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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死灰复燃吹捧的“国学经典”除了诗歌、部分励志和部分道德的说法有些价值外，很多说法都停留在形象思维而缺乏逻辑性和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是中国不能产生正确思维和科学的首因。爱因斯坦说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是没有古希腊式形式逻辑和文艺复兴发展的科学方法。其次，古代中文字体复杂逻辑性差且缺乏符号，也无法进行逻辑运算，因此古代中文象形文字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和思维的发展。

中国古代虽然有局部的成就包括四大发明等技术进步，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科学，横向比较就知道，即使中国古代的数学也远没有达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特别是欧几里德和丢番图的水平。现在吹嘘的所谓中国科技实力基本是技术模仿包括盗窃而没有原创（德国每年都评选一次世界剽窃排名，而中国年年拔得头筹），其道路受到自由民主社会的一致抵制，但厉害国缺乏正确思维认为是发达国家要遏制其强大而不是自己本身的问题，所以做出根本性改变来接受民主自由似乎不大可能。

中国总体思维受制于国学的专制和像形中文而倾向于形象思维而缺乏逻辑思维，国学和马列这二座独裁专制大山压坏了统治阶级的大脑，加上既得利益难以舍弃，所以短期内中国难以走向民主自由和科学，唯一的希望似乎是用生命科学来改造民族的大脑，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焕新

1 象形中文文字的缺点

中华文明复兴也是个伪命题，首先是因为中文文字本身存在极大的缺陷。中文每个字基本都是代表一个形象的事物，如马、羊等，这些象形文字很适合于诗歌创作，因为它容易构成完全对称的排比对仗等，所以中国古代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出现了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汉字的笔画也很有特色，草书可以写出绚丽多彩的舞姿来，就如李白等人赞扬怀素草书所说的，或如龙飞凤舞，或如风疾雷电。

但是这些都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与其它的字母文字相比，中文文字笔画太多关联性差，记忆需要占用大量的脑容量，学起来费力耗时。最近的中文国标GB13000规定的近万个汉字，需要4个计算机字节来编码表达，而像英文这种字符文字的编码只需一个字节，这是中文比英文难记的最直接证据。结果可想而知，中文特别是早期的甲骨文、繁体字等象形文字被掌握的效率低，影响到其使用国的整体思维效率，对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有严重的拖累作用。

或者说，中国古代如果改用了字母组合的文字系统，其科技和经济可能会发达的多。后来演变出来的一些字有些有规律性，有些则在词义和读音上没有多少规律性，所以会产生望文生义、念白字的现象，如著名的“鸿鹄之志”里的“鹄”字，一种规范的读法是hú而不是hào；但是，如果开始就定义此组合字的读音为其前部的告（gào），那记忆起来也就容易多了。古代中文要是有规律些，也不至于闹出如很多大学校长念白字的笑话来。上小学时我曾故意读“瞠”成“堂”，老师纠正说该读“chēng”；我问老师“为什么这么读？读‘堂’多容易记啊？”老师就瞪我一眼说“就你事多”。

对中文文字最大的批评是，它不像字母组合字那样便于联想，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很多学者如鲁迅等都对中文文字的缺陷发表过批评。外国人认为汉字是文字中的珠穆朗玛最难攀登，如密歇根大学汉语中心的大卫.莫索（D.Moser），认为汉语之所以难学出自于如下问题：没有如英文A、B、C等字符文字（词）的简单组合和派生规律，读音和字形没有一定的规律，没法从同源字猜出生字的意思等九条。

比如“屁股”的屁字，“尸”字头加个“比”，这让老外很挠头，难道中国人认为屁股是死的尸体么？这对屁股也太不尊重了吧！用“尸”来表达身体确实缺乏美感。按莫索引证另外一个汉学家的说法，他们学习一门字符组合为主的语言如西班牙或俄语等只需约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能熟练读写3000个字，而熟练掌握3000个汉字则需要约七年多的时间。

