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筑小说
——读韩秀《多余的人》
 该封面入选《书香世界》2012两岸书封设计大赏
（瑞典）茉莉
这本书在我心里激起一种深沉、震撼而又真切的感觉，让我想起西方作家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头建筑他小说的房子。”
在韩秀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这是她第一次，写出自己生命中从未碰触过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这是一种奉献式的创作，她将自己心中深藏的隐痛坦诚告知读者。这也是一种自我疗伤和自我丰富的写作，拆掉生命房子构建出来的精湛作品，辉映并丰盛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殿堂。
◎ 记忆之树从阿灵顿墓苑展开
故事开始时，已经是1978年了。三十二岁的韩秀瘦骨嶙峋，带着身心的痛楚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任教时，她经常捧着一束红色的郁金香，走向绿草茵茵的阿灵顿国家墓苑。那里埋葬着她早逝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美国外交武官。
记忆之树从那里展开。那是一株繁茂、枝丫旁逸斜出、树根盘虬交错的大树。在孤独中写作，韩秀面对她生命中无数断砖碎瓦式的素材。回味过往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她淡定而从容地梳理一切记忆与材料，以文学的张力和精炼成熟的文字，以穿插倒叙的手法，浓缩她人生的传奇，构建她富于人性的艺术小屋。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都塑造得很成功。最令我难忘的，是小说所展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父女、母女、外婆和外孙女、以及师生、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展现了中国专制社会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亲情异化的现实，也书写了亲人之间不可磨灭的永恒之爱。
例如，只在韩秀婴儿时见过一面的美国父亲，与女儿之间存在着一条刻骨铭心的精神纽带；韩秀和中国母亲之间异乎寻常的厌憎交加的关系；智慧而慈爱的外婆一手抚养韩秀成长，她和外孙女之间相依为命的关系。此外，韩秀与她的学生乔的好友知己关系，与丈夫J先生的相遇以及命运与共的夫妻之情。
因为有了千帆过尽的阅历，韩秀在叙述中，既能真切体会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不因关系贴近而放弃冷静观察。她忠实地展现人物的本来面目，精妙地书写特定时代下的人际关系。她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冲突，推动了小说情节，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 专制统治下母女关系的悲剧
这本自传体小说名为《多余的人》，是因为在韩秀两岁半时，给她看病的德国医生曾想带这个混血儿离开中国，说：“这个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恐怕是个多余的人。”一语成谶。
在西方哲学家例举的诸多人生悲剧中，有的是时代、社会和命运造成的悲剧，有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悲剧。留在中国的韩秀，因为她的中美混血儿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象不到的歧视、欺凌和侮辱。最令这个女孩难以承受的，是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母亲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顾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尽管写母亲的篇幅不是很多，但从韩秀笔下的一些回忆看，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例如，小女孩被仇视她的母亲用烟头烫伤、孩子高烧时不准他人去请医生。母亲还用一把大剪刀，恶毒地将少女韩秀只穿过一次的郁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文革期间疯狂的政治运动中，这位母亲竟然多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揭发和诬陷女儿，称女儿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意欲致女儿于死地。
最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韩秀到美国后两年，怀着宽恕之心把母亲接去享受美国的自由。而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却找上门来，他们注意到这位母亲经常在韩秀上班时跑中国大使馆，并在韩秀的电话机里面赫然发现一个窃听器。
这些故事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母亲”这个词的认识。被称为韩秀的“母亲”的那个女演员，不仅没有传统母亲慈爱的光环，她甚至是自私、变态、恶毒的象征。与一般自私变态的母亲不同的是，中共统治下大搞阶级斗争的特殊时代背景，是导致这位“革命母亲”恶毒虐待女儿的根本原因。
现已走向晚年的韩秀终于能够总结这个悲剧的原因了。韩秀这个混血儿的存在，证明了这位母亲曾经嫁给一个美国军人的事实。四十年代时，这个女演员曾在重庆为中共效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女色把一位美国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应是受中共奖赏的功臣，但却因为和另外一个美国军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生下这个多余的孩子，因此无法在1949年之后的红色中国飞黄腾达。
由于亲情是一种距离太近的关系，它对人的感情最具杀伤力，母亲是韩秀一生受伤至深的痛点。我们因此不能要求伤痕累累的韩秀在她的小说中，对这位女演员的所作所为展开更多的书写和认识。作为读者，我的问题是：这位曾被中共利用做诱惑工具、被人始乱终弃的女演员，是否也应被视为受害者？是怎样的人性缺陷、情感缺失、社会环境压力下产生的怨恨心理，导致这位毕生忠诚于中共的女演员狠心残害自己的孩子？
◎ 小说的光亮是永不放弃个人尊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认为，小说的中心是一种光亮，“有一些瞬间，置身于小说丛林中的他会感觉自己正在被一束来自高处的奇异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这样的光中慢慢地改变。”
在韩秀这部山高水深、峰回路转的自传体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一束奇异的光，那是她在任何惨境下都不放弃的个人尊严。在中国颠沛流离的的苦难生涯中，韩秀赖以自立的是她的智慧、勇气和尊严。每一次面临命运的抉择时，韩秀都让尊严守卫着她，不在权势者的淫威之下屈服，
1964年，韩秀十七岁，在读高中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然而她的考卷上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学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 韩秀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转身就走。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的中学生。
 韩秀十七岁高中毕业
因为又遭母亲打小报告陷害，1967年，韩秀从山西亡命到了新疆，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在中苏两国交恶时期，她和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贱民一起，被安排在中苏边界最前沿的战壕里，面对苏军的炮口，为身后的中国解放军做“炮灰”。漆黑寒冷的夜晚，当苏军点起篝火拉起手风琴，那边的男中音唱起《卡秋沙》等俄罗斯民歌，韩秀和她这一线被人践踏的“人肉盾牌”，不顾中国军人持枪威胁，一齐加入苏军的歌唱。那一晚，奇特而美妙的大型混声合唱响彻夜空。
在偏远而艰苦的茫茫戈壁生活了九年，韩秀这位汉族人眼中的“异族”，很幸运地和南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建立了友谊，那些善良的维族人给予她很多温暖和关爱。二十年后，韩秀在美国国会为维吾尔人的苦难作证，为他们被剥夺的自由和被侵占的家园发声。
这是韩秀人生交响曲中的华彩乐章，是她获得自由后不辜负自由的人生要义。新疆给她留下了长期折磨她的病痛，但遍体鳞伤、肝肠寸断的韩秀既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捍卫维吾尔人的尊严。她以行动实践自己的信念：“写作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一部好小说是我们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径，它会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分享韩秀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筑起来的小说，是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命运的过程。岁月沉淀，给韩秀小说留下深沉的意蕴，我们在那里看到人与世界的摩擦、冲突与和解，在那里找回人类本来的尊严和温馨的爱。
（《多余的人》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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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十月号，发表时题为《韩秀与她的中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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