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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干真事、做真人在当下的中国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民间的言论、官方的媒体和会议都在费力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仍不见“真”的好转，铺天盖地的“假”淹没了“真”的价值。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奶粉、含镉大米、“毒饺子”、“染色馒头”、“绝育”黄瓜、“爆炸”西瓜、“牛肉膏”、“瘦肉精”、“硫磺姜”、“地沟油”、“回炉面包”、“染色花椒”、“染色豆瓣”、“毒豆芽”、“毒血旺”、“塑化剂”、“墨汁”粉条、假鸡蛋、假酒，假药、假化妆品，服饰中的假名牌，购房中的假证明，酒驾中的假清醒，假官员、假军人、假医生、假夫妻、假父母、假亲戚、假专家、假医生、假律师、假记者、假演员、假乞丐、假保姆、假海归、假“洋鬼子”，假证件、假学历，假文章、假报告、假请示、假总结、假账目、假公章，假清廉、假政绩、假项目、假工程、假监督、假考核，假离婚、假名、假唱、假币、假公司、假照片、假文物、假古董、假杂志、假彩票、假票、假银行卡、假电脑、假软件、假书籍、假新闻、假案件、假玩具、假工资等等，你能想到的“假”都被一些人“真”给实践过了，“假”无孔不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如果一些人把造假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我们能说这些人没有创新的能力吗?他们很有创新能力，只是把自己的创新用错了地方，而用错了地方的行动，只能是作用力越大，越有害于整个社会。
虽然，造假到处可见，但不可否认，整个中国都在为真正的创新绞尽脑力，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社会、创新型企业、创新型政府、创新型管理、创新型服务在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实施，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的口号也是广为人知，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的创新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当国人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史而自豪时，有没有想过“四大发明”之后的发明还有什么?当国人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沾沾自喜时，有没有过想过这种实力来源于中国产业工人的低成本、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低附加值的疯狂累积?当各级执政党和政府在千方百计地推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时，有没有想过统一思想、坚决服从上级要求的下级政权、组织能否真正地激发出创新的活力?当国人为“徐州”号军舰远赴希腊为中国从利比亚撤侨护卫欢呼时，有没有想到中国至今还没有一艘代表军事实力的航空母舰?当中国居民每天在使用转基因大豆调和油时，有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为他国的技术入侵埋下伏笔?当中国人在津津乐道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技术时，有没有想过下一个袁隆平在哪里?当“80”后、“90”后的孩子在追逐刘翔、姚明、丁俊晖、李娜、韩寒、李宇春、周杰伦这些明星时，有没有想过这些明星的成功经历有多大的复制可能性?当一个又一个家长花费大量口舌和成本逼迫孩子们去上一个又一个课外辅导班、奥数班、特长班时，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正在摧残下一代的创新能力?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去维护稳定时，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建设性的诤言和拼争被漠视、排斥、打压而因此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人的任何一项创新都需要漫长的岁月积累。一方面，思想上的创新中国人用的时间最久。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褒贬议论、吹捧批判，到今天也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民主、自由、宪政体制来到中国的水土不服也与国人的守旧思想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到今天也有太多的纰漏。实用主义思想伴随改革开放吹遍了神州大地，美德、正义、伦理秩序已经被挤到悬崖边上。思想创新的责任大旗还没有真正被中国人扛起。另一方面，体制上的创新中国人用的时间也相当漫长。当辛亥革命把一种新型政体的大餐放到国人面前品尝时，自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封建集权制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而中共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也用了二十八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用了二十多年的教训作为铺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道路实施了三十多年也不敢说没有大的缺点和不足。体制创新的路径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
如果中国人能把创新的兴趣集中在正道上而不是造假上，循序渐进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向前走，那么，中国人应该可以找到创新的灵魂所在。
创新的灵魂应该脱胎于真实的土壤。一个不说真话、不干真事、不做真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也是没有创新灵魂的民族。说真话需要民主的环境。何谓民主的环境?下级官员批评上级官员不被“穿小鞋”、不被打压，同行之间相互批评而不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高层批评底层不减少支持率，说真话的人有自由、不被动、受欢迎、有保障、成习惯，就是民主的环境。干真事需要法治的支持。法治如何支持?法律的权威第一，执政党位于其下，政府行为受法律的监督与制约，民众的守法意识成为日常的习惯，法治社会的氛围就能形成。做真人需要文化的熏陶。文化怎么熏陶?从言行举止的教育和示范入手，引导每一个公民做表里如一的人，鼓励真实的个性展示和个人爱好，尊崇真实的人性。有了民主的环境、法治的支持和文化的熏陶，一个真实社会的土壤才能说具有创新的灵魂，引领人的思想和行为沿着真实的轨道前进。
创新的血液流淌于基础工程里。创新要从娃娃抓起，为此必须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层面有所作为。如果我们能从孩子一有自主意识开始，就开始关注和培养孩子的个性意识、自主意识、动手意识、问题意识，我们就有了一个好的创新基础。如果我们还抓着教学生考试、教学生听话、教学生服从的旧制不松手，我们就不能培养真正有创新意识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从现在下决心改变下一代的教育模式，不从那些有奇思怪想、充满梦想，甚至幻想的孩子中寻找创新的血液，那么任凭体制、机制怎么在这些孩子成年后激励与诱导，都不能产生真正持续、有爆破力的创新成果。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功利思想从孩子的培养中消除，那么我们就不能有真正健康的创新血液输入到整个民族创新的肌体中。
创新的原动力在于对人性创新需要的尊重。没有对人性的尊重，就没有真正的创新动力。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讨论上，还没有真诚地看待人性的发展史和人性的创新元素，所以，我们呼唤整个社会从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生活中发掘人性的光辉色彩，从中找到人性的创新需要。尊重人性的光辉，尊重人性中的创新元素、创新灵感、创新表现，要不带偏见和成见地理解人的创新需要，动用各种物质资源、精神资源满足人的创新需要，建立各种制度启蒙人的创新需要、保障人的创新需要，依靠人的创新需要的实现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尊重人权写入宪法并不足以说明这个国家对人性的尊重，而只能是一个开始。尊重人的异见、怪谈、怪癖当是尊重人性创新需要的又一延伸。而在实践中能够少一些功利，多给一些人试验其奇谈怪论的空间的话，也许对人性创新需要的实现和整个民族的创新都会有更多益处。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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