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不仅所谓的“四旧”被“破”，中共党内一些从上至下的官员也被打倒，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了冲击。在冲动下，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8月1日，他们又将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的校园。

对联之争

对联在各个校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而这个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对联，也很快在北京市传开。

据《文化大革命史》一书记述，8月2日，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支持“血统论”对联者听说陈伯达的建议后，非常兴奋，并以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当天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的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导致了清华园内反对者的不满和针锋相对的辩论。

在这场纷争中，以清华、北大等学校为开端，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不少学校以出身为标准将人们分成两大主要派别，通过划分，出身“高贵”子女的父母更加英雄。这些“高贵”的出身包括：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时称“红五类”。与之相对的“黑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

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搭配在一起，紧束宽条皮带，成为红卫兵的标配，有些红卫兵还登上了黑皮靴，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不雅词语和不可一世的神态，俨然是流氓无产者。

不久后，北京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使“血统论”在社会上进一步传播。而利用红卫兵为自己冲锋陷阵的毛，则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民众。此举不仅显示了毛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包含着对“血统论”的支持。

8月20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演讲，不仅高调宣扬“血统论”，而且也表达了对文革的一些看法，比如他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等等。

在毛的支持态度下，在谭力夫的讲话传遍北京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出现了“非红五类”学生被红卫兵集中起来看报纸、学文件的情况，他们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请假，回来稍迟一步，就会遭到白眼或呵斥。在下乡劳动时，他们要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他们还被剥夺了挂毛像，唱语录歌等权利，备受歧视和凌辱。但也有个别这样的学生为了自保，则主动去与红卫兵套近乎，并充当了红卫兵的打手。“血统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遇罗克批“血统论”

1942年出生的遇罗克，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样的出身在1949年后无疑是“贱民”。据其家人回忆，小学时的遇罗克聪明好学，喜爱看课外书籍，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是老师们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小学究”，父母的好儿子，弟妹们的好兄长。

然而，随着父母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上了初中的遇罗克也受到了“另眼看待”。班主任开始将他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并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遇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甚至有一次竟说：“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遇罗克的回应是：“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1959年，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但因为出身问题而无缘大学。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因同样的原因不能上大学。上大学不行，参军更是没有资格，这让遇罗克开始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

这究竟是为什么？遇罗克陷入了思考。而早在读高中时，他就开始涉猎中外哲学著作。他如此说过：“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高考落榜后，他又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广泛的涉猎让他学会了思考。

1960年底，遇罗克响应国家当局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1963年，他开始写一些影评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1964年，他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还自修了俄语和日语。生活的美好似乎在向他展开。

然而，政治嗅觉并不敏锐、不了解本质的遇罗克很快遇到了大麻烦。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的支持。抱着为吴晗还击攻击的遇罗克遂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前一篇被退回，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另一篇则被删改后刊登，但遇罗克发现，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发，“破四旧”愈演愈烈。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上，这也就意味着，危险随时会降临。为了不让日记和读书笔记落入抄家者手中，而牵连家人，遇罗克将其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集自己思想精华的蓝皮的“北京日记”，内中有对姚文元和陈伯达等人的批判。他将日记委托给小妹遇罗锦藏匿起来。令人叹惋的是，遇罗锦在藏匿日记时将其不小心丢失，被一个红卫兵送到了派出所。

很快，东窗事发，遇罗克被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不过，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思考，那他完全可以活下来，但是当他听说红卫兵的暴行时，当“血统论”甚嚣尘上时，遇罗克再次拿起了笔，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他还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将文章刻印了100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并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遇罗克。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之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刊登，很快销售一空。该文被广为传播，并在出身不好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鸣，影响很大。

此后，遇罗克又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在与支持“血统论”的人进行辩论时，词锋犀利的遇罗克每每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为了博得毛的支持，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写信，呈上《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然而，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态为《出身论》定了性：《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遇罗克遇难及受牵连之人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在狱中他还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发表作者胡平题为《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文章称，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XX下令杀害遇罗克。周XX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而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诗人北岛有这样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结语

可叹的是，红卫兵们在被毛利用并在毛实现了打倒刘少奇等党内高官的目地后，被强迫下乡接受改造，很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而对于“血统论”，毛后来又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其进行了批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再次彰显。

文革结束后，“血统论”的说法才逐渐消失。而曾经批“血统论”的勇士遇罗克则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