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发现正确，一是发现错误。发现正确也就是发掘真理，认清方向。发现错误则是找出谬误，克服缺点。虽然两个功能是同义的，发现了正确等于发现了错误，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到，人不是神，认知力有限，包括个人能力的局限，历史的局限，周围环境的局限，因此当一个人过于信赖自己发现正确的能力的时候，犯错误的机会非常大。比较两种功能，宁可多使用一些发现错误的功能，好过迷信自己发现正确的功能。

近日在明镜博客与纽约州立大学谢选骏教授互动，听到他的不同意见。他不认同我的说法：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查找一些误差，好过追求正确的观点，认为既然未知正确方向何在，所谓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只能是无的放矢。谢教授是我所知道的中国顶尖学者中不多见的佼佼者，他的不同意见使我认真地反思了一阵，结果发现我并没有被说服。写下这篇短文，只是记录我的反思过程。

与新的发现相比，现有的认知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比较容易把握，较少误判。上个世纪后半世纪的最大思想争议，应该说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这个争议甚至发展到武装对立的冷战。本来以为，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垮台，正确的一方已经不言而喻了。然而这个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许多人又开始了否定的思考。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都属于较新的发现。当然只要认真对待，总是可以找到某些克服弊端的方法，变得比从前更正确一些。但假设将来有进步，也只能从发现错误而不是发现正确当中取得。因为认识到错误，是在你跌了跟头，有了教训以后。而任何一种称之为正确的认识，都必须经过错误的反证才能成立。没有经过实践的东西，不能肯定其正确。当你肯定了，就注定要吃苦头，早晚而已。人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中国一百年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人们自认为发现了正确以后产生的。人有不自主地发现正确的冲动。苏联的十月革命，正好和五四衔接。头脑发热的知识分子们自以为从苏联找到了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年轻的苏维埃并没有很多实践，失败的教训还没来得及出现，但一下子就被激进青年们全盘接受。当然，发现真理是很时髦的，很容易吸引眼球，领导潮流。人的虚荣心本能倾向于这个。于是社会就随着大潮走，任何非潮流的力量都不能阻挡。而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是，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发展，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革命成功了，尽管是用暴力强行推动的，“正确”的人们更加忘乎所以，立刻要实行国有化全民体制，向共产主义迈进。这里的惨痛教训就不说了，有人忌讳。后来比较清醒的过来人，用“左倾思潮”来形容这种进步冲动。左倾的实质就是迷信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发现了正确。

同“发现正确”比起来，“发现错误”非但不时髦，还悖时，甚至讨人嫌。发现错误的人，一般都被认为保守，思想极端，只挑小毛病不看大局。潮流从来都不跟着发现错误的人走，还故意无视他们。尤其是，当发现错误的人指出发现正确的人不是自己所说的那么正确，影响到他们的声誉地位的时候，日子更不好过。还有，当同一种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不断重复，那些发现错误的人就不得不一再重复自己的发现，听起来像祥林嫂似的唠唠叨叨。殊不知，历史的真正进步，靠得不是那些时髦的人，而是这些讨嫌的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所有进步（剔除落后的部分），都是改革的开创者，主要是邓小平，也包括胡耀邦赵紫阳等，纠正毛的错误的结果。邓小平甚至都没有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承认“摸着石头过河”。而所有落后的部分，比如腐败、贫富差别加剧、政治高压带来的流血等，都是由于没有纠正过去的错误，仍采用旧政治体制的结果。现在的正确发现者们，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新发现，“不搞西方那一套”，就更不可能纠正体制上的错误。其实，现行的体制是为过去落后的大锅饭生产方式设计的，经济一开放，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几何级数地增长，一党集权体制怎么控制得住呢？即便侥幸渡过一两道险关，只要一天不理顺全部的关系，迟早会“败走麦城”。

一般来讲，在治学态度上，致力于发现正确的人踌躇志满，致力于发现错误的人谦卑谨慎。这多少决定了他们认识真理的能力。人对自身，对人的整个精神世界的认识，少得可怜。尽管对外界物质世界的认识已经非常发展，但完全不能以此满足。只有承认局限，谦卑地吸取各种不同思想，才有可能接近正确，少犯错误。如果有人说，没有正确的参照，怎么能发现错误呢？回答是，反过来一样，没有错误的参照，怎么能发现正确呢？后者是经过实践的，更可靠。人类伤害自己的错误已经堆积如山地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足够参照了。当然。经验可能是错的，但很少反复错，只要你不坚持说正确。改正一个错误的确只是一种小正确，却比发现一个终极的大正确安全得多。近代的中国人都有某种正确癖，为了正确可以把同类杀掉，把家园毁掉。较稳妥的办法，只是根据已有的基本常识，纠正大错误，同时也就是积累小正确。小正确积累多了，会在某一天产生质变。一步登不了天。

20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