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报道，中国九月十九日评选出了53个道德模范人物。官方的新华社说，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经过群众推荐、投票评选等程序，今年有53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就在道德模范推选的同时，南京市发生一件“雷锋死了”的哄动案件。某公司职员彭宇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并送她上医院，反被告上法庭。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达45,876元。判决书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这个东西给人们的迷惑，从上面的两个极端中展现无余。

一方面，道德被尊为万尊之首，文人学士言必称道德，用如丧考妣的哀痛心情，追忆失去的往日道德。另一方面，道德像雪崩似的沦丧，无论官民，都视道德于无物， 社会再也不存在美好的道德。道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道德和人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道德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重建一种社会所真正需要的道德？所有这些都是呈现在国人面前的一团乱麻。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抛砖引玉。

新当选的53个模范人物之一，58岁的乡村医生刘玉莲，行医41年，医治患者30余万人次。她挑起新疆哈密市二堡镇二堡村1000多口人健康的重担，使“小病不出村”的基本医疗目标在这个全镇最穷的村子成为现实。她的主要“事迹”之一，是为了给人治病，把11个月大的女儿绑在炕桌上，以至于病死。这种在中国的先进道德，到了西方是犯罪，会被指控上法庭，轻者失去监护权，重者坐牢。可见，人们朝思暮想的道德，不是同一样东西。

道德是一种价值准则。这个准则主要适用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的道德准则在某个时期某种程度上规范人的交往行为。所以说，荒岛上的鲁滨孙不存在道德困惑。 不同的经济文化会形成不同道德规范。远古和今天不可能共享一种道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今天再延续这种道德，结果就是男女比例失调的灾难。由此看来，道德不是一成不变，至高无上的法则。道德标准本身处在一个扬善抑恶的进化过程中。如果道德被看作僵化的岩石，那就是道德迷信。道德迷信扼杀人性，同道德沦丧一样害人。

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通过口耳相传，潜移默化。最初的道德在简单的乡里关系中形成，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随着社会形态的复杂，道德规范也随之复杂。道德是上一代人从更上一代人那里传下来的。所以这一代的道德水平，体现的是上一代的水平。建国初期的道德水平，反映的是民国时代的道德水平。文革时期的道德水平比现在还好，不是因为老毛的原因，而是毛掌权之前那些人的功劳。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社会道德才开始反映文革时期的真正水平。

道德和信仰有关，信什么就遵从什么道德，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道德都没有。过去人们相信轮回，相信因果报应，所以做坏事不敢做得太绝，生怕阎王的板子，来世只能做牛马。后来人们相信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所以拿公家的东西不惭愧。到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只信钱，所以怎么捞得快怎么来，管他害死多少人。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如果信仰继续被摧残，下一代人的道德只会更沦落。

道德的一个重大功能是形成秩序。一个制度和法治有缺陷的社会，尤其依赖于道德来维护秩序。一个特别迷恋道德的社会，一般来讲，基本是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为什么这么说？法治社会由于以法为主要行为规范，分担了道德的大部分功能，所以不特别强调道德。有一种说法，法律是最低标准，道德是最高标准。是不是强调道德的社会，已经具备了最低标准了呢？相反。法治不全的社会由于缺乏最低标准，不得已把最高标准则降低，来补偿最低标准的缺失。道德被推上尊崇地位只不过由于法治的孱弱。

在南京彭宇案事件中，民意沸腾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社会道德沦丧问题上，只有很少几个人从法律的角度来拷问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有什么法律漏洞。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全体性地法治淡漠，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全体性地道德狂热。这是一个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道德一向来由社会中少数掌握话语权的人制定。所以，道德维护的秩序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秩序。底层社会不是不需要秩序，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底层没有话语权，普通 百姓对道德规范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小学课本里写入爱党爱国家的道德，制定权只属于课本的编撰者。民主制度下的国家，不但没有全国统一的道德课本，也没有 哪一本允许写上爱执政党这种道德。由此可见，道德本身不是系统学科，只取决于有权利对道德发言的那些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知识来作判断，比用道德作判断更加可靠。

鲁迅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先生的这段话说出一个道理，无论是古是今的道德规范，必须以现今百姓的利益为准则重新衡量。凡是不符的，则不必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