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爱与寂寞 - 一位瑞士人类学家的台湾印象 (ZT)

作者．颜敏如 2007-01-23 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7/01/23/%E5%8F%B0%E7%81%A3%E7%9A%84%E6%84%9B%E8%88%87%E5%AF%82%E5%AF%9E%E4%B8%80%E4%BD%8D%E7%91%9E%E5%A3%AB%E4%BA%BA%E9%A1%9E%E5%AD%B8%E5%AE%B6%E7%9A%84%E5%8F%B0%E7%81%A3%E5%8D%B0%E8%B1%A1/

和去年（2006）一样，是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下接到他的电话－David Signer，苏黎世Weltwoche周报国际版的编辑。不同的是，这次不再需要我提供采访名单及有关台湾的讯息，而是传来一份中文译稿，希望我能代发。

Signer去春在台北采访后，写了篇报导刊登在瑞士德语区，有67年历史，政治立场倾右的高品质读物“世界周刊”上。约一个月后，该文即被译为荷兰文。我曾写了篇文字对这份报导做重点介绍。半年后的现在，终于有了中译文的出现，而中译的原委，请看下面译者自己的说明。

David Signer给我德文原稿的篇名是“Taiwan”，发表时，“Leben im roten Bereich（生活于警戒之境）”是周刊主编所下的标题，到了荷兰则成了“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台湾的爱与寂寞）”。有趣的是，瑞、荷两地不同的标题，显示这两份媒体对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阅读角度，却对于报导内容有了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效。

我以德语原稿对照，订正中译文时，发现有些部份并未译出。后来才知道，译者所参照的，未发表的英译并不完全。我除了把中译文的句子、标点做了更动之外，经过和Signer商量，还将未译出的部份一并补足。现在读者看到的将是完整的报导。

Signer赴台之前，看了台湾导演的电影、读了台湾作者的翻译小说、搜集有关资料、向我提出问题。这种种事前的周详准备工作，就是要把自己“沉浸”其中，就是要尽量提供瑞士读者，台北较真实的一面。我们不但可以从他的报导读出一位敬业新闻工作者的用心，更应自问，台湾的媒体何时能资助优良写手对其他国家做深入报导？而他所提出的，台湾如何使自己无可取代，则是值得朝野深思的议题。

原文刊登于2006年7月1日的荷兰当地报纸：

写在翻译之前

这篇原文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的作者David Signer是曾在台湾待过两个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欧洲所发表为荷文、德文的文章。笔者知道此文章是一位欧洲友人口述给我听的。当时我听到此文章时，对欧洲人以自己文化来看台湾的观感时震慑住了。但思之再三却又时感惊讶又时感戚戚。我请友人为我翻译为英文，我们也去函询问TROUW该报转译中文发表在网上的可能性等等，接着去函给原作者，原作者应允中文翻译公开发表后，笔者开始着手，但因为私人因素所以延迟了工作。

作者David Signer ，1964年生，是一位欧洲的人类学家，专研人类学与社会学。走访过中东、非洲各国，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欧洲人的文化背景与观点来看台湾，读者可以得见作者着实下了番工夫去了解台湾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与教育现况，尤其是其以不偏不倚的人文立场客观地看台湾的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与原作者通过mail。他告诉笔者无意为文使任何人不悦，但是以一个外国文化来看台湾，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确实让他吃惊。笔者不是专业翻译者，且转译了两次不同语言，字字计较地去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感情与文化背景是我努力的。

在您读过这篇文章后，是否也正思索著作者所述的某些观点，正巧也碰触到深爱台湾的你我的寂寞与爱呢？

T.Y. (Jade) Lee于 Jan. 5, 2007

台湾的爱与寂寞   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

一位瑞士人类学家的台湾印象 David Signer

台湾有什么样的脉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像台湾一样，工作时数每年高达2,282小时，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2小时。台湾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只低于孟加拉。虽然台湾面积小于瑞士，却是20个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之一。台湾是笔记型电脑制造的领导先驱，有世界第三大外汇存款，也是手机密度最高的地区（平均每人拥有1,14支手机）。然而，只有三个国家的性生活是少于台湾，且根据“Elle”杂志研究指出，台湾女性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台湾同时也是最多戴近视眼镜的国家。

