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
林立果小集团是权力场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讲话，如此大造声势，却客观上对已经图谋不轨的林立果小集团，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还是个十分腼腆青涩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八月”， 就严令林立果不要参与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动，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远离北京的上海，让过去的老部下看护。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毕竟是“副统帅”的儿子，地位实在特殊。1967 年，林立果参军进了空军，为讨好林彪，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久后就让林立果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给予极大的权势。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8月4日，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的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他说：“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在权力环境中熏染过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话来说，在短短几年里，与过去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副统帅之子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样的巨大光环，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林立果身边从此就拥有了巨大的可调动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这些人并无实战经验，可以说，是部队机关中对文革时局不满的小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边簇拥的这些人看来，只要林彪顺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中国未来的最高权力非林立果莫属。这些死党的利益驱动力是极强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们认为“老派不行”了，用他们在私下的话来说，“这些老总(注: 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过去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7页。） 他们还自认为受格瓦拉影响，在政变失败逃跑前，在他们没有来得及焚毁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传》。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相信“唯意志论”，认定“天将降大任”于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让她与自己一起听音响，放出来的是张宁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激动人心的摇滚乐，林立果在沙发上把头向后一昂，说：“世界上这么好的音乐，中国人听不到，旗手总让人听那些‘下里巴人’，我总有一天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更有政治经验的周宇驰连忙打住他，连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相互影响所形成“勇武派”军人的行动性格，自我期许为 “中国第三代接班人”的权力欲膨胀，对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满，对西方生活的惊羡，要做惊天动地事业的、“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复杂地纠合在了一起。 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及此后的“批陈整风”，他们认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 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地位明显不稳，那时情况就更难说了。林立果这样的“少壮派”觉得不能这样被动，必须要有积极的自主行动，来保卫林彪的权力地位。急于行动，便成为这一小批人的强烈政治冲动。 1971年3月，他们在上海秘密讨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政变行动提纲，由余新野执笔， 林立果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以后，就想用他的“小舰队”来拼个鱼死网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个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被权力欲膨胀起来，快速地升到那样的位置，这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渐进地习得的具体政治经验与知识，他对许多基本军事知识都近乎无知。对体制运行方式毫无经验，这就造成他的实际判断力很差，军事知识贫乏，头脑中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觉。这些致命弱点，在极左时代的林彪权力庇荫下，根本没有人会指出。 通过二年催熟式的权力欲膨胀，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码的军队实战经验，经验与知识能力与自己野心极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在文革军队权力场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在策划政变的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择言，问会上的人，为刺杀毛泽东，能否进口一支小型原子弹？或让油库着火，即使让沿途铁路上的工人全烧死，只要能行弑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问江腾蛟，能否用喷火器攻击毛乘坐的专列？当江告诉他，喷火器对密封的列车一点没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设想的种种方案，由于基本军事知识缺乏，竟然没有一件是可行的。 后来有政变参与者回忆，他们搞的水陆两用战车，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与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8页，“采访吴新潮记录”。) 林立果策划政变后，他们确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杀毛；第二方案，是政变失败后去广州组织“临时中央”，实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挥；第三方案，是逃到苏联去。他们把这些方案称之为“上中下”三策。这三策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正如邱会作等人后来反复强调的，不通过军委办事处，在中国要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杀毛，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国军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杀手”会听从这样的命令。 其次，在广州搞“临时中央”同样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时代，任何公开对抗毛的行动，立即会“天下共诛之”， 根本不可能在军队中调动起参与者。广州军区立刻会在几个小时内下命令，派军队把这些小集团分子包围起来，逮捕他们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时将毫无作用。 至于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军事指挥中心”，这一方案更是痴人说梦。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一旦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当局肯定会立刻将他们移送大陆，驱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这样的一批人来搞一场政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苏联这个“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让飞机起飞，并在空中控制住了驾驶员，又有足够的燃料，确实有可能的。不过那已经是逃命之举了。离政变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初衷目标已经甚远。 