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六四折射的国家政权性质 万沐 “五四”和“六四”学运相比，很显然“五四”学生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殴打政府部长，还放火烧了高官的宅第。固然出于爱国的冲动，但涉嫌违法犯罪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六四”学生则体现了最大的理性，遵纪守法，游行静坐秩序井然，且以其行动带动了社会风尚一时的好转。在运动期间，连北京和好多城市的小偷都“罢偷”了！ 从运动的合理性来看，“五四”抵御外侮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卖国的定性却是一场误会，而且这几个人后半生的行迹更证明了他们人格的清白。学生某些过激行为除过涉嫌违法外，也有污人名节的不当。这点已为近代历史学者研究所证明，此处不赘。 至于 “六四”学生运动的合理性，恐怕各位读者再也清楚不过了。学生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其正义性即使当时政府也难以否认，故只有在所谓的“暴乱”细节上做文章，但讽刺的是，这些“暴乱”恰恰是官方刻意挑起的。 但我们知道，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的处理手法上，对学生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没有流血，没有死亡，最大只是一些闹事学生被拘留了几天。最后政府为了平息事态，令曹、章、陆三位高官下台以安抚学生，所谓“反动军阀”对待学生运动的忍辱负重可见一斑！更可喜的，“五四”学生关切的问题，也在政府的努力下，通过国际会议得到了基本合理的解决。 而“六四”学生运动尽管合理、合法、和平，但政府的处理手段却令世界震惊，更历三十年不得平反昭雪。由此可见，“六四”镇压不仅是因为当时领导人的铁血绝情，也是整个执政党贯穿始终的统一意志。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运动从汉代挑战权相孔光开始，历朝皇帝和政府对之一直采取优容政策。两宋期间学运领袖陈东虽然被害，但他是死于个别权奸之手，其抗争的权力、正当性一直受到体制的保护，且在遇害次年，即得到高宗的平反。而且终南宋一朝，秦桧、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施政屡屡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也是无可奈何；北洋时期著名的刘和珍固然死于学生运动，但被杀原因是出于警察处置的失措，政府总理段祺瑞在得到噩耗后长跪不起，并最后因此下台，且终身茹素向遇害学生赎罪；蒋介石在国家内忧外患备受煎熬的困境中，即使对于敌方操纵的学生运动也是始终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同在中国，为什么历代中国政权一直能对学生运动采取安抚甚至肯定的态度，而号称伟光正的当代政权却对学生运动以坦克机关枪侍候？ 其实这与国体有很大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政权运作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学生即士子属候补官员，本身就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另外关键是两千年来以儒家思想理念立国的历代政权，尽管本质也是专制体制，阳儒阴法，但儒家的道统却巍巍如山，统治者毕竟还要标榜仁义道德、以民为本这些价值，公权力最终还是有许多的限制，有难以逾越的政治伦理底线。镇压学生运动，是要付出惨重统治成本的。 迄西风东渐，北洋及民国政府以降，学生示威游行已成国民基本权力。政府如果敢动杀机，段祺瑞的下场就是标配。 然六四学运面对的北京共产政府就不同了。其政权发祥于于俄国，列宁“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为其立国原则。其建政思想由无产阶级的暴力、农民运动的血腥、法家的残忍及党主天下等理论元素合成。 “六四”学生之诉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既然如此，其结局迥异于“五四”也就自然而然了！ “五四”运动、“六四”运动的结果霄壤，进一步昭示：四九后的共产专制政权，其残酷性远远高于北洋政府及历代的专制政权！ （注：这篇文章曾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参加去年的征文比赛，现在把它放进自己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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