汉字很多缺乏逻辑性或有血腥味。据考证“民”字起源于“眼睛被刺瞎的奴隶”，所以“民”今天还是房奴，且“民”没有口所以没有发言权。“取”字来源于剁“民”的耳朵，也很血腥。中文忽视女性直到1925年才有“她”，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很多贬义字与女性有关。这显然是男权社会歧视妇女的结果，而与逻辑似乎没有关联。就拿这个“奸”子来说，它原由三个“女”字组成“姦”，后来简化为“奸”，明显地把与“奸”有关的坏事与女性挂钩。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男人显然与“奸”有绝对更多的关联，如“奸污”、“奸臣”、“奸商”、“奸雄”、“奸诈”、“奸贼”、“汉奸”、“老奸巨猾”、“强奸民意”等等大都是男性的标签，让女性来背锅不仅不合逻辑且缺乏公正。所以，从统计逻辑来说，这个“奸”字最好改成“男干”，或者改成一个无性别的字。

总之，科学已经证明文字语言和思维互相影响，象形文字之国形象思维多逻辑思维少。记忆中文占有大量大脑空间，毫无疑问压缩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空间和能力。

2 缺失符号拖累了科学逻辑表达

中文过去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容易引起歧义和判断混乱，但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可用于命题表达和逻辑运算的符号，这妨碍正确思维且制止不了诡辩、循环论证等危害，也给数学和科学模型的表达与正确的演绎推理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让我们看看丢番图墓碑上的数学题如下：

“墓中安葬着丢番图，令人惊讶呀，它忠实地记录了所走过的道路
上帝给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
又过了十二分之一，两颊长了胡须
再过七分之一，点燃结婚的蜡烛
五年后天赐贵子
可怜迟来的宁馨儿，享年仅及其父之半便进入冰冷的墓
悲伤只有用数论的研究去弥补，又过了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要求解丢番图的年龄，如果用中文文字求解，则很累赘；但是如果我们引入数学逻辑符合x来表达未知的丢番图岁数，再引入其它的符号如加“+”、减“-”、除“/”、等于“=”、括弧“（）”和隐含的乘“”，则丢番图的岁数求解就可以简单的表达为一个线性等式方程（丢番图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此）：x-(1/6)x-(1/12)x-(1/7)x-5-(1/2)x-4=0。经过简单运算即可得出丢番图活了84岁，儿子出生他38，儿子死时他80岁。

这只是一个bu复杂的列子，如果看看秦九韶的中文数学表达，现代的中国人估计绝大多数都会一头雾水。让我们拿其求三角形面积的试题为例：《数书九章》卷五中第二题，原文如下 :　“问有沙田一段有三斜其小斜一十二里中斜一十四里大斜一十五里里法三百步欲知为田几何答曰田积三百一十五顷术曰以少广求之以小斜幂并大斜幂减中斜幂并半之自乘于上以小斜幂乘大斜幂减上以四约之为实以为从偶开平方得积”。这里“答曰”是答案，“术曰”是求解方法。如果用a、b、c和S来分别表达该三角形的短边、中边、长边和面积，则面积可以简单的表达为一个简单的海伦公式（据传古希腊叙拉古国王海伦二世（Heron）发明了该公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查阅该公式）。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所谓的商高定理（即直角三角形定理）。首次提到这个“定理”的是经典古籍《周髀算经》，就是其中关于勾三股四弦五的叙述。现传的各种版本的《周髀算经》都加有后人的注解，而注解方面以三国时代吴国人赵爽的注解最流行。仔细考察一下周髀算经这部分的原文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全面了解。

原文为：“故折矩以为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由于古代中文没有标点符号，句子的断法就不止一种，比较合理的断法可能是“故折矩，以为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意思是说，折一个直角尺的形状，如果两条直角边的长度分别为三和四的话，那么尚未作出的斜边的长度即为五，且直角边3的平方+直角边4的平方等于斜边5的平方。