现在有争议的，是所谓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手令” 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引前书，第231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为林彪策划政变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于让统帅过百万大军的林彪，去支持一场相当于幼稚园智商的政变，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要他“有事多与王飞商量”的所谓亲笔信，同样被李作鹏认定是伪 造的，因为林彪与黄永胜有直通秘密电话，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且这封信并没有交给黄永胜，却保持在政变当事人手中。由此可见，伪造它的目的，只不过是林立果挟林彪权威，以令其死党去干事而己。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团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的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页。） 叶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叶群深度参与了这个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她与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这些图谋。叶群的参与，使这个小集团进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环，因为叶群有着直接挟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间与能量。 叶群在其中表现的狂热与荒唐，也同样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叶群是成年人，在体制内颇有经验，她为什么会参与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变阴谋，似乎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人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知道，强烈的权力欲望会使人疯狂，利益欲的熏染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会陷入弱智状态。 叶群是政变集团中两个主角中的一个，她在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由于惊惶失措中误判， 而决定当夜北逃苏联，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关键。叶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与叶群关系，以及叶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众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读书，不看报，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怕风怕水，怕阳光，且长期病态。林彪脾气发作时会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里把毛颁发给他的委任状撕掉。又有一次，江青亲自来林彪家问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愤怒地当面叫江青“滚出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也是无法适应文革复杂局势的。 叶群则不断在林彪身边起保全修补作用，不断纠正林彪，避免林彪犯严重政治过失。叶群也习惯于通过欺骗、隐瞒的方式，抑制林彪过度的冲动，避免引起林与毛的直接冲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叶群的做法，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叶群的做法对自己还是有利的，于是也就容忍、认可了叶群的做法。然而，叶群本人又是一个不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彪助手与家庭主妇，她的野心随着林彪权势的高涨而日益膨胀。叶群也借此机会与条件，在林彪的名义下，夹带自己的私货，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妇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 同时又因病而处于日益失能的状态，叶群也就越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个病人，不能不依靠叶群打理与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虚荣、强势，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胆大妄为。 林彪对叶群不断控制自己、违反自己意志的欺瞒行为，既恼怒，又不得不容忍，而叶群则以“这一切都为林彪好”的名义，不断以说谎欺骗林彪，这已经成为叶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旧地重游，叶群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让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飞机上全程欺瞒，直到飞机将在大连着陆时，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来要去的南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有效办法。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里的。 在畸形的文革权力场，在林彪的副统帅羽翼下，逐渐滋生出林立果与叶群这样的畸形人， 也就并不奇怪了。文革时代的中国的命运，就不得不承受这种畸型格局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九一三”事件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林立果请姐姐将秘密计划告诉林彪，遭到拒绝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变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此前两天，即9月5日与6日，他从两个渠道知道了毛已经在南方点了林彪的名。林立果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决定要进行政变。为进行政变，他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林豆豆，以庆贺林豆豆订婚的名义，要她立刻乘飞机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对刚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计划。他明确对姐姐说，从毛的南巡讲话中可以得知，父亲将被当作刘少奇一样打下去，其后果与刘少奇、贺龙一样悲惨，父亲身体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样，肯定活不下去，与其等死，不如发动一场政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哪怕鱼死网破。他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称，自己会得到野战军的好几个军的支持。 林豆豆问林立果，形势真有那么糟糕吗? 首长（林彪）的态度怎么样? 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果进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盘计划报告给林彪，请求得到父亲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 227 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由此可见， 9月7 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变的事，为什么林立果在如此关键时刻，本人不去对林彪说，却偏要刚从北京来的姐姐去转达？原因是，他骨子里还是有些怕父亲，在家里只有林豆豆才与父亲说得上话，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转话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绝。林豆豆作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凭常理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荒唐，林立果说他掌握了好几个军的指挥权，一听就根本不值得信。凭这么几个空军办公室的小干部，搞小儿科的政变，必然失败，失败后全家遭殃，她当然不会同意弟弟的冒险行动。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叶群）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是不会原谅你的! ” 林立果说：“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睁睁地看看首长挨整? !” 林立果于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与林豆豆谈过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对，林豆豆还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这时，无论林豆豆怎么说，林立果都不开口了，不过神情上却流露出一点点犹豫。林立果借故去北京看牙医，当夜就乘飞机回北京组织政变去了。 林豆豆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后的四天里（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向林彪报告这一严重情况的。