我雖然不在抗爭的現場，但我在精神上與香港抗爭者同在。

我是看香港電影和電視劇、聽香港流行歌曲長大的，對於香港，自然要“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是右派和獨派，跟劉曉波和奈保爾一樣擁抱以英語文明為主體的“普世價值”，當然將那些高舉米字旗和星條旗的香港人視為“同路人”。多年來，我一直關心香港議題，寫了諸多關於香港的評論文章。如今，這些文章終於可以結集成《香港獨立》這本書了。

我是最早思考香港獨立這個議題的、具有中國背景的知識人之一。記得二零零三年第一次訪問香港時，見到香港泛民陣營的前輩們，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詢問港獨議題。無論是支聯會創始人、德高望重的司徒華，還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無論是崇拜恐怖分子切·格瓦拉並自稱托派的“長毛”梁國雄，還是後來占中運動發起人、港大法學教授戴耀庭……他們個個大搖其頭說，港獨不可能，在香港有港獨“妄想”的人屈指可數。他們都是廣義的“大中華主義者”，對觸手可及的“民主中國”以及香港在中國民主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抱有極其樂觀的想象。

然而，在二零一九年夏天開始的反送中運動中，奇蹟出現了。本土派、勇武派、港獨派，雨後春筍，前赴後繼，風起雲湧。香港的年輕一代，不再是“左膠”或“大中華膠”（有趣的是，這兩個名詞都誕生自香港，「膠」源自香港網絡術語「硬膠」，帶有愚蠢、思維僵化之意，而「硬膠」是粵語髒話「戇鳩」的諧音）。他們發現了一個常識：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自由邦能長存於極權帝國的襁褓之中，一國兩制是拌了蜂蜜的毒藥。所以，他們的口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他們不迴避使用“光復”這個名詞，香港既然需要“光復”，就說明她目前處於北京政權的“再殖民”或“劣質殖民”（相比於英國的“優質殖民”而言）狀態；他們更不害怕使用“革命”這個名詞，以“革命”自詡的中共，在香港人眼中卻是壓迫者及革命的對象，歷史充滿了弔詭與反諷。

這場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逆權運動，也誕生了自己的“革命歌曲”。我剛剛撰文指出，在運動中廣為傳唱的、音樂劇《悲慘世界》中的知名歌曲《你有聽見人民的聲音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可以成為未來香港的國歌，港人就創作了一首可以成為國歌的本土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詞曲創作均匿名，在抗議者常去的網絡論壇上被反覆修改，它與國歌的常見特徵一樣，伴奏以銅管樂器為主，昂揚抒情，包括「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這樣的歌詞。有一位香港抗爭者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我一生都在等待一首像《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隨着人們持續在大街上、商場裡倔強地唱起這首歌，還有什麼比它更能代表我們這場無人領導的運動？香港人有慧耳，也有善心。當一首真正代表我們身份的歌曲響起，我們會知道。願榮光歸香港。”

是的，願榮光歸於香港，這首歌詠唱的正是我在這本書中反覆強調的主題：香港不是早已被中共馴化的北京、上海、廣州或深圳，香港如同雅典、耶路撒冷、日內瓦和但澤，是一座充滿榮光、擁抱大海的自由之邦。香港人比表面上已經獨立的新加坡更獨立：新加坡不過是李光耀家族經營的一所幼兒園，李顯龍有什麼資格對香港人以一城敵一國的自由之戰指手畫腳？沒有人能奪走香港人的自由之心，即便威脅要將“分裂分子”全都“粉身碎骨”的習近平也不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用文人在香港：以反港獨和台獨的梁文道為例

如何評價正在進行中的香港反抗運動，如何面對港獨這一擲地有聲的觀念秩序，是一道分水嶺。支持香港，必然意味着支持香港獨立。口口聲聲說反對香港獨立，卻支持香港反對運動，必定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之舉。