但是，这只bu过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并不是数学界所认可的那个真正的、完备的直角三角形定理（或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不知道的读者可以查阅在线资料）。这个直角三角形定理有如下特点：1)符号化；2）通用化；二个直角边a、b和斜边c可以取0到无穷大之间任意有限实数值，而不是只限制于3、4、5 三个整数。3）严格的几何证明该定理的普遍性（毕达哥拉斯自己有严格的几何证明），这个是中国古代数学里最缺乏的。

如果我们要完全用中文来表达著名的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中文就更显得无能为力了。杨振宁说麦克斯韦运用了归纳法和推演法才得出了这组奠基现代化的方程组，而《易经》没有推演法，所以中国不能出现科学（本文作者注：“文王拘而演《周易》”，还是有推演或演绎法的，只是其演绎恣意妄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如用八卦来断凶吉等）。

3 古中文缺乏形式逻辑阻碍科学的发展

墨子试图发展逻辑和辩证法，但是似乎成效不大，远没有达到古希腊的水平，且被后世的儒学彻底压制了。古希腊则完全不同，那里有众多的先哲从事逻辑思考；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三段论出发，欧几里德整理的古希腊数学从公理到定理的严密逻辑推理尽量满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件革命性的大事。数学的公理逻辑体系自然导致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考和诉求，而中文国学则不可能有这种思维。

我们还是先看看自然科学吧：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无一例外都是运用这套形式逻辑来取得自己的光辉成就、改变人类命运的。虽然上世纪发现欧式推理不一定都满足这三性，但是它在数学和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存疑的。古中文没有发展严密的逻辑是最大的缺憾，加上没有数学运算符号，导致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其它工程问题只能用文字表达

这样一来，数学和其它方面就缺乏方程式及其推演，导致其归纳、演绎推理和证明都不能有效开展，遇到复杂问题时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再举一个流体动力学的例子，是在航空航天广泛应用的N-S方程，即著名的粘性不可压缩流体的动力学偏微分方程，它定义该流体为粘性牛顿流体，包括水和啤酒（CND 不能接受带方程的文件，有兴趣了解该方程的读者可参阅有关资料）。

和牛顿一样，N-S方程组的发明人就是运用从旧定理到新定理的严密逻辑来推导出该方程组的（这些旧定理的著名发明人包括从古代的阿基米德到近代的牛顿、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等）。这在古代没有逻辑运算符号及其严密逻辑推理的中文体系里，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对计算机习以为常，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基本理论是建立在布尔代数逻辑上的，而不是某些中国人认为的是建立在《易经》那八八六十四卦上的。

诺奖得主、数学和哲文学家罗素说过：“（欧氏）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它影响了柏拉图、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学家。…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其材料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

古希腊先贤们钟情于建立逻辑理论和数学模型，这是完全不同其它种族的高级智慧，所谓高智商的古代中国人和犹太人都不行，爱因斯坦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也没有啥不好意思承认的。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说“一切都是数”，这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规律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这是不争的事实。

建立数模也是近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这种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国际上权威科技杂志里几乎所有的文章，包括过去主要靠定性分析为主的经济学等，都流行数模和定量分析（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实用价值）；即使在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数模的建立和运算现在都已经常态化，而不仅仅是在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等领域。中共体制下的科研基本是技术的追求，在基本理论方面没有什么投入，所以没有原创的东西，即使在AI这种应用技术里，中国也没有数学家参与其中的基础算法研究（见徐匡迪院士在上海2019年院士沙龙会上的发言）

4 中文国学对社会科学进步的阻碍和解决之道

没有自然科学的国学属于社会科学，但是更缺乏“科学”性，“万经之首”的《易经》以类比推论为主，演绎推理则没有建立在严格的逻辑学上，比如其主要论点阴阳生二仪到四象生八卦的推演就是随意的，包含着大量的巫术和迷信。社会科学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社会科学的最优目标，它应该是使所有人的幸福感达到最大化。

国学经典鼓吹独裁王道违反了这个最优目标，甚至连公平、正义、自由的概念都没有，而中共鼓吹新威权主义，和旧王道专制独裁没有本质区别。中国在汉代后的封建奴隶混合制大一统下，国学“经典”被抬高到新的高度。不能否认，这里有很多励志和其它的光鲜言论。

