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案前後的豐子愷》（文摘謹供參考）-beiqian2016-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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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風案前後的豐子愷》（文摘謹供參考）	2018-02-02 14:04:42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發生在1950年代的一樁著名公案，其株連士林之廣，對中國文化界荼毒之深，可謂當代的“文字獄”。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批判“胡風案”進入高潮期間，眾多文藝界人士紛紛發表檄文，聲討胡風，這其中不乏當時和後來的文壇巨匠，如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丁玲、冰心、葉聖陶、夏衍、艾青、馮至、馮雪峰、張天翼、陳荒煤、陽瀚笙、田漢、陳望道、侯外廬、歐陽予倩、李伯昭、呂驥、劉開渠、李希、陳沂、吳組緗、孜亞、鮑昌、吳伯蕭、袁文殊、方紀、吳雪、洪深、陳其通等，洋洋數百人，[1]有了這些人的帶頭表態，全國各地自然要積極響應。首先是各省文藝系統帶頭進行批判，其次是文藝系統之外的社會界別全面跟進，到最後，批胡風成了一場波及全社會的政治運動，上至中共中央，下到街道社區，甚至連英國管制下的香港，都成了批判胡風的輿論陣地，如此聲勢浩大，可謂曠古絕今。

在眾多批判胡風的文藝家隊伍中，有一個人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豐子愷。201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汪家明着《立盡梧桐影——豐子愷傳》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

一九五五年，他(指豐子愷——筆者注)寫了《嚴懲怙惡不悛的胡風反革命分子》一文。[2]

筆者不禁詫異，豐子愷先生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一生宅心仁厚，從善如流，如何在一九五五年也加入到了批判胡風的隊伍中去？帶着一點好奇心，筆者翻檢了幾本常見的書籍，發現在大部分涉及豐子愷的著述中對這件事都很少談及。例如在汪家明所著《立盡梧桐影：豐子愷傳》中附有《豐子愷年表簡要》，關於其在五十年代活動的情況，一九五五年竟然是空白;又如在盛興軍所著的《豐子愷年譜》中對此也是一筆帶過;一九九二年七卷本的《豐子愷文集》中也沒有收錄汪家明提到的上述文章，而二零零三年出版的陳野着《緣緣堂主——豐子愷傳》中關於其五十年代初期的活動情況，除了記述豐子愷“1951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批評他的漫畫的文章，因為引用了其漫畫而給稿酬16萬元(舊幣)，豐子愷把這筆錢捐給了志願軍”等事外，便說“轉眼間就到了1956年”，[3] 非常刻意地將豐氏在1951-1955年間積極進行個人思想改造的一些史實略去了。

只有2014年海豚出版社的《豐子愷精品散文集：緣緣堂集外佚文》一書中，對汪家明所著傳記中提到的這篇文章做了收錄，此外，還收入一篇《徹底消滅胡風集團》，同樣寫於一九五五年。

胡風案在1978年得到初步平反，十年後又獲徹底平反，胡風本人的名譽得到徹底恢復，一樁撕扯四十年的荒唐公案總算劃上了句號，與此同時，那些當年曾批判過胡風的人士也陷入了尷尬的話語境地，他們中僅有極少數人對這一事件及個人作為有過反思，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沉默。時過境遷以後，曾經的當事者都相繼故去，歷史逐漸湮沒在風塵之中，而像豐子愷這樣的文化巨匠，卻隨着時代潮流的變遷，聲名愈高，極受人們推崇，後人在為其立碑樹傳之際，有意淡化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也在人情世故之中，但就歷史真相而言，卻不容遮蔽，更不容忘記。

（一）

其實，早在1955年——批胡風進入高潮之際，由人民出版社匯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中，就收入了豐子愷的一篇批胡風的文章，題目叫《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全文如下：

我在病床上讀報時看到：胡風竟是一個陰險的反革命分子!這使得我這病人也不禁憤怒起來。一般反革命分子不能公開活動，只能暗中破壞;胡風卻多年來公開地活動，堂皇地推進他的反革命行為，因為他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偽裝革命同志，使得大家不提防他。即所謂“明槍好躲，暗箭難防”。胡風是一個陰險的反革命分子!