这些现象之间彼此有何关联呢？

20年前台湾从独裁转型为民主，现代化与自由化同时快速进行。也因此，严谨的儒家工作伦理与同志酒吧、刺青商店同时存在。多彩的道家庙宇，就在电子产业的玻璃维幕高楼及24小时营业的超市旁边。自从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1948年退守到台湾，中国就一直把台湾视为叛逆的一省。如果自由化继续进行，二十年后的中国可能就像现在的台湾。而连同附近城乡合计约有800万人口的台北，就是北京现代化后的愿景。

家庭是台湾社会变迁中特别引起注意的生活范畴。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两人不只是长时间工作，甚至在不同城市工作，且保有各自的住处，只在周末见面。由祖父母带大的小孩，其价值观也因此来自几乎是与现实脱节的世界。

对台湾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比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来得重要，因此孩子们常常在晚间也必须承受许多额外的课程。

我在台北时拜访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六岁的女儿已经在学校学英文，但是在晚间，她除了必须再学英文之外，还有画画、舞蹈和钢琴。她很骄傲地不用乐谱就弹得出古典曲子。八月，他们全家会到美国去，让女儿参加两周的暑期营队，以增进英文能力。我问这个父亲，难道他不怕给孩子太多压力？不是常听说，日本孩子因考试失败感到羞耻而自杀吗？

“是的，有时所有努力会化为乌有。”医生说，“比如有些钢琴神童， 十四岁就能将琴弹得很完美，但到了25岁时，他们弹琴的技巧则无异于从十岁才学起的水平。”

这父亲也提到在他的周遭环境中，父母与父母之间无法避免的竞争，他甚至用了“全副武装”这样的字眼。一胎化在中国是政策，在台湾则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目标，和大家庭比起来，当然就会把更多时间和金钱花在提升唯一的孩子身上。

强调教育与成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国家的特质，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台湾不仅也是如此，更由于历史背景因素，台湾人希望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国。

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被日本占据，接着被中国接收。二次大战后毛泽东战胜国民党的蒋介石，蒋介石带着150万人民众（大多数是有高教育水准的上层阶级）、50万军人和国家宝藏来到台湾。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自视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至今台湾的正式官方名称为“Republic of China”。

美国高度武装台湾以对抗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蒋介石直到1975年过世为止，不曾改变他收复中国的目标。

台湾有2,400万人口，大陆13亿，这个海岛有世界超强的经济，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孤立的，台湾甚至没有联合国观察者的身份，只被27个国家所承认，像是帛琉、吉里巴斯共和国和史瓦济兰等。这是因为大陆拒绝和承认台湾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特别是今天，谁承认了台湾就无异与大陆为敌。

在台湾可以感受到中国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存在。中国就像一个大哥，台湾想要和他保持距离，可是这位大哥却又权威性地不肯离开。台湾尊重人权、没人苦于饥饿、有言论与媒体自由；台湾进步、民主、自由、国际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总之，是一个更好的中国。

在台湾可以察觉到一种清醒、一种警觉，这情形让人想起以色列。这个中东国家除了强调它的合法性之外，也要表现得比敌对的邻邦更好。可是台湾人民则更像是一架使劲飞翔的喷射客机，只要把速度减慢到某个程度，就会坠落。

Sheena Chang是中国时报的编辑，女儿四岁时已经上英文的课外补习。她希望女儿能读国立大学。国立比私立大学更好而且更便宜。这导致一个吊诡的现象：特别是受高等教育且较有钱的父母，他们能提供孩子额外的课程学习，让孩子能进入收费少的“好”大学；而低社会阶层的孩子则只好去“坏”的大学。久而久之，自然会加深贫富悬殊与城乡差距。

Sheena Chang还展示了另一个台湾纪录：根据她的统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湾孩子那么少。她把自己和与她同样的人称为“pm people”。“我从下午两点开始工作，在晚上十点回家。”大部份资讯科技产业的人在晚间工作，因为这刚好是欧美客户的白天时间。“pm people”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东西、看电视、玩电玩。但是和大人们相反地，孩子又必须在早上七点起床。

她这种不带情感的客观陈述，让我小心地问，这样不会损害孩子的健康吗？ “也许是。”她说，“但这让孩子有更强的抵抗能力，也能学会处理将来的压力。最大的问题是，祖母宠坏孩子，她们只喂给食物但不教任何事。”