但是，这不足以整体衡量其学术水平。从学术来讲，国学很多内容定义缺失概念不清，容易导致误解和迷失，比如说“仁”就有多重含义且包含着矛盾，“仁者爱人”是爱谁？儒学有“亲亲为大”爱血亲，“克己复礼为仁”爱帝王，与博爱是矛盾的，且没有公平正义就是最大的不仁。

《论语》里很多带“必”字的断论都存在逻辑性问题。即使被很多人吹捧的老子《道德经》，也存在这个问题，人们不知道老子的“道”到底是个什么定义，是事物的规律呢？还是道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其关于宇宙的理论，概括一句话乃“道生万物”，本质上就是玄论（道德经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道德经》治民之道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和儒家、法家愚民思想差不多，都是养猪之道，只是养瘦猪和养肥猪的差别。《易经》里这种模糊不清的玄论就更多了，包括其中的算卦等迷信和巫术，以至于过了三千年中国人还搞不清楚其中的含义（《易经》的阴阳图很有创意，但是流于迷信）。

起源于《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的中医的阴气和阳气就是模糊不清的，拿它们来解释病情往往似是而非（更不幸的是，Tao Shen等人今年6月发表在消化领域权威杂志《Gastroentrology》的研究结果表明，中药毒性一直是造成中国人大规模肝损伤的主因）。中国人爱祖宗，祖宗的鸡脖子也是好的，虽然没有什么肉且有毒瘤，但是他们说这里深藏着特高级的理论，还有无数的粉丝和信徒。

国学经典最大的特点是为皇权服务，但是为了不太招人侧目，则对其加以复杂化的粉饰，其中很多内容是愚民的，这是邪恶的罪恶的，这种愚民传统经久不衰、老而弥坚，现在又花样翻新利用高技术搞全面言论思想控制和愚民，实在是这个国家的悲哀。中共治民之道也就是养猪之道，只不过是在养瘦猪和肥猪之间摇摆。

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目的是研究一个机制来使整个国民的智慧和才能最大化。“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都是促进国民才智发展的手段。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这么点意思，比如定义“正义”为各尽其能各司其职，比如由最不自私且智慧的哲学家来当国王。但是柏拉图还远远没有系统阐述完善这个最重要目的（他对民主不感冒）。

而鼓吹愚民的国学，其很多内容都是与这个最重要目的不相容的，更没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重要概念。中国半封建半奴隶社会长久，可能在极个别年代不怎么愚民（据说为拿破仑推崇的隋文帝比较开明，他创立了科举制选民为士且开启了用纸擦屁股的卫生革命），其它年代只是愚民程度不同，且愚民的主要手法不外乎“教育”、欺骗、经济手段和暴力等，而国学在愚民教育、欺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愚民的要害是为了维护帝王和极少数人的私利，包括他们的纵欲和腐败，和动物世界的统治结构差不多，是非洲野狗类的政法，是从野蛮人时代继承来的传统，比如头兽占据一切包括食物和交配优先权，《礼记》就规定王可以娶几十上百个妻妾嫔妃等并且规定需得和每个女的五天一次性交 – 这简直是要国王性自杀，哪能有效治国理政啊？除非他偷工减料（国学这方面的设计还不如伊斯兰教）。“公平”在中国历史上也短暂出现过，但不是出自于中文古典而是鲜卑人的北魏开启的均田制，即男、女、良人、奴婢都享有分田地的权利，遗憾的是这个创举并没有延续太久。

国学经典里面除了最重要的目的缺失、严格定义少模糊多外，还存在把类比归纳作为其主要的论证方法的问题，错误类比推论比比皆是，导致很多谬误。举个《易经》里例子：“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意思是说老杨树发新枝和老男人娶和女儿一样年青的妻子，都是有利的！