一般反革命分子直接反對政府，敵視人民;胡風卻迂迴地走“文藝”的道路來襲擊政府，謀害人民，使得大家疏於警惕。因此，在兩批材料發表以前，多數人——包括我再內——都以為胡風的問題只是思想問題，豈知他竟用“文藝”為掩護而進行反革命，以“文藝”為手段而公開地招收信徒，培養羽翼，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這行徑與反動會道門相似。反動會道門借“宗教”為名來企圖作亂，胡風借“文藝”為名而進行反革命活動。反動會道門講迷信，只能蠱惑缺乏知識的人;胡風講大套“文藝”理論，竟毒害了許多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摧殘了許多靈魂的工程師!胡風反黨集團比反動會門道更可惡!

我讀了胡風的密信，不禁毛髮悚然!他“用微笑包着污衊”，“用橡皮包着鋼絲”，他稱進步文藝工作者為“市儈”、“豪紳”、“敵人”，稱革命文藝界為“殭屍統治的文壇”，他常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看準了的時候”就向党進攻。還有更使人憤慨的，他稱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為“被當做了‘圖騰’的小冊子”!可見他久已處心積慮，企圖以文藝作掩護而進行反革命。我們過去麻痹大意，疏於防範，這是我們文藝界的奇恥大辱!我們必須肅清這個陰險的反革命分子集團!凡是熱愛文藝、熱愛黨和祖國的人，都應該積極地參加這場戰鬥。[4]

文中諸如“用微笑包着污衊”、“用橡皮包着鋼絲”、“市儈”、“豪紳”、“敵人”、“殭屍統治的文壇”、“磨我的劍，窺測方向”、“看準了的時候”、“被當做了‘圖騰’的小冊子”等這些說法都來自於胡風寫給舒蕪的私人信件中。1952年5月16日，舒蕪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一文，第一次將胡風拋了出來，認為自己過去受了其錯誤思想的影響，寫了一些很壞的文章，並特別指出“還有幾個人”和胡風都是一起的。[5]很快，這篇文章被《人民日報》轉載，舒蕪本人也被中宣部從南寧召到了北京。三年之後，舒蕪再次寫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一文，破天荒地將過去幾年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和盤托出，並以此給胡風“定罪”。1955年5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此文，並加了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編者按”。至此，胡風事件由一個文藝爭論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一場浩劫已經不可避免。

豐子愷的這篇文章一看便知是受了輿論的蠱惑和煽動，全無個人冷靜的分析與思考，愣頭青一般地充當了抨擊胡風分子的打手。其他兩篇文章《嚴懲怙惡不悛的胡風反革命分子》[6](寫於1955年6月18日)和《徹底消滅胡風集團》[7](載於1955年6月22日《人民日報》)所持立場與本篇也相差無幾，只是語言和攻勢更為凌冽，如在《嚴懲怙惡不悛的胡風反革命分子》一文中聲稱“胡風集團同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就有密切關係，胡風、阿壠等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在《徹底消滅胡風集團》中鼓吹“胡風和阿壠等反革命分子衷心地擁護或者積極地參與了蔣匪發動的反人民內戰，他們對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表現了仇恨和恐懼。胡風集團在全國解放後不斷地秘密商議，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計劃，向黨和人民猖狂進攻。”

和大多數胸懷天下、有着文以載道的遠大抱負、對政治風向異常敏感的文人不同，豐子愷一直都是一個比較注重自我修行的作家，其早期的思想，甚至是悲觀、迷惑、憂慮、頹廢的。[8]而立之年皈依佛門後，他更加注重對精神世界的探求，對個人修養的鍛造，逐漸徹悟佛之大意：“真是信佛，應該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義，而屏除私利;應該體會佛陀的物我一體，廣大慈悲之心，而護愛群生。”[9] 在此理念之下，他創作了大量散文和繪畫作品，關照眾生，護佑民人，表現出極為虔誠和明澈的人生境界。可以說，豐子愷一生雖然行走於紅塵之中，其人生追求、心性感悟卻一直都游離在紅塵之外。這樣一個人，怎麼會忽然批判起胡風來呢？