每一場偉大的社會運動，總會如同大浪淘沙般淘汰掉一群舊時代的菁英。有網絡異議人士評論說，信奉進步主義的NBA球星跟沉迷於“天下”觀念的中國“公知”，是全球化下互為鏡像的產物，他們說的話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聲音卻比誰都大。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如此，遊走兩岸三地的“公知”梁文道等人也如此。平日裡。梁文道可以“大膽”發表幾句對中國政府的批評性意見，但每句話都嚴格確保在紅線之內，從不越雷池一步。當論到香港的抗爭和台灣對香港抗爭的支持時，梁文道掩飾不住旁觀者刻薄寡恩的語氣和“大中華膠”居高臨下的視角——

我想大家都應該好好從頭思考「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口號在台灣，特別是偏綠的角度來講，這句話則是一個警告，是希望用香港的案例來證明一國兩制的失敗……請注意，我無意懷疑任何台灣人對香港的真誠關心，但我有必要提醒，切莫把自己的政治主張隨便套在香港頭上，因為這裡頭可能隱含了一種自己都沒有自覺到的，雖然說要支持香港，但卻唯獨香港越糟，才越能證明自己的主張沒錯的古怪邏輯。

實際上，梁文道自己的邏輯不僅古怪，而且陰險毒辣。人們當然可以不同意港獨，但梁文道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是討論問題，而是錦衣衛辦案。若將他的精英話語翻譯成《環球時報》的宣傳術語就是：台獨分子不要試圖利用香港的反抗運動，香港沒有港獨的土壤。你們的做法，只會讓香港的反對運動陷入更大的危險中。

這種假冒偽善的“好心”，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早已出現過：那些將污染毛澤東像的三名勇士和先知“扭送”公安局的學生領袖也如是說——我們不反黨，只是反腐敗；你們的做法太激進，只會讓我們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所以，我們要跟你們割席，不僅割席，還要將你們送去有司法辦。在每個歷史的轉折關頭，怯懦和偽善總是如此相似。

梁文道更是不點名地攻擊台灣學者吳叡人說：

最近一位台灣學者在港流傳甚廣的演講，就將香港運動的種種現象都歸納成香港民族的成形，而且在沒有充份實質證據的基礎上，便輕易宣布這場運動是一次港獨運動，更說香港的大學生幾乎全是獨派。稍微清醒的朋友，難道不覺得這番話和內地部分網絡媒體幾乎如出一轍？難道一直以來都很熱愛香港的這些台灣朋友，就不怕伯仁因我而死的結果？

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推君子之腹。香港人在幾個月內走完台灣人在幾十年裡走過的獨立之路，台灣人羨慕還來不及呢，哪裡會想到將香港人送到反共前線當炮灰？住民自決是最大的人權，梁文道自稱支持民主自由等抽象的“大詞”，卻反對台獨港獨等具體的政治要求。

這一次，中共前所未有地打壓各種支持香港的言論，牆內的中國人只要轉發支持香港的信息立即被逮捕法辦，即便是牆外的美國人也必須“自我設限”——NBA事件是中華秩序顛覆美利堅秩序的第一次嘗試。NBA退無可退，退一步不是海闊天空，而是萬丈深淵。就連此前跟梁文道一樣在兩岸三地之間充當“無害的自由派”角色的龍應台，這一次也沿用村上春樹的比喻，將北京比喻為高牆，將香港比喻為雞蛋，不惜為此失去部分中國市場。梁文道偏偏急不可耐地站出來反對台獨和港獨，正表明台獨和港獨四北京扼殺不了的觀念秩序和天賦人權，北京不僅需要《環球時報》這樣的打手，還需要梁文道這樣的打手。在此關鍵時刻，他終於展示出被“祖國”豢養的價值，“祖國”一定會在他身上追加投資。

波羅的海三國能獨立，香港為什麼不能？

一說起香港獨立，很多人條件反射般地響應說：根本不可能，因為北京不可能放手讓香港獨立。

這種固化的思維方式應當被打破了。獨立是香港人的事，台灣人的事，圖博人的事，滿洲人的事，蒙古人的事，東突厥斯坦人的事，蜀國人的事……為什麼要站在北京的立場思考？為什麼要低三下四地對北京察言觀色？