这个类比推论是极其荒唐的，男人最佳生育年龄是20-35，超过这个岁数生缺陷孩子的概率明显增加。国学特别是儒学有个“公理”，就是把帝王类比为“天子”，代表天意，由此类比论证其代表天意来统治臣民的正当性并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这当然是违反逻辑的；这种设计的本质是使皇帝为全民公敌，以至于连其血亲老子或儿子都要谋杀他，所以虽然中国有几百个皇帝但是很少有后代（说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更是荒诞不经的谎言，除非当时所有的女人都只给炎黄二帝生孩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看看“亚圣”孟子错误类比论证的例子：他与告子展开了婴儿人性善恶的论战，告子主张人出生时性本无善恶，善恶出于后天的教育和影响。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观点，告子作比喻说：人之初性本无善恶，这好比是一池的水，挖开东边水就往东流，挖开西边水就往西流，水本身无本性，东流或西流是由于外在的引导。告子的论证是先有结论，后拿比喻来强化其结论。孟子反驳说，你说水不分东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吗？水总是往下流的，所以人本性都是善的。

当然，孟子的比喻论证“水往下流”来导出“人本性善”是荒诞不合逻辑的：水的行为与人刚出生后的本性没有逻辑上的可比性（这个类比似乎来源于《道德经》的江海“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的非逻辑性类比）。还有庄子与惠施辩论鱼是不是幸福，王蒙早就说庄子用诡辩术，但多年被作为国学经典名篇之一。国学经典缺乏正确逻辑推理，已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所以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哲学和科学，现在还是没有。

国学里面重要的新概念不多，误论、玄论、迷信和巫术不少，儒学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复古扼杀创新，而这么点东西居然让中国人学了几千年，学到最后要么成了庸人、脑损或复古狂，要么成了巫婆神棍（所以从正国级统治者到最低层百姓都信风水和黄道吉日）。

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在古典国学存在着各种问题，而更严重是在现代文明融合科技如此进步的今天居然还在政府主导下盲目吹捧甚至神化国学，这就更脑残了。这几年我们经常看到中国人发表无知的言论，用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为由来拔高自己的成就、贬低甚至否定古希腊和其它民族的成就，甚至胡说只有古中华文明延续到现在，这是极其愚蠢的，本质上是狭隘排外的井底之蛙之见识。

古希腊的科学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意思，意大利文艺复兴口号之一就是回归希腊古典，古罗马人不否定他们有个希腊化的过程，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美国人等都不否定且拥抱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和科学成就，阿拉伯和伊朗人还以保护古希腊哲学典籍而自豪（阿拉伯世界有过百年翻译史，其中大部分是欧洲的古典文献）。但是还有那么些中国人说古希腊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等光辉成果是后人伪造的，由此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比古希腊的先进。

中国在2013年后逐步加紧舆论控制，在那里出任何有创新思想或者质疑批判的书都是不可能的，而法国一个华侨居然写了本古希腊文明伪造论的书拿到中国发表，可见中国出版界是多么堕落。还有更堕落的：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前沿教育高峰论坛”上，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钢建居然发表讲演说“英语是汉语的一个分支”，因为英语的发音都能够找到对应的汉语，比如“Yellow”来自“叶落”，“Shop”来自“商铺”！他还出版了《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声称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高卢、印第安人统统来自中国，把中国人的自大精神发展到极高峰，这真是中共70周年国庆最大的笑话和愚蠢。

中国人的自大来源于过去自己周边局部的历史经验：古代汉人的文化和科技总体来说比周围的邻居要先进些，于是误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当发现世界其它地方还有远比自己更先进的古代文明时，这些自大者的精神就直接奔溃了，非要找个安慰自己的理由。

但是，真正的智慧是承认自己的不足并找出自己落后的原因和迎头赶上的最佳策略。中国人排外的狭隘心理来自于国学经典，孔子有非中原民族“有国君等于无君”之评价，《诗经》里有华夏之国是中国（中心或中央之国）。这当然是没有逻辑的，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充分的类比分析：即没有去了解世界上所有未知之国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