（二）

究其原因，要從1952年說起。在“三大運動”相繼結束之後，中共中央又發動了針對國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三反”、“五反”運動，並將對後者的思想改造提上日程，一時間，以《人民日報》為主的各大黨報相繼刊登大批學者、專家、教授、知識分子以自我批判和自我貶損為基調的“檢討書”，在這些檢討書裡，每個人無不承認自己“前半生走的是錯誤道路，表示今後要服從共產黨領導，徹底改造思想云云。”[10]

1949年中共建政之際，豐子愷一家經過多年奔波離亂，終於在廈門團聚，原本打算就此定居，但不久傳來解放軍渡過長江的消息，於是，他又改變了主意，決定北遷重回上海。按照汪家明的說法，豐子愷之所以選擇回到上海，是因為“共產黨為人民謀福利，深得人民愛戴擁護，是他所敬佩的。”但是，抵達上海之後，“豐子愷只是作為文藝界代表，參加一系列社會活動，未任什麼職務”。[11]到了1952年，他終於獲得了第一個來自共產黨政府認可的公開頭銜：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兩年之後，又出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1958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60年，又任上海中國畫畫院院長、上海市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1962年，再上一步，任上海美協主席、上海文聯副主席。[12] 縱覽新政之後留在大陸的文化界人士，很少有人能像豐子愷這樣順風順水的。

1951年4月，上海市召開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豐子愷做了一個簡短發言，他首先對鎮壓反革命運動表示了支持，痛斥那些“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而“離開自己的崗位而站在這鬥爭外面”的行為，其次對中共在上海的施政方針予以理解和歡迎，他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掃除生產發展的道路上的阻礙，而求得生產的順利的發展。勞動人民正是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因此，大上海的建設，以‘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工人階級服務’作為方針，是十分合理的。每一個革命階級，每一個革命分子，每一個人民，都應該擁護這一賢明的方針。”[13] 這可能是豐子愷第一次明確亮出自己的政治態度，很顯然，他是十分擁護共產黨的。

1952年7月16日，豐子愷在《大公報》上發表了的《檢查我的思想》一文，全面“檢討”了自己的思想。這篇文章長達五千多字，從四個方面分析了自己存在的問題：一是“我一向看重自己的趣味，興之所至，任情而動，不問為何人服務”;二是“我的利名觀點”太重，“已經完全制勝了趣味觀點，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商人，跟在資產階級的後面，想分他剝削來的肥利的一瓢羹”;三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完全是從資產階級的角度出發的;四是我的“舊人道主義觀點”，“一向缺乏鬥爭心，而確信感化主義……對於擴展於全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的火熱的鬥爭，我視若無睹，而獨自感傷於人世的無常，正是個人主義的典型的表現”。最後，豐子愷總結道：“總之，我的思想錯誤，由於過去脫離群眾，不問政治，不能認清階級立場，對於階級鬥爭袖手旁觀，因而長年地從事於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純藝術工作，而使我的錯誤思想廣泛地流毒在人間。今天，我要向廣大群眾表示由衷的懺悔。”

如何才能改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呢?豐子愷單獨辟出一章，談了“我的思想改造計劃”：

我的思想改造的動機，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讀了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不能完全接受;續讀馬克思《資本論》，再讀《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學習，但舊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滿於閱讀國內的譯作，想向社會主義的先進國家蘇聯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開始，我摒除一切，從事俄文學習，埋頭兩年，總算能夠看俄文的文藝書了。然而蘇聯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國先進得多;我在俄文的書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燦爛，而其中可以幫助我的思想改造的，並不很多。

因此我確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還靠學習本國的政治，即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條具體計劃：一、加強政治學習，普遍地閱讀各種文件盒書籍;二、加強業務學習，多多地把今日中國人民所需要的蘇聯文藝介紹進來;三、加強集體生活思想，參加各種應該參加的集會。

我過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風的X光檢查出了我的病狀，今後只要好好地療養，定能恢復健康。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好比是空氣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營養品。我確信，在黨的領導下，在群眾的督促下，我認真學習，必能改正過去一切錯誤思想，而成為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工作者。[14]

