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隨着那個不眠之夜，我遺失了一段時間的記憶。不過我並沒有因為環境的變化感覺詫異，說明我那段時間還在現實生活中。或者可能是我的性格轉換了，我是個多重性格的人，前面發生的事被淡化了。有記憶時，我忽然看到陽光照射在寢室的窗台上，感覺溫暖。我走過去，伸手到陽光里，感覺到了陽光的溫度。春天來了，我向窗外望。

室友回來了，歡喜地說：“我聽說你這床位的那個人要回來了，你會搬到一樓。將來，九月，你會隨着新生入學，住到三捨去。”

表姐王剛告訴過我，“就住在八舍，趕快寫論文畢業，別在學校浪費時間了，工作才是人生的主題。” 我回答：“我不知道，誰說的？”

室友說：“這不是明擺着的事麼！在祝老師那屋，我們討論你半天了；終於有了結論。你說什麼是好人？”

我想了又想，答不上來（注7.18-1）。

注7.18-1，什麼是好人？2006年我在Davroc 測試實驗室有限公司工作。老闆桫欏（Sal Fasullo，參見8.5 《桫欏給我改性格》 ）對人說，“我研究盧岩兩年了，發現他是 ‘好人’。這種人才少見呢，全世界也許能有60個，我不知道。我公司里能有一個，我感到榮幸。”

他感嘆地說：“這世界上好人可不多，也許能有五個。我感到榮幸，能和好人住一個屋住了一年多，就是你！”

我想了想，自己什麼壞事都想干，就是沒膽量干，回答：“我沒感覺到自己是好人；我認為自己和其他人一樣。什麼是你說的好人？”

他沒回答我的問題，卻說：“我這種人，要是不親自告訴你，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我能幹什麼！看在你曾經是好人的份上，我給你一塊免死金牌（義為死刑赦免令，如圖7.18），一輩子有效！但願你用不上喔！”

我訝異地問：“你給我一塊免死金牌？”

他說：“人都隨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很難說五年十年後，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你自己琢磨着，快被判死刑了，就打電話找我。當你的電話打進了國務院，無論我接不接電話，你應該知道，你的命保住了。這麼跟你說，我的大學和研究生同學都是干我們這一行的。即便我將來不在國務院了，這事我也能辦成。”

我懷疑地問：“你會這麼幫我？”

他說：“我們這行的人朋友少，因為怕被人求。我父母親戚都是農民，都沒什麼事。你的電話打進了我們的公司，接電話的人馬上就查你是什麼人，和我是什麼關係？事後，領導還會問我，盧岩那個事兒你是怎麼辦的？你給誰打電話了？怎麼說的？國務院可不允許隨隨便便向外打電話，都有記錄。如果我不幫忙，同事們會怎麼看我？研究生時的室友，他都不幫，是不是太沒人味兒了！”

我相信了。他說：“將來，不論什麼時候，你要找我，就到東大校友錄里去找我的聯繫方式。”

室友還說，若我犯了死罪，他會用自己的判斷來判決我，給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只要別忘了給他打電話就行。他還說，只要我不做虧心事，這輩子就沒事（注7.18-2）。

注7.18-2，由此說法可以看出，他清楚地知道這件事的後果。隨後，現實生活中，我常作虧心事，就在2010年墮入了地獄（即患上了精神病）。劉團長留給我的活路是做個 “好人” ，100%不做任何虧心事。

祝老師也高興地過來了，看見我有些尷尬。他是個老實人，什麼事都寫在臉上。他說如果將來我要找他，就找他們那個期刊的編委，他一輩子都會在那個編委里。

我迷惑地叨咕：“怎麼你們都像是跟我告別似的呢！我只是換個屋住。即便是三舍，那樓也就在旁邊！”

隨後，王剛表姐來了，幫我搬家到了一樓，我剛來這樓時，住過的那個朝北的房間。我奇怪地問表姐：“出什麼事了嗎？你告訴我房間號不就行了！”

王剛回答：“沒事兒，我就是閒着沒事，來看看你的房間。下次我要找你，不就已經知道你在這兒了。”

7.18-2

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天，我在一樓的走廊里遇見了祝老師，他表情嚴肅，若有所查，眼睛放着兇惡的光。我笑着向他打招呼。他沒笑，也沒像往常一樣，站正了才說話，說：“沒事，就是過來看看。” 我回屋後，感覺奇怪，“是他覺着對不起我才對，怎麼反過來了，他那麼恨我，像是我做錯事了！”

注7.18-3，現在想來，那時祝老師眼神的凶光是心理疾病的症狀。劉團長為此事病重了；祝老師像對父親一樣愛戴他，所以也病了，恨我。那我呢？也病得不輕，下一節就出現了多種精神病爆發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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