作家Yen Minju告诉我，她在读书时，因为家里还没有洗衣机，所以必须在洗衣板上搓衣服。为了利用时间，她把写上英文生字的纸片贴在一旁，可以一边洗，一边背。

某晚我和一位精神科医生一起泡温泉（就在卡拉ok旁边。卡拉ok是台湾人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晚上十点时，他说他必须回家去帮女儿复习功课。“在这个时间？”我很惊讶。“当然，明早九点她有化学考试，我得帮她再复习一次。”

一个长时间住在台湾和中国的瑞士女人告诉我：

“对这些人来说，重要的是钱和吃，爱与性不重要。如果有人说我爱你，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他给你一块盘子里的肉，你就知道，你对他来说很重要。”

台湾人的情欲是不容易了解的，人们不善于表现情感。除了台北市中心之外，很难看得到成双成对的人手牵手或是交换温柔情感。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槟榔西施穿着比基尼泳装坐在玻璃橱窗里。由于有个绿色心形霓虹灯，所以远远就可以认得出来。你停下车，她走出来，弯下身躯面对你打开了的车窗，你可以从她深裁的前襟看到里面。她踩着高跟鞋，扭动臀部，走回去拿你订的东西，然后带着诱惑的微笑递给你槟榔。嚼槟榔后出汗与晕眩的快感则是完全的快乐。

这些槟榔西施以双倍的价钱卖出槟榔，计程车和卡车司机则视为当然。槟榔西施通常散布在看不到温柔的乡间，自由台北的市长则试着阻止她们在市中心营业。

还有，卖传统中药的人把情欲当成促销的工具，同时提供神奇的中药及“轻装”的女孩。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性感女孩”也在婚礼甚至葬礼上出现！那通常是由汽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阵，其中一部车上是亡者的棺木，另一部是哭号的女人，在第三部车上，则可以看到跳艳舞的性感女郎。包括孩子们在内的观众群，显然不认为，一场“桌上热舞”的气氛与对死者的哀伤有任何冲突。“家属付许多钱给这样的表演，才能让许多人来参加葬礼并怀念亡者。”这是当地人所告诉我的。

因着窄小的空间，情侣或甚至是夫妻要有个独处的地方，并不容易。直到上学年龄，孩子都还和父母亲睡在一起。长久以来，MTV是个深受喜爱的，可以私密约会的地方。在包厢中依自己的喜好选择要看的电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检查制度，包厢不再可以关门，检查人员随时可以进入，所以情侣改到公园或KTV。KTV是有许多房间的建筑，情侣或是亲朋好友可在里面唱卡拉OK，也可以点饮食，但是服务人员依然可以随时进来。不过每个包厢中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很大，且可以上锁的洗手间。人们对Motel的需求已有好一段时间，可以相当便宜地在那里筑起爱之巢，三小时约三十欧元。缺点是离市中心较远，需要自己有车。

相较之下，要找个好的餐厅就容易得多了。在饮食方面，台北有着地理上的优势。日本、中国、韩国、泰国、美国、欧洲及台湾原住民的菜肴错综交织。台北有无数个餐馆，甚至于焚化炉烟囱顶端都还有旋转餐厅，叫做‘摘星楼’。

对台湾人而言，食物与性之间显然有某种紧密的关系。每上两道菜就可以听到，“这是特别对男人重要的食物”。这些地方上的珍馐，包括牛眼、幼蜂、燕窝、炸蟋蟀、鹿鞭、鱼翅、海参、香菇、胎盘、未孵化的生鸡蛋、人参、熊掌、鸭舌、海马、尤其是蛇。周末在华西街夜市可以大开眼界：一条挂在绳子上面活生生的蛇，被人完整地将皮剥下来，滴在杯中的蛇血则提供观众品尝。然后杀蛇人也取出蛇胆，把胆汁挤入杯中，黏黏软软的胶状物据说很健康，能提高性欲；宰蛇的人还用筷子在他两腿间清楚地示范。在他后面是些老饕就着露营的小桌子，正在喝蛇汤、龟汤。

不过女人并不因此而快乐。

Chang Mei-Ling，三十多岁，单身，读罗马语言学系并在法商公司工作。她说，高教育、好职业、高所得等等在男人身上加分的条件，在她却成了减分；此外她也长得相当高。但是台湾男人要教育程度比太太高，收入比太太高，而且也要比太太高过一个头。她自己或许也同样这么希望。而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少数人往往有许多工作，所以没时间去找另一半。