這患了“肺病”的病人用毛澤東思想究竟“療養”的怎麼樣呢？《檢查我的思想》在《大公報》刊出後，便被編入《教師們的思想改造》一書，成了教育界自我批評和改造的活教材，由此可以看出，這封檢查書是深得中共認可的。[15]不唯上述這些帶有極強政治色彩的個人表白，在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中，豐子愷也與當時的主流意識表現出了強烈的一致。1958年，豐子愷曾到杭州、揚州等地游賞，回來後寫了《西湖春遊》、《揚州夢》等散文，但這些文章，與他過去恬淡舒緩的行文風格，發生了天壤之別。在《西湖春遊》中，寫道：“西湖的最美麗的姿態，知道解放之後方才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是因為舊時代的西湖，只能看表面(山水風景)，不能想內容(人事社會)。換言之，舊時代西湖的美只是形式美麗，而內容是醜惡不堪設想的。……因為這些樓台亭閣上都有被壓迫者的呻吟……西湖上盤踞着許多貪官污吏、市儈流氓;風景最好的地方都被這些的私人公館、別莊所占據。所以倘提及人事，這西湖的美景勢必完全消失，而變成種種醜惡的印象。”[16]在《揚州夢》中，他是別出心裁，說自己晚間小酌後正要睡覺，忽然聽到有人敲門，開門後走進來一位中年婦人，豐子愷便請教她的大名，不想這位婦人竟侃侃道來：

我姓揚名州，號廣陵，字邗江，別號江都，是本地人氏。知道你老人家特地來訪問我，所以前來答拜。我今天曾經到火車站迎接你，又陪伴你赴二十四橋，陪伴你上酒樓，不過沒有讓你察覺，你的一言一動，一思一想，我都知道。我覺得你對我有些誤解，所以特地來向你表白。你不遠千里而枉駕惠臨，想必樂於聽取我的自述吧?”我說：“久慕大名，極願領教!”她從容地自述如下：

“你憧憬於唐朝時代、清朝時代的我，神往於‘煙花三月’、‘十里春風’的‘繁華’景象，企慕‘揚州八怪’的‘風流韻事’，認為這些是我過去的光榮幸福，你完全誤解了!我老實告訴你：在1949年以前，一千多年的長時期問，我不斷地被人虐待，受盡折磨，備嘗苦楚，經常是身患痼疾，體無完膚，畸形發育，半身不遂;古人所讚美我的，都是虛偽的幸福、恥辱的光榮、忍痛的歡笑、病態的繁榮。你卻信以為真，心悅神往地吟賞他們的詩句，真心誠意地想象古昔的盛況，不遠千里地跑來憑弔過去的遺蹟，不堪回首地痛惜往事的飄零。你真大上其當了!我告訴你：過去千餘年間，我吃盡苦頭。他們壓迫我，毒害我，用殘酷的手段把我周身的血液集中在我的臉面上，又給我塗上脂粉，加上裝飾，使得我面子上絢煥燦爛，富麗堂皇，而內部和別的部分百病叢生，殘廢癱瘓，貧血折骨，臃腫腐爛。你該知道：士大夫們在二十四橋明月下聽玉人吹簫，在明橋上看神仙，干風流韻事，其代價是我全身的多少血汗!

“我忍受苦楚，直到1949年方才翻身。人民解除了我的桎梏，醫治我的創傷，療養我的疾病，替我沐浴，給我營養，使我全身正常發育，恢復健康。我有生以來不曾有過這樣快樂的生活，這才是我的真正的光榮幸福!你在酒樓上看見我富有節日的歡樂氣象，的確，七八年來我天天在過節日似的歡樂生活，所以現在我的身體這麼壯健，精神這麼愉快，生活這麼幸福!你以前沒有和我會面，沒有看到過我的不幸時代，你也是幸福的人!歡迎你多留幾天，我們多多敘晤，你會更了解我的光榮幸福，歡喜滿足地回上海去，這才不負你此行的跋涉之勞呢!時候不早，你該休息了。我來擾你清夢，很對不起!”她說着就站起身來告辭。[17]