他们的经验来自于眼前和近邻而缺乏空间想像力，不像毕达哥拉斯那样能用和谐论来想象出天体圆周运动律和天外有天。这种自大排外的东西在明朝达到了第一次高峰，皇帝们喜欢花大钱制造万邦来朝的假象（给中国介绍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利玛竇就说明朝的万邦来朝实际是中国向外国进贡）；

而满清时代达到了第二次高峰，其中包括乾隆高傲无知地对待发达西欧的来使和后来的极端排外的愚蠢拳民，这些拳民不知道中国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的灾难主要是满清政府腐败人民愚昧而不是洋人的入侵造成的。当然，中国文革时期的排外可能是中国排外时期的最高峰，其愚昧做法包括把民国时期否定的义和团运动提升为伟大的爱国行动。

《1001项改变世界的发明》一书指出，400来年的近现代有800多项重大发明，而中国是零蛋。但中国人没有认真反省，反而对自己眼前的经济成就沾沾自喜，认为是党的正确领导和自己努力的结果，《厉害国》把西方“吓尿了”（吓尿体）。这是愚昧的认识盲区，与过去的排外情绪一脉相承，完全不承认被接纳为WTO成员、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利用等关键作用（现在还在享受每年数亿美元的各类援助）。

中国的经济成果与中国人的勤劳有一定关系，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反知识产权而得，包括制造世界上约85%的假货，而美国则指控近年来的千多件盗窃知识产权案件里中国占比高达80%多，还有更多的强制转让或“赠与”技术的案例（中国人大肆吹捧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软硬兼施利用假市场份额骗取外国高铁技术的网文很多，就知道他们在这方面的小聪明是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政府也不愿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几亿农民工及其孩子们的牺牲：这30来年因为中国为了政府的经济利益而剥夺农民工带孩子进城受教育的权利导致了数亿留守儿童，其中有无数的女童被强奸，还有无数留守儿童患有各种心理疾病甚至自杀（贵州毕节4 兄妹的自杀就是典型例子）。中国为了经济利益把几十万残疾儿和女婴交给发达国家抚养，也是一个经济动物的行为为人不齿。

当然，还有是牺牲环境和得到了天时：2001年的恐怖袭击使得西方专注反恐而忽略了中国违反自由市场的一贯行为（当时无数中国人欢呼恐怖分子干得好，因为恐怖分子确实帮了中国大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反恐基本过去，自由市场体系开始反思认为可以用市场来诱导中国民主的幼稚并抵制中国式国家专权资本主义，中国式发财道路不可持续，好日子到头了。中国在技术应用方面确实有很大进步，但是并没有多少关键技术，腾讯的马化腾就多次说中国的技术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推就倒。原科技部长徐光华近日就说中国没有什么原始创新。

再说，人如果不是猪，也不会认为吃饱了吃好了就是幸福生活，追求自由和潜能发挥是人的天性。而中国很多很多人，包括有些在自由世界生活几十年的人，还在鼓吹吃饱肚子的猪论。这里我们不得不又提到国学里的民以食为天，据说来自于易卦，说民众最大意愿就是吃，即猪论的始祖。

中共的主要认识盲区是认为只要强调技术就能够强盛，而社会科学则可以由帝王一言堂高独裁专制，这和前苏联领导人的想法一致，是行不通的，因为自由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发明的沃土，而独裁专制只能造就思想的贫瘠和荒漠。这几年中国大肆鼓吹国学，有百家讲坛和经久不衰的帝王剧，还大肆提倡民族复兴。

从前几年迫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至死，关押迫害维权律师，铁腕镇压异见人士和合理诉求的示威民众，用西方的技术大搞舆论控制和监视等等，都说明他们在复兴国学药方里的独裁帝王专制的社会，而不是他们在所谓的“核心价值观”里表述的民主、自由、公正。

他们不能客观看待历史，认识不到国学那一套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运气反而使自己做了亡国奴，中国人大肆吹捧的大汉王朝，其实一直给北方游牧民族进贡几百年（汉武帝倾举国之虽然击败了匈奴但国立大衰“人口减半”，后世又恢复了进贡，包括把王昭君进贡给匈奴王）。