Chang Mei-Ling曾有过一次婚姻，她要小孩，但他不想要。他说要先赚到一百万美金。他们很难得见到面，当她发现，他和女同事有暧昧的关系时，她便离婚了。

“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事业。”她说，“大部份的台湾男人都如此，一些人为了女人试图改变他们自己，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便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女人从他们身上带走了一些东西。”

当她还在孩提时，她的父母总是力图打拼事业，家里通常是长女负责照顾弟弟妹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伶俐和独立。”她说，“因为我们是在没有父母照应下长大的。”

下周Chang Mei-Ling会参加一个“驱动旅行”。她的公司请最好的十二个员工去夏威夷。她还和家人住在一起，外出的活动就只是和客户吃饭或去卡拉OK。她不像大部份坐办公室的女人去逛街或买高价的名牌衣服，而是把薪水花在小猪毛绒玩具的收集及旅行上。去年她和母亲到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去渡假，住在五星饭店里。

有一次她说：“你以为我们的社会是如此多彩多姿与自由？其实它只是看似如此，因为我们没有根。我们的父母移民来台湾，却没有家的感觉，今天他们不再试图去了解来由。我们都是孤儿，我们的孩子也会一样。”她也说：“许多人工作到晚上十点，他们必须如此，是因为内心空虚，他们梦想在五十岁时存够钱以便退休，然后死于无聊。”

台湾社会的差距与不同时代面貌并存的情形令人感到困惑。一种超现代，而让欧洲显得老态龙钟的情形是，台北一半面积都已是无线区域网路的范围，甚至在捷运里也能收发电子邮件。台北市长要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网路城市。许多人的手机有GPS系统，即使迷路了也可以从手机中找到方位。过马路时，绿灯里一开始有个小小的人闲适地走着，在他上面是倒数计时器，然后那小小人越走越快，直到最后像发疯似地狂奔。

在许多计程车里，你还可以在前座椅的头靠上看电视，所以才不会浪费时间，就是讲求效率。一个台湾人告诉我，她曾在德国参加婚礼。

“你觉得怎么样呢？”“真可怕。好像永远不会完！”对她来说，甚至连婚礼都要讲求快速。

有些餐厅中的桌子有电视荧幕，可以边吃边看百种节目。许多饭店房间里的卧房和浴室用玻璃分隔。是要让人从床上就可以看到美女入浴？不，正相反，你甚至可以从浴室或厕所里看电视！

另一个惊奇科技是508公尺高的台北101，它拥有每小时60公里，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在几秒内就可以抵达80层楼高，你却没什么感觉。电梯内有压力平衡的装置。

“我们必须一直是最好的”，Chang Ming-Lei简单明了地做评论。

台北101是依照风水理论建筑而成的，那是以传统原理避免无形冲煞的知识。根据这样的知识，入口和出口处不可相对，否则就会有访客进入大楼后又立刻出门的风险。根据风水理论，居住在路冲的大楼中是很不好的，可是对一楼的商店却有好处。转化负面的影响是把八卦镜挂在窗上。台湾人很小心，尽量避免生活上不好的事情发生。街上到处是监视器和紧急纽，大部份的阳台装设铁栏杆，不过有个居民对我说，发生火灾时，这些铁栏杆却让人无法逃走。这人还说，八卦镜的作用就像光线，可以转移不好的东西或反射回去。

台北101由每节八层楼的节段所构成。八是中国人的吉祥数字，四是不吉祥的，所以没有四楼。台北101看起来像是一节节垂直重叠内插的竹子，中空而有弹性，却仍然坚固，象征坚毅与进步。内部有个660吨重的钢球，地震时会晃动却不断裂。就像在风中伫立的竹子。

我不断听人说：

“只有懒惰和孩子多的是穷人。”这个超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店前烧钱的那些人也是个惊奇点。这种钱不是真正的钞票，而是看起来像钱的纸钞。他们在商店前的铁桶里烧纸钱，祈求好财运。不久之前出现所谓的“环保纸钱”，烟较少，但卖价也就更贵。

