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前王后与她昔日的死敌
——伊斯兰革命的反讽
（瑞典）茉莉
刚开始拍摄记录片《王后与我》时，伊朗裔的瑞典女导演娜希德·佩尔松遇到了麻烦，因为她的采访对象——伊朗前王后法拉赫发现她曾是伊朗共产党员的历史。采访一度中断，直到女导演寄给前王后一些自己的作品剪辑，重新赢得王后的信任，两个曾是死敌的伊朗女人才继续合作起来。
这个记录片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吸引力，在北欧获得一片好评。影片里有两个昔日政治对手之间的接触与对话，也有两个流亡者共同的怀乡与忧国忧民之情。在两个女人失去亲人与家园的共同命运中，我们看到伊朗革命残忍的反讽，看到共产党极权如何影响了伊斯兰宗教极权，使伊斯兰主义者在掌权后变成凶猛的秃鹰。
◎ 三十年前死敌，今发现共同点
导演娜希德出生于伊朗平民家庭，而法拉赫出身于上流社会。1959年，法拉赫成为巴列维国王的妻子。那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漂亮的王后，豪华的王宫，盛大的酒宴，一切曾令童年的娜希德神往不已。
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很多伊朗年轻人一样，青年娜希德受理想所驱使，参加了一个反抗巴列维国王的共产主义小组。他们游行示威，组织起义暴动，结果娜希德的一个哥哥被当局处死。在1979年巴列维王朝垮台后，参与推翻国王的娜希德与其他共产党人，却被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权逼得逃亡异乡。
流亡瑞典的娜希德后来成为瑞典著名的记录片制片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三十周年之际，她寻找她童年时期的偶像、青年时期的敌人——前王后法拉赫。此时，当年端庄秀丽、楚楚动人的王后法拉赫，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从加冕的高贵王后，降为流落异乡的平民，她经历了丧夫、丧女等长期的痛苦。
然而，这位前王后不是传统的王后。年轻时风华正茂，法拉赫曾留学巴黎学习建筑学，并做过学生会主持人和篮球队长。在成为伊朗王后的近二十年间，她非常积极地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花很多时间关注国家教育机构和人民医疗保健项目，并为伊朗妇女争取权利，她因此曾被视为伊朗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守护神。
正因为法拉赫是一位如此现代的有头脑的王后，她才会在长期流亡中带着哀伤思考伊朗问题。她竭力为丈夫巴列维国王及其政策辩护，捍卫丈夫在国王期间所做的将伊朗现代化的努力，并反驳对王室的一些过分指责。但是，她对其夫当年的政策失误不是没有认识的。
娜希德的记录片拍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导演必须一切服从前王后的时间安排，摄影组得跟着王后前去巴黎的豪华公寓，也要去王后的儿子所在的华盛顿豪宅，有时还得在某地白等几天。麻烦还在于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当昔日的对手提出令王后不舒服的问题，她们之间的关系有时会紧张起来。
到拍摄中途，娜希德惊讶地发现，她本人对这位前王后产生了很大的同情，这会妨碍影片的客观性。最后，导演终于鼓起勇气，坦诚地提出她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关于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腐败与压迫，以及政治犯被处决等。
前王后有点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仍然表现出她的睿智和教养，她愿意聆听与自己对立的政治观点，并让自己接受对方的挑战。对于那块魂牵梦萦的故土——伊朗的现状和未来，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流亡者有着共同的看法与梦想。
◎ 一个致力经济改革的国王为何垮台？
巴列维王朝于1979年1月覆灭，国王于流亡的第二年病逝于埃及。在临死前，巴列维接受记者采访，把自己的致命错误简单地归咎于：盲目相信西方，让国家超出它所能接受的程度“实行民主和现代化”。
这个自我总结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巴列维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完全相信西方的制度，他在伊朗搞的是开明专制和经济自由化，超前而不合时宜地实行了经济现代化，却在民主政治方面明显滞后。
对于当今很多中国人来说，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是值得赞许的。于六十年代开始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分红制等等，它推动了伊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七十年代的伊朗狂飙猛进，其经济增长率一度高达百分之十五。
然而与此同时，伊朗实行的还是王权独裁政治。巴列维建立的国家秘密警察， 监视、逮捕和拷问不同政见者，处决政治犯。国王控制新闻媒体，废除公会等民间组织，不允许反对声音。这样，被镇压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为反对独裁，暂时与宗教势力结成同盟，导致反对力量空前强大。
除了政治压迫之外，伊朗的白色革命与中国式改革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例如，快速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严重的分化，贫富悬殊。当时伊朗的暴富阶层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从荷兰买鲜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而普通的工人、农民不但没有到享受经济改革的成果，反而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这就导致社会底层的普遍愤怒与不满。
一心搞现代化的国王搞得天怨人怒，激发了强烈而广泛的社会抗议，他对伊朗传统文化的漠视也是其政治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巴列维视该国传统的伊斯兰信仰为落后，一味推动世俗化运动，他低估了教士们的能量。结果，伊朗最大的宗教势力——伊斯兰什叶派点燃了穆斯林的民族情绪。
