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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茉莉

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我的母亲还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她的父亲把她嫁给我的父亲，是怎样害苦了她的一生。

母亲去世之后，我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哀伤与抑郁之中。往日散落在记忆角落里的父母的故事，他们那被无声的痛苦碾过的心灵，他们命运中的孤独、恐惧、焦虑和尊严，以往我曾习焉不察，此刻全都涌上心头。我没有挽歌，我只是在时光的缝隙中搜寻，拾起那些被遗忘的碎片，体察并审视父母一代的苦难之谜。

人要等到不年轻了，才发现自己当下的生存状况，是如何植根于青春期经历和家族的沧桑背景。从这一点看，我长久的流亡生涯根源于家族的悲剧，虽然时光将那些悲剧无声地覆盖，死亡更是将生命一笔简化。此时的我，只想要静静书写父母那挫败的人生，书写红色宏大叙事之外活生生的个人家族痛史，因为只有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会有成熟的心智，看到“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

◎ 穿白衣黑裙的女生嫁到莫家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湖南的地主家庭，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他们因为政治恐惧，对自己和家族的历史三缄其口。文革期间，年少的我跟随父母下放回老家邵东县牛马司小水冲，在山间田野里插秧打禾，辛劳滚爬，这时才有机会认识父母家族的过去。

（1970年茉莉在湖南乡下务农）

那年冬日农闲的时候，我去山里耙枞树叶，眺望山那边一片广阔的田园，乡下人称之为“西阳江”的地方，我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娘家，当年那一大片田庄曾是我杨家外公的土地。我的母亲就是从田园中的那个杨家院子，嫁到小水冲的莫家来的。

根据我老实巴交种田一生的伯父回忆，他曾看见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姐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装，走过那道山梁，去城里读爱莲师范。我想，我伯父那时对上学的女生一定是羡慕不已。因为我们莫家的家底薄，只能允许我父亲一个孩子继续攻读学业，我的伯父都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以给我父亲提供求学之资。我常常想象当年伯父挑着米萝送我父亲去县城求学的情景，为他感到不平而又心怀感激，

作为莫家唯一指望的读书种子，我父亲不辜负众人的期望。他刻苦努力，在长沙读高中时就数理化成绩拔尖，曾一连考上三个大学。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开放了，我父亲才告诉我，说他高中时的数学教师曾在长沙师范教过毛泽东，那老师告诉他毛泽东的数学成绩劣等打零分。虽然是地位卑微的中学教师，当时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很有一点智力上的优越感，对那位曾主宰我们命运的共产党领袖充满了蔑视。

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我的书生父亲是会有出息的，所以山那边较为富裕的杨家愿意把二女儿许配给这位莫家才子。正是抗日时期，父亲选择就读于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那是国民党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学校。但我年轻的父亲更看重的是，那个学校每年提供学生两套冬夏制服，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其后我母亲也跟着去了重庆读书。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中央政大也迁往南京。1947年，父亲在台湾实习后毕业，然后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任实习科员。我的父母结了婚，于1948年生下我的大哥。

◎ 两亩好田嫁妆带来的厄运

按照时下婚姻经济学之观点来看，我父母的婚姻在当时还是满般配的。当今中国一些女性婚嫁，要求男方有房有车，而在七十年前土地私有制的中国，人们看重的是田产。据我从母亲晚年电话闲聊中获得的资料，当年我杨家外公在西阳江有田地五、六十亩，算得上中等的地主，而我莫家爷爷才有田地十几亩，只能算是薄有家产。但我父亲仪表堂堂，学业出众，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绩优股。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那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当饭吃的东西，不在我的前辈乡绅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1947年，父亲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

母亲当年带来的嫁妆，有一套优质的红木家具，一张女子师范毕业的文凭，还有两亩好田。我下乡回原籍时，住在莫家在遭遇土改横祸之后余下的一间旧瓦房里。那蛛网灰尘中，还残留几件母亲陪嫁的红木家具。家具上那做工精细的中国传统镂雕花卉，令我想象昔日婚事之隆重。

虽然是莫家的第三位儿媳，但我母亲因为带给莫家两亩好田，一过门便获得其他儿媳没有的优越地位。那时莫家一大家人，大都一日三餐吃杂粮，只有三个人可以吃上白米饭：爷爷、奶奶和我母亲。我母亲从不下田劳作，她有师范毕业的学历，婚后就在莫家附近的小学当上教师。

很多年后我这位孙女儿惊讶于莫家这个地主之家生活之寒酸。除了我的父母两位读书人不要下田之外，我的爷爷和伯父们都是终年打赤脚辛苦耕作的，只有农忙时才雇请一下短工。有一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实习的父亲拿他的工资买回一双女性胶鞋。这双很稀罕的胶鞋便由我奶奶保管，全家女眷谁要在雨天出门，都得由我奶奶批准穿一下胶鞋。

那么，这样勤劳节俭的小门小户，怎么就给划上“地主”成份了呢？当年每次填写家庭履历，年轻的我都要万分羞愧地填写爷爷是地主这一栏。“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曾使我喘不过气来，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一个问题：我们那克勤克俭的莫家剥削了谁呢？

据说当年我的家乡小水冲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如果按照1950年湖南土改的标准，每人田地超过三亩的才给划成地主，那么整个小水冲找不出一个地主来。为了土改事业的胜利，以十几亩田地养活一大家子的莫家就充数成了地主。我母亲带给莫家才三年的两亩好田，此刻变成莫家的负资产，导致莫家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成份。