在资讯科技产业大本营的台北，有许多孔庙、道宫和庙宇，这些往往也是取得神谕的地方。和瑞士教堂不同的是，年轻人也来庙宇。例如周六中午，许多带着Gucci或LV皮包的年轻女人在购物前到庙里来，供上鲜花和订婚饼。这里也有管姻缘的神，女人就在那里求签求问她们的未来。

有一晚我到一个庙里，在庙前有一种可以行驶的神龛。“神过生日的时候，把神放进车里，到处开着走。”有人这么告诉我，“现在神在大陆，明天回来，到时候会有游行。”

第二天的游行是个盛大的热闹场面，有鞭炮、红色孟加拉火把、可行驶的、装饰灯光的电子琴、闪烁不停的强光、烟火、钹、鼓、吵杂的扩音器。神是彩色的木雕，坐在左右晃动的长轿子里，被抬着到处走。轿子有刺眼的霓虹灯管，电源是由一个在后面推着的，发出难以忍受哒哒声的发电机所提供。范、谢两人通常是庙里的守护神，在游行队伍里却成了主角。

谢，有张黑脸。范，有长长外吐的舌头，而且身体高得让打扮成他的人只能从衣服上的洞向外看，并且要挺胸，以头来保持平衡。这两人的外表可由民间传说来解释：范、谢曾约好在桥上相见，谢早到了，在等候时，因看桥下的水身体失去平衡而跌入水中。当范抵达时，发现他的朋友早已死去。痛苦之余，范用双手勒死自己。这是为何他的舌头吐出这么长来，而谢的脸在水中成了黑色。台北人说，这两人夜里带着铁链在艋舺附近巡逻，看到了小偷就把他们吞掉。艋舺一带的犯罪率的确比其他地区低。

台北有好多纪念国家英雄的地方，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也在其中。这两个建筑物内有巨大的厅堂和大于常人的塑像，塑像前面站有卫兵，塑像四周空旷，仿佛让不朽者和平常人的生活有了适当的距离。令人惊讶的是，居民如何对待这种强烈要求展现崇敬的地方！

只要在整个城市还相当安静的清晨五点去到纪念馆，会突然看到某种型态的嘉年华会。从许多不同的扩音器传出进行曲、嘻哈、国乐、乡村、探戈等等不和谐的刺耳声音。有的团体练太极拳，有的练剑，有的就在晨曦中跳社交舞。一对银发夫妇互丢粉红色飞盘。这里有几百个人。有人穿和服，有人穿得像啦啦队，也有人穿像唱饶舌歌的人，有特大的裤子和鸭舌帽，背后还印着“Gung Fu New Fashion very good”。好多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对我说：“你猜猜我几岁？”大多数人的年龄看起来比实际年轻一半。也有年轻人练习目前最流行的萨尔萨舞。这些热闹场面都发生在台北101底下。上班族穿西装打领带，急行穿梭在练习功夫和太极拳的人群中。没有人去组织这些活动，有的人虽规律地来参加，团体却也常有异动。

七点，卫兵踢着正步出现。他们在国歌声中升旗。霎那间每个人都停下来，做敬礼姿势。几分钟后，纸伞舞、有氧舞蹈、摇滚、气功等又再度开始。石雕的、青铜的孙逸仙（也就是“国父”）正坐在公园四处，恬淡地看着这一切。

在忠烈祠每天都有十五分钟守卫换岗的精彩节目。结尾部份，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僵直而机械化地把枪支互抛好几次，每一个接手都是精准而完美，是种穿制服的水上花式表演。然后他们站在平台上一个小时，像雕像一样完全不动，连眼也不许眨。有时助手帮他们擦汗或拉正肩饰。

这些守卫都是军人。有个士兵告诉我，台湾有两年的兵役期，只有成绩好的会被选出来，训练半年，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然后在这里站四个月，换另外一个地方，再站四个月。练习的时候常常出事，特别是抛枪的动作。不久前有人伤了前额。最危险的是刺刀，两个月前有个新手甚至削掉了一只耳朵！有了疤痕，就不可以站在台上了。做错了，怎么办？“如果是小错误，必须面壁一小时。如果没接到枪，假期就会被取消。”必须在太阳下一动也不动地站好几个钟头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尽量想些美好的事情。”