固然，現階段無比強大的中共政權，不會允許任何地方獨立，五毛們的口號是“一寸都不能少”。但是，中共政權能永遠存在嗎？獨立即便在此時此刻不可能，也應當成為一種可以去追求的願景。如果每一天都在為獨立做準備，當歷史契機不期而至時，你就能牢牢抓住它。

就連波羅的海三國都能獨立，香港為什麼不能？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個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總人口加起來只比香港的七百萬人多一點，經濟總量和世界影響力遠遠比不上香港。而三國面對的不准其獨立的、莫斯科的“太上皇”，並不比中南海的獨裁者弱小和仁慈。

在冷戰巔峰時期，蘇聯強大的軍事實力一度讓美國心存畏懼：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國力、軍力達到頂峰，核武器和太空科技超過了美國，更可怕的是，蘇聯擁有超過五萬輛新式坦克，超過北約國家的總和，其鋼鐵洪流勢不可擋。

一九八一年九月四日，蘇聯舉行了代號為「西方-八一」的軍事演習，這場演習最大的觀眾群是北約各國代表。在這場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中，蘇聯陸海空軍聯合出擊，參演總兵力達五十萬，淋漓盡致的演示了蘇聯大縱深裝甲集群突擊的戰力。此次演習是東西方冷戰軍事對抗的表徵，是蘇聯軍隊鼎盛時期的真實寫照，代表了機械化戰爭時代軍隊建設的最高水平。看着演習中蘇聯鋼鐵洪流所向披靡的畫面，北約各國高級將領被嚇得面如死灰。一向對蘇聯強硬的美國總統里根也承認：「如果蘇聯在一九八一年向我們發起進攻，美國將無力抵抗」。按照北約的估計，一旦蘇聯發動戰爭，一個禮拜之內就能占領整個西歐，然後封鎖英吉利海峽，阻止美國遠征軍登陸。

那時候，有多少波羅的海國家的民眾敢存有獨立的“非分之想”？那時候，有多少西方世界的政客和知識分子敢挺身而出支持波羅的海國家獨立？似乎那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白日夢。然而，八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晚夏，不可一世的蘇聯變得精疲力盡、遙遙欲墜。勇敢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民眾用身體寫下歷史——正如今天香港人所做的那樣。八月二十三日，不計其數的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組成人鏈，要求獨立。波羅的海人嗅到了時代變革的訊息。但當時無人知道，蘇聯掌權者對示威會作出何種反應，如果蘇聯出兵鎮壓，他們自己無力反抗，西方也不會出兵幫助。不過，波羅的海人知道：團結就是力量。所有階層，不分男女老少，都走上了街頭，甚至地方上的共產黨官員也加入其中。鄰居們拿來食品，義工指揮交通。十九點整，多達兩百萬人手牽手組成世界上最長的人鏈，肅立一刻鐘。畫面傳向全球。這是嚮往自由的一刻鐘，也是寫下“波羅的海道路”歷史的一刻鐘。組成人鏈的波羅的海人揮舞着半個多世紀以來遭蘇聯禁止的國旗，吟唱故鄉老歌，直至夜深。蘇聯不敢發動大屠殺，也無法繼續用蘇聯的帝國認同來對抗波羅的海人的自由願望。人們意識到，這三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看來的確有了可能。兩年以後的一九九一年，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終於重獲獨立。隨即，“泥足巨人”蘇聯轟然解體。

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大教堂和獨立鐘樓之間，一塊石頭嵌入地面，石塊上刻有彩色玻璃字母，組成一詞“Stebuklas”（奇蹟）。這一石塊標誌着當年從維爾紐斯直到塔林的那條波羅的海人鏈的終點之一。奇蹟不會從天而降，奇蹟屬於每一個有準備的人。

沒有不倒的帝國，蘇聯如此，中國也如此。因此，當年的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和立陶宛人能夠做到的事情，今天的香港人當然也能做到。這本為香港獨立鼓與呼的書，講述的就是這樣的常識。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9-12-01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nyitiandi-cite/yj-110520191458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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