如果她能及时地把弟弟要政变的图谋，直接告诉林彪，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国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林豆豆一旦这样做，而林彪又确实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会让他的卫士长李文普把林立果与叶群秘密关押起来，不让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后大事化小。这一切当然林彪肯定会向中央隐瞒的。处于副统帅这样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党组织对林彪的监视与组织约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隐瞒真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来看，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主要是外勤，根本无权探听、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变死党们，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挥，群龙无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使行动上有蛛丝马迹，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林彪的权势下，小集团不会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却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始终没有勇气与魄力，跨进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间，把林立果政变的惊天计划，直接报告给林彪。关键时刻，一个权势家庭中的弱女子，由于不能当机立断，苦果只能此后终生自己品尝。这应该是她此生中最应该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机会。 林豆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向林彪告发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忆中披露了当时的考虑。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与她私下的秘密谈话，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口说无凭，对质起来，林立果与叶群都不会承认，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会遭到弟弟与母亲的严重报复与迫害，成为弟弟“大义灭亲”的牺牲者。过去她也因为家中生活琐事，而被叶群禁闭过。历史上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其次，林豆豆认为，父亲林彪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也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往往刚听到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过去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林彪的判断力实在令人可忧。这样的父亲会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吗？ 第三，她对弟弟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她在与林立果两次秘密谈话过程中， 已经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对搞政变还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她想，说不定他这次去北京后，发现成不了事，自己也会改变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后来又什么也没有干，不是让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 所有这些复杂的个人考虑，都是人之常情，会在一个特定时期，支配着个人的关键选择。这让林豆豆失去了改变林彪家族命运的最后机会。 反复考虑之后，就在9月7日当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计划，告诉了林办卫士长李文普与警卫参谋刘吉纯。她要求他们既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去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她想在内部解决问题。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卫员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她幻想内部解决后，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响，以为下面解决了，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的反应是三点。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复说，你这么说没有证据呵，你也是听林立果说的呀，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其次，他认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权力去禁闭叶群与林立果这样的现任高官？组织没有交给我这样的权力呀。这话也对，事实上。在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中，任何下级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做没有授权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观察，一旦他们要绑架首长，我一定誓死保护首长。 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长年跟随林彪左右，谨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欢。李文普对自己的评价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是个大老粗，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务好。林彪也是多年来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对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这样一个不明白大事、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临如此复杂巨大的紧急事态，他缺乏应有的当机立断与判断能力。李文普既没有向自己的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向林彪汇报，北京的中央更无从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宝贵时间里，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共和国的危机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请求下，李文普只是答应，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会拼命保护林彪 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飞机上，一旦我发现情况不对，我再与他们拼！我们警卫人多，一定拼得过他们。”某种意义上，小事谨慎，大事糊涂，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这样参与了共和国的大历史。 在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林豆豆既没有给林彪报告，也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而李文普既没有向上级报告，也不敢在没有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关键的四天里，无论是林彪本人，还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的机会。 在9月8日到12日这关键四天里，在这个家庭的四个人中，林彪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叶群与林立果是政变死党，林豆豆知道实情，却六神无主，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四天的日子过得很安详。直到9月12号上午，也即发生“九一三”出逃 事件10个小时以前，那时林立果还没有回到北戴河，林彪还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发生深厚兴趣，他还问秘书：“尼克松什么时候到北京？”秘书告诉他以后，林彪还说，尼克松到北京后，他准备接见尼克松。这应该是林彪不知情的关键证言。 很难想象，如果林彪已经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试图刺杀领袖，此事将很快影响林彪本人及 其家族的命运时，他还会悠然自得，设想自己接见尼克松的荣耀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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