五胡乱华时汉人女人被掳掠无数，据记载有“晚上奸淫白天杀了吃肉”的恐怖血腥！即使在中国人自豪的盛唐则长期给吐蕃等进贡，很多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二顿饭。中国人爱吹捧的儒学立国的宋朝更是糟糕透顶，居然让人口占统治地位的汉人做了金人和蒙古人的下等奴隶。华人或汉人的国学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他们带来好运，在秦朝大一统后的二千多年里，有一大半时间是给游牧民族进贡甚至做奴隶（板上钉钉的残酷血泪史，所以元朝和满清都喊驱逐鞑虏还我中华，孙中山也明白无误地说中国亡国了二次）。

这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一再表明：儒学越大，愚民越多，智慧越少 – 儒学立国的宋朝是中华民族倒霉厄运的开始，在儒学普遍流行的满清，中国人则退化到极端愚昧无知的地步。满清时中国曾有一段时间的GDP世界第一，占比估计达32%（麦迪逊的研究），但是由于其半封建半奴隶制的腐败统治，最终还是被历史潮流淘汰了（注1）。

所以，短时间有钱说明不了什么，即使中国GDP恢复到占比32%也不能保证会持续繁荣，而长期坚持让人们有智慧才是长久强盛之道。“民族复兴”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命题，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国之不幸。我一直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大脑结构有什么缺陷，不然怎么会从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时代，退化成元朝和清朝那样的殖民地；不然现在为什么还实行独裁专制那一套以控制言论和思想为荣而不是为耻。长期大一统独裁专制使中国人的性格严重退化，不仅鲁迅，蒙古族历史学者张宏杰教授也认为，华人的性格从战国时期的侠勇严重退化到元明清的顺奴，不禁使人倒吸一口凉气。

在中文“国学经典”和马列专政双重包袱压迫下的民族，短期内还真解决不了独裁专制。从长远的观点来说，我们得寄希望于中国突破禁忌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包括基因工程，用来改造中国人，改造其大脑，特别是搞科学发展和国家管理的那帮人的大脑。

这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基因工程和脑科学、AI等结合可以把中文的记忆外置，从而解放中国人记忆中文的繁琐（一万个字的中文可能几天就学会了，而不是现在这样需用毕生的精力来记忆），使他们更多勤于逻辑思考和创造。

中国人基本不信教，坠胎多，而早期婴儿大脑的神经元密度大可以被有效提取利用，这里面机会多且代价不高。爱因斯坦大脑容量不大但是其单位神经元超多且连接紧密，这给大脑的改造提供了思路。生命科学和技术正在改变人体本身，其目的是造化未来的超级人类，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些超人起码具备雄鹰般的肌魄和超级大脑，就看他们是不是中国人了。

后记：中国二百年前极端愚昧，现在的进步速度远不理想。拿法理举例，古罗马就实行无罪推定，定罪要翔实可靠的证据；而中国一直推行有罪推定，流行包括扒皮抽筋类严刑逼供冤案层出不穷，直到最近才考虑推行无罪推论。政治思维更远落后于经济进步，总是在接受和拒绝世界先进文明方面摇摆反复，这几年在明显倒退，吹捧国学并发扬独裁专制，这是中共给执政70周年最坏的礼物。

专制和特权播种仇恨，导致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和屠杀报复，毛泽东知道问题严重，其受益者中共的接班人也该意识到问题严重并逐步改进和过渡到民主自由。海外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在接受普世价值方面起更多的作用，包括质疑、批判、谏言，而质疑和批判中国人骨子里固有的中华文明先进性而拒绝普世价值，则是至关重要的。记住我的话：吹捧即害，批判即爱！

注1.汉人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是用文化同化了满族人，这完全是自嗨的意淫。当年不足百万人的满族人是善于学习的，包括改进红衣大炮击败人数多出百倍的汉人明朝。但是满清在国学特别是儒理学的熏陶下逐步退化腐败，极端独裁自大且愚昧，他们因拒绝先进文明而导致自己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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