1958年，中國正沉醉在“大躍進”的夢魘里，恐怖的三年饑荒也緊隨而來，人民生活異常困苦，豐子愷對此全然不能覺察，卻變着法子歌頌社會主義。不僅如此，他還在這一年的4月16日於香港的《鄉土》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決心書》，聲稱完全擁護“大躍進”政策，將“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地效忠人民”，並對自己的文藝創作也要進行一次大躍進：

我本來決心在本年內完成著作和翻譯共六十萬言，創作新畫八十幅。現在也來個躍進，增加為著作和翻譯八十萬言，創作新畫一百幅。[18]

不知道這個承諾到1959年來臨的時候有沒有完成，但毫無疑問的是，此時的豐子愷，已經不再是從前的那個緣緣堂主人了。

（三）

從1958年起，豐子愷始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次年四月由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十四次會議正式通過，《決心書》正是在這期間所寫。此後，他又獲得了兩次擔任上海文藝系統要職的機會。綜觀來看，這些社會地位的取得，應該與他自1949年以來在政治上的積極表現密不可分，在此基礎上，當1955年胡風案爆發的時候，他挺身而出予以迎頭痛擊，便是極其合情合理的事情。

在整個民國時代，豐子愷與胡風並無直接的人生交集，前者遊走與禪意佛法之間，是真正的“為藝術而生活”，後者是新文學的幹將，始終探求文學救國的真理，唯一可將二者名字放在一起的大概是他們曾在同一本文藝刊物上發表過文章(如1935年《文學》第四卷第四號，同期刊登了二人的作品)，並且都受到過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的影響;1949年之後，豐子愷積極向中共靠攏，最終坐上了上海文藝界的頭把交椅，而胡風則備受冷落，直至被猛烈批判，逮捕下獄;1975年9月豐子愷去世，其時胡風還身陷囹圄。今天，當我們再次回看這段歷史時，是否可以說，對胡風極其所謂的“胡風分子”在1955年後飽受的殘酷政治迫害，豐子愷先生也難辭其咎呢？所謂魔由心生，此時的豐先生，心裡真的是離了佛，見了鬼，着了魔。

如此“着魔”，與魔共舞，是否能保證自己不受傷害呢？“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豐子愷很快就被造反派拉下了馬，同樣遭到了殘酷的政治迫害。1968年，一本名為《黑線文藝人物示眾》的書中對他更是極盡損毀：

豐子愷，一八九八年生於浙江縣石門灣的一個地主家庭，是一個一貫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民族敗類。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他都利用詩、畫、文密切配合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勾當，干盡了壞事。

……

解放後，豐子愷繼續堅持反動立場，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瘋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一九五零年，在全國人民歡慶解放之際，豐子愷卻畫了《卻美蝸中自有家》(該畫原題應為“卻羨蝸牛自有家”但此處作“卻美蝸中自有家”，疑為訛誤。——筆者注)，感到無家可歸了。

一九五六年，他緊緊配合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一而再的畫《炮彈當花瓶，世界永和平》宣揚和平主義，要革命人民放下武器。

同年，他寫了毒文《元旦有感》，並配上毒畫《城中好高髻》，惡毒攻擊黨中央和黨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

一九五七年，他寫黑文《代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像“張着猙獰血盆大口”的“鐵鎖”，說它是“人間羞恥的象徵”，並要它速朽。

一九六零年，他又以歌頌人民公社為名拋出毒畫《船里看春景》，把人民公社描寫成“徒有其表”、“虛假”、“浮誇” 的東西。

一九六二年，他借辛棄疾詞意描寫單幹農家樂，大肆鼓吹“三自一包”。同時，又配合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寫雜文《阿咪》，惡毒的攻擊我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污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不如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虛偽”的。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豐子愷畫了不少黑畫攻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寄到香港去發表，得到了台灣蔣匪的喝彩。[19]

上海市美協主席、文聯副主席的交椅還沒有捂熱，“革命”的魔咒就反施到了自己頭上。月黑燈皎之時，[20] 身陷“牛棚”的豐子愷，追憶這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為，是否該向心中的大乘佛法及弘一先師，做一次虔誠的懺悔，徹底看破這失去法度的年代？掩卷長思，不禁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