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去拜访了Peng Wu Chih，他是台湾著名的太极和中国功夫教练之一。Andy Hug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他原本是医生，后来改学中医，最后专注于亚洲各种武术。他是功夫大师Liu Yun-Qiao（蒋介石的首席护卫）的最后一个学生，在Liu Yun-Qiao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照顾他，而Liu Yun-Qiao在最虚弱时也只能用筷子教他。

快速太极是Peng Wu Chih的一个专长，他强调，原始太极并不像现在的龟速慢移，而是快速的。在餐厅中主菜和点心之间的空档，他在桌子旁边示范给我看。整套拳只花了几秒钟就完成。Dr.Peng喜欢速度，也因此而成名。在我们上车之前，他说：

“扣紧安全带，我开车像007。”这当然是有那么点夸张。他谈到“气”- 生命的力量，说：“冥想不是从世界撤回，而是留在那里。对手需要两秒，你必须在半秒内便完成。再忙，也不可失去中心点。”有次他握住我的手腕，不紧实，但我感到那无穷的力量，就像是踩下法拉利的油门：只要愿意，他可以在瞬间杀了我。

一个他的学生说：“在第一堂课他告诉我说：我要杀了你！他也做到了！在这堂课里，我的内在死了，他毁了我的价值观。武术最重要的是谨慎专注，所以你必须摆脱你的过去。”

Peng Wu Chih 以一个小故事结束谈话：“两个人死了，上帝问他们，希望来世有什么？第一个说：我要有许多钱！第二个说：我要给许多钱！第一位转世成为一个乞丐，第二个成了百万富翁。”

我在五月一日寻找示威的群众，却徒劳无功，这里没有工人示威这回事。台湾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梦想，不久前都还没有失业保险（因为几乎没有失业人口-至少官方是这么说）、没有健康保险（编按：台湾有全民健康保险，也有劳保、农保等，作者可能因停留时间过短，无暇深入研究）

、没有退休保险（编按：目前台湾已有劳工退休金制度，劳工及雇主必须每个月提拨一定比例金额至劳工个人帐户，以保障劳工退休后生活无虞）、没有社会福利。每件事都由家人自己安排。有些人甚至把一部份休假“送”给公司。建筑法规似乎也不太明确。对于建筑师而言，台北既是梦想也是恶梦，因为什么都可能（女人手提包形态的建筑。业界的高潮！）。

虽没有工人示威，却恰巧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期间，所以台北法轮功有个游行活动。这个亚洲最大的精神性组织，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最近有个医生公开说，他曾在中国的一个集中营里工作，数万名法轮功成员不但必须做苦役，有些还被活生生地把器官取出来卖掉。

是反中国的宣传吗？无论如何，这样的新闻吓坏台湾人，也让他们记得，自己的富裕生活不时遭受威胁，就像是站立在悬岩上的小花园。直到十年前台湾仍有比中国还高的国防费用，但今天中国却有台湾三倍之多。600枚飞弹指向台湾，每年还要再加上75枚。只要台北在“正式独立”的禁忌议题上有一个政治上错误的用字，或许在北京就会有人按下红色按钮。

最近中国付给太平洋的小岛诺鲁一亿五千万美元，让他们放弃台北而和北京建交。台湾很难跟得上，只能试着在正式关系之外，让自己（特别在经济上）无可取代。这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并且也是寂寞的工作。

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儿童育乐中心”，那是种亚洲华德迪士尼乐园，是一个美丽的、花了相当多钱建造的地方，却看不到游玩的儿童。一个都没有！

“现在的小孩喜欢在家玩电脑”，一个管理员告诉我们。另一个则说：“大部份的孩子晚上都还有课。”门口守卫说：“父母没时间带孩子来。”

在回程的路上我捕捉到一个景象：无人的游乐场中，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坐在秋千上打着手机，而雨滴也开始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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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个蛮多样化的环境，这些景象应该是客观的描绘着台北的风貌，但其它地方有其它的样子与心情，但相关连接中 瑞士记者看台北 最后一句

瑞士记者看台北

Signer的报导叫人沉重，Pol的照片令人沮丧。在一个不将美学训练（而把摩登当成高品味...）、不将哲学推论（而分不清就事论事与人身攻击的差别...）、不将法律常识（而拒绝接受法令先行，道德殿后的道理...）、不将人文素养（以致语言文字暴力充斥媒体...）纳入义务教育体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正是瑞士记者并未错看台北的那一切。 却真的是一个漂泊在国际舞台的失根小草最深刻的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