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辭別父母前往美國。

臨行前的那一天，我爸主持家宴，弄了一桌子我喜歡的菜，又忙着給我夾菜遞湯。兄弟姐妹們談笑風生，說我們家土了吧唧一輩子，總算開始了有海外關係的歷史，下一回見我，可能就是會見國際友人了。我沒心沒肺地吃着，笑着，漫無邊際地答應着每個人的要求，說我肯定不會“一闊臉就變”。

談笑間，我突然意識到，出國這件事兒，我終究還是辦成了。

那是多麼漫長而艱辛的路呀。想起來各部門，各級別的各種名目的刁難，想起來我為了求人經歷過的，敲門前的躊躇，敲門後的低頭，不禁悲從中來。鼻子一酸，在哭出來之前，我放下筷子，匆匆別過，站起來走了。

剛推着自行車走到院門口，在跨出鐵門之前的瞬間，我爸匆匆跟了過來。

我爸屆時六十多歲，年富力強，平時站如松，坐如鐘的他，那天突然有點虛弱，扶着鐵門邊上的牆，對我說，“想辦法留在美國吧，不要回來了”。

我驚了一下，沒想到我爸臨別贈了這樣的言，就沒好氣地說，“你不怕海外關係影響家人嗎？”

我爸說，“我這輩子就這樣了，他們幾個影響不着。但是，出去一個是一個”。

我狠狠地撇了我親爹一眼， 啥也沒說，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從此別過的，就是後半生。沒有意識到，我爸不是心腸硬，而是看的比我遠。

事實上，在當年邁出國門的那一刻，就註定了和父母今生今世的分離。註定了往後餘生，我都會在辭別，相聚，再辭別的循環往復中渡過。

再一次和父母相聚，已是七年後，還是因公出差。我怕回去後再回不了美國，就繞道加拿大某大學講個座，順便簽了回美的簽證，才敢回去。我後來做過很多次夢，都是回去後被各種理由扣押，我得重新辦理出國手續，回不了美國，兒子在美國哭着喊媽。當年出國的艱難，給我心裡留下了巨大的陰影。

再往後就是，每年積攢假期，回去和父母短暫相聚。也請他們來過美國兩回，一次半年，一次三個月。出國三十多年加起來，和父母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數。

有一年回去探親，在一片祥和的氣氛中，我爸突然說，“將來我和你媽百年，你就不用回來了”。我說，“那怎麼行？這麼大的事兒，我一定得回來送你們”。

我爸又說，“我們以後不在世了，你要記得回來看看，記得這裡還有你的親人”。我又說，“那還用說？這不是肯定的嗎”！我轉過頭認真看着我爸，嚴肅地問，“爸，你今天怎麼了？淨說些奇怪的話？”

我還是沒有意識到，我爸依然看得比我遠。

最後一次和父母相聚是瘟疫前。

那次時間比較倉促，每天忙着去醫院陪母親，忽略了一個人在家的父親。除了每天匆匆見面時喊聲“爸”，直到臨行前才安排了和我爸單獨相處。那天晚上，我爸除了交代那些交代了一百多遍的事情後，又顫顫巍巍拿出來一堆泛黃的舊紙讓我看。

我小心打開，原來是我爸當年的冤假錯案平反文件。不知道我爸有什麼預感，那天特意給我看這個文件。我不想細讀，就糊弄我爸，說我拍個照回去慢慢讀吧。

舉起手機，調焦，鏡頭後面的文件上印着的紅印章，像張開了的血盆大口，張牙舞爪迎面撲來。

這紅印，就是權力對人生的肆意蹂躪，我爸卻視如生命地保管了幾十年。

後來瘟疫了。

瘟疫改變了一切，也徹底阻斷了我和父母每年的短暫相聚。

兩年前，我媽在瘟疫中去世，我沒能回去送終。兩個月前，瘟疫的第二波，我爸去世，我又沒能回去送終。一切如我爸預言。

我爸嚴防死守，躲過了病毒高峰的第一波兒。第二波來的時候，還是淪陷了。我這時已經買好了秋天的票，打算回去葬母，探父。可是，我爸沒能等到我，突然的，就被呼嘯而來的病毒挾裹着，帶走了。

我爸享年九十五歲。當年他十幾歲的時候，走在街上，餓得前心貼後背，看見粥棚就坐下來吃。吃完人家拉住不讓他走，說這算參軍了。我爸說，“參的是國軍，打的是侵略者，還有一日三餐，參”。後來輾轉又參了解放軍。因為有文化，打下南京的時候，被留在南京電台當軍代表。不久因吃不慣南方飯，卸甲歸田。後來的歲月里，我爸一直為參過國軍被“整”，各種“整”。但是我爸身體一直很好，一輩子沒生過大病，每年體檢都成績亮麗。只是我媽走後幾個月，我爸失智了，越來越嚴重，但是身體機能還很好。我姐和我弟們常說，“咱自己得多保重，說不定活不過咱爹”。可是這回，在歷次戰爭和運動的明槍暗箭中倖免於難的我爸，卻被一個小小的病毒放倒了，收走了。

病毒繁殖的速度，遠快於我回家的步伐。我終於還是對我的父母失了信，沒能給他們送終。

父母雙亡這件事，終於發生到我的身上。我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痛。

最後，那根牽在父母手中的風箏線，還是斷了。

三年前的辭別，終成永別。

我和父母，辭別再無相見日，從此孤獨度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