时势以我的乡绅祖辈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变化了。我当知青时，曾被生产队派到远在山那边的西阳江的一块田里去插秧。很多年后我才幡然悟出：那就是我母亲陪嫁过来的两亩好田。我的少年时代是“红太阳”照耀的时期，我在乡下常常是满身泥巴，破衣补丁，不但没有穿过母亲少女时代穿的白衣黑裙，还经受了失学、饥饿与政治歧视等更深重的苦难。

◎ 残酷土改后两家破败凋零

很多年以后，我才读到中国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写给毛泽东劝阻土改的一封信。董时进说：“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当董时进看到土改浩劫无法阻止时，痛心疾首地说：“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

一家一族的历史都是时代洪流之水珠，我父母家族的篇章也泣血带泪。覆巢之下无完卵，我母亲的娘家最先在时代漩涡中覆灭。

杨家外公因为有不少田产，又当过当地的乡长，自知会成为土改批斗的对象，于是隐名埋姓逃亡到东北一家工厂，于1951年病逝于东北。母亲曾偷偷对我说，外公总算逃脱了土改斗地主的严刑拷打。我的大姨父因为曾在重庆为国民政府做情报工作，镇反时被枪毙，大姨带着孩子流落他乡。小舅在武汉读中学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参加志愿军援朝。作为共军的连部文书，他目睹战争之残酷，在成为战俘后自愿去了台湾。据说小舅在台湾求学创业还算成功，但因为思乡心切而酗酒沉沦，最后失踪。

等到我于1969年站在家乡山坡上眺望昔日杨家田园时，母亲娘家的亲人已经荡然无存。少年的我曾挑着谷子，走过我外公建造的杨家院子，听见鸡鸣狗叫，孩童笑语。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而已。

而莫家却熬过了土改的残酷斗争，苟延残喘下来。父亲那时在县城中学教书，每月都拿工资救济家乡父兄，伯伯们在农村公社辛苦出工。日子本来还能过，但到了1960年大饥荒时期就面临绝境了。父亲每月的工资只能买几个南瓜，让我大哥挑回老家给乡下亲人充饥。有一次我父亲在城里买了一碗面条，自己一口都不吃，用搪瓷杯装着送到乡下给我病重的爷爷吃。但我的爷爷还是挺不住，因饥饿加疾病而死。只有伯父和伯母靠着一点南瓜汤，带着严重的水肿病活下来了。

◎ 我将怎样改写父母的命运？

在财产、自由均被剥夺，人陷入暴政镇压和大饥荒的生存窘境，我父母亲那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就像那一套过时的旧嫁妆家具，蒙上了冰冷的灰尘。在母亲去世后，我曾向一位瑞典女友哭诉，说我在记忆中努力搜索自己童年享受母爱的镜头，但实在是太少了。我母亲甚至没记下我出生的具体日期和时辰，我只好在自己出生的那个月份选择某一天作为生日。。

我的瑞典女友分析说，那个时代中国没有避孕措施，你母亲被迫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生下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已经筋疲力尽了，加上共产党折磨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她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去疼惜自己的孩子。而离婚，对当时有多个孩子的中国女人是难以想象的。我豁然开悟，对逝去的母亲充满了迟来的怜悯和同情。

其实我父母亲的婚姻更与中国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父亲曾是国民党员，还在旧政府做过实习职员，他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能低头做人。我母亲也曾在读师范时加入过三青团，在反右时被“插白旗”，虽然同是“黑五类”，但比较起来，我的父亲还要更黑几分。此外，由于我父亲是中国式典型的孝顺儿子，他把自己的工资大都用来资助莫家乡下的亲人，这也使我母亲很为不满。他们因此曾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以致母亲晚年还在怨恨这桩婚姻。

前不久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羡慕莱辛能用机智的文笔，为她那在真实生活中饱受磨难的父母亲编织出一番如意人生。在虚构的故事中，她让父亲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农场主，并送给他一个温暖又慈爱的妻子，使他在太平富庶中长寿终老。莱辛也让其母在她笔下做她想做的护士长，职场顺遂并觅得金龟婿，即使成为寡妇也还为社会开创了一番事业。

然而，当我在梳理不堪回首的家庭历史时，却不可回避地要面对一个疯狂的政治体制。莱辛只要让她笔下年轻的父母留在英国家乡，不去英属殖民地南罗德西亚，那就一切好办，因为当时的英国允许她父母有实现自我愿望的可能。而我在为父母编织他们未曾有过的幸福生活时，却没有办法把他们硬拉出五、六十年代可怕的政治中国。

如果我有莱辛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我将首先改写一段中国历史。例如，国民党在抗日胜利后声望如日中天时即开始土地改革，像他们后来在台湾所做的一样，对地主实行和平赎买政策。一旦国民政府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那么，打着为农民“分田地”幌子、实则抢劫剥夺私有土地的共产党便没有机会夺取政权。

在想象里的中国，我那刻苦求学的父亲将在他的政治地理专业上有所作为，他的家庭也能保住小小田产，不必让他一个人承担经济重负，以免我母亲有太多的怨言。当然，我必须让我那一直没有感情的父母亲在我笔下离婚，因为我父亲需要的是一个贤惠体贴的妻子，而我母亲应该获得一位为她所爱的如意郎君。

我的母亲在去世之前还担心中共的惩罚，因此不让我回国探亲，她的心理上有着政治迫害留下的浓重阴影。如果人可以重构历史，我要打开他们生活阴晦的窗帘，让阳光透进他们的人生，使他们能够自由呼吸。

二十年没能回国的我只能在心理上寻根，依靠自己的记忆与想象，去深入我父母等卑微者的生活空间，抚摸他们的痛苦与梦想。当然，个人家族史的宿命无法改变，但人不应该失去缅怀与遐想、追索与重新选择的能力。正是从父母家族的命运中，我对自由、民主、正义、尊严等等概念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托克维尔在谈到历史与传统时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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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