当宗教势力狂热膨胀，很快就要摧毁巴列维王朝之时，伊朗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它了。巴列维的政治专制摧毁了其他政党、工会和协会，使得民间组织无法存在，于是清真寺成了唯一取代王朝的势力。如果巴列维早先给予伊朗一个多党派的政治环境，那么他们此时就可以协商建立一个宪政体制的王室。
然而一切都错了，悔之已晚。到了1979年，一个黑色的幽灵萦绕着伊朗。那个留着大胡子头缠头巾的幽灵就是穆斯林激进主义。曾在巴黎遥控伊朗局势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带着一群人乘飞机归国，在万众欢呼中抵达德黑兰。伊朗自由派诗人玄鲁形容当时的情景：“‘太阳升起’的预定计画已经完全取消。一群黑乌鸦正鼓翼飞来，全面占领这个地域。”
◎ 黑色革命对伊朗共产党人的反讽
记录片中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片段，娜希德询问前王后法拉赫：当年王后在王宫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她的平民家庭却失去了生活来源，她没有钱上学，处在那样困境，她应该怎么办呢？那位前王后很仁慈地回答：“你当时可以写信找我。”
也许当年的王后能够解决娜希德一个女孩的经济困难，但她无法解决她丈夫的那个制度造成的巨大社会不公。巴列维的开明专制和经济成就，加剧了底层人民的贫困。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伊朗民众的抗议与革命都有其正当性。
然而娜希德等年轻热血的共产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联合各方面势力终结了白色革命，迎来的却是更为可怕的“黑色革命”。黑乌鸦们在伊斯兰革命后掌权，他们首先清洗自己过去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派人士。伊朗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被取缔，很多共产党员被以叛逆罪被捕。
此时，伊朗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傻眼了。他们曾抗议巴列维王权时代有几百个政治犯被处决，而霍梅尼仅仅在执政之初期就杀了几千政治犯。其中五百名被处死的，是曾与宗教势力并肩作战的学生组织“人民圣战者”的成员，其领袖萨泽加拉曾是霍梅尼的核心智囊。再次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说，宗教政权的监狱比国王的监狱要阴森恐怖得多。
伊朗的经济也一落千丈。当初底层民众支持霍梅尼，主要是因为他做出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承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是：“伊斯兰教是解决问题之道。”民众误以为伊斯兰可以让他们丰衣足食。但教士们管理经济的能力很差，他们一味排外，不投资不外销，巴列维创立的工业因此解体。直到今天，伊朗经济仍面对欠缺资金和科技、高通胀、财政负担过重等严重困难。如果没有石油外销，这个国家早就崩溃了。
在巴列维时代头发把染成金黄色，穿着鲜艳服装的伊朗女人，在霍梅尼时代被迫穿上黑色的罩袍了，只能露出一张脸。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女人的头发是情色的象征，是引诱人沉沦的，所以必须严禁袒露在外。在多重的压迫下，女共产党人娜希德和她的同伴只能吞下自己种下的革命苦果，除了逃亡别无他途。
◎“清真寺内的斯大林”模仿共产极权
在娜希德等共产党人看来，伊斯兰主义者在当反对派时是只和平鸽，一旦掌权就变成凶猛的秃鹰。由于瑞典长期接受伊朗难民。我因此在学校和社区中，和伊朗共产党流亡者有所交流。他们痛恨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却很羡慕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没有宗教势力，让共产党人摘取了革命成果。
这就是这个记录片无法深入的原因。娜希德等伊朗共产党人完全认识不到，霍梅尼严酷的宗教专制，其导师正是他们信仰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古代的伊斯兰政权还相对开明和仁慈，而现代黑乌鸦却从他们的敌人——共产党极权那里吸取了严苛的执政经验。
法国著名学者索尔孟在《伊斯兰制造：寻找现代伊斯兰》一书里，把霍梅尼称为“清真寺内的斯大林”。索尔孟说：“我们后来在伊朗也看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如何深入影响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主义者。所有这些运动，它们都模仿现代的极权模式，但却是反历史的。”
这就让我们多少理解一点，为什么当初伊朗共产党人会热衷于与霍梅尼合作，他们甚至计划创造一种“伊斯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以伊斯兰信仰的力量来动员民众，然后由共产党人来设计一种新的制度。然而，伊朗共产党人毕竟天真一点，他们远不是老谋深算的大胡子教士的对手。
斯大林、毛泽东的统治模式与伊斯兰专制模式的相同之处很多，例如：他们都大搞领袖崇拜，没收私人企业，建立集体财产所有制，新闻检查制度，取消结社自由，打击自由化思潮，镇压反对派铲除异己，煽动对西方的仇恨……。
不同的是，过去苏共和中共的革命成功大都依赖于人民的贫穷落后，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却是在经济成功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说明，经济现代化不一定带来政治现代化，而且有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甚至有可能在政治上大步倒退，造成更为可怕的黑暗。
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都错了。因为革命有如此残忍的反讽，一些专制国家的人们宁可维持现状，统治者对这一类“告别革命”的论调大为欣赏。然而，如果没有革命，专制依旧，人民没有明天。要使革命获得好的结果，关键在于，革命成功后要立即实现社会权力的多元，即多党制。这样，某一政治势力——不管是伊斯兰还是共产党都无法独揽大权，都无法从鸽子变成秃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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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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