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穆巴拉克倒台時，全世界民主人士一派歡欣鼓舞，以為民主就此降臨阿拉伯大地。放眼海內外，似乎只有本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韙，發文（見《附錄》：“穆巴拉克給中國當政者敲響警鐘”）嚴重質疑，並且斷言所謂“阿拉伯之春”絕不會有好結果，斷言中東的選項不是民主與專制，而是要麼親西方的專制、要麼反西方的專制。如此“反民主”的烏鴉嘴，不知在海內外被扣上了多少難聽的罪名！我的一位老朋友為了這篇文章，在電話里和我激烈爭論一個多小時，認定我此文是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壓力下寫的！
現在，西方輿論普遍承認，“阿拉伯之春”已經變成了“阿拉伯之冬”，我的預見幾乎絲毫不爽地兌現了。今年5月，西方媒體就已經開始稱埃及大選為“噩夢”；最諷刺的是，民主選舉上台的新總統穆爾西繼把持了議會和制憲委員會之後，乾脆無視現行憲法規定，下令罷免總檢察長，並且不顧反對派的抗議下令舉行全民公決，強行通過新憲法——他信心十足，擁護他的穆斯林兄弟會選民是絕對多數，“少數服從多數”的全民公決一定會讓按照穆斯林兄弟會的意圖制定的新憲法順利通過。
如果沒有法治、憲政的穩固確立，“少數服從多數”可能變成什麼東西，還有什麼疑問嗎？
穆爾西明目張胆攫取獨裁權力的企圖引發了反對派數十萬人的大規模示威抗議和全國騷亂，反對派包圍並洗劫總統府，放火燒毀穆斯林兄弟會總部，在雙方的暴力衝突中已經有3人死亡，近350人受傷。穆爾西見勢不妙，做出和解姿態，呼籲和反對派對話，但自由派反對派領袖巴拉迪毫不買賬，嚴詞斥責穆爾西，說“跟獨裁者沒有對話的空間，他實行了最暴虐、最可惡的措施，然後卻說讓我們撇開分歧”。匪夷所思的是，美國國務院卻不支持巴拉迪的立場，繼續抹稀泥，呼籲雙方舉行“沒有先決條件的對話”，實際上等於偏袒穆爾西。
倒是德國人看得更准。德國《世界報》11月26日發表文章說，“身為總統的穆爾西正在攫取完全不受限制的權力”，“自由的幻想春天過後，用暴力發泄不滿、發生內戰，或內戰已經發生但結果尚無定論的漫長嚴冬早已隨之而來。沒有人相信明天會比昨天和今天更好。”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我們中國的眾多激進民粹民主派們，既不研究民主化理論（民主化理論當然包括對各國民主化案例的研究，“阿拉伯之春”就是一個極好的研究案例），對民主理論的基本文獻幾乎毫無所知，又不善於分析思考，不去區分好民主和壞民主，更不深思如何把民主化的世界性經驗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作適當的變通，只是抱定幾條乾巴巴的民主教義當做絕對正義的大旗狂舞，只會用黑白、正邪二分的道德譴責替代理性冷靜的科學分析，對於深入自身骨髓的“黨文化”思維定勢毫無反省，如果我說他們是反對大共產黨的小共產黨，還有什麼不對的嗎？
民主化理論領域裡有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叫作“政治文化研究”，是專門探究和民主制度相適配的政治文化的（“政治文化”大體相當於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模模糊糊的表述“人民的民主素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爾蒙德和維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筆者手邊藏書中還有幾部有關政治文化的譯著也非常精彩，值得大力推薦：利普賽特（S.M.Lipset）的《政治人》和《一致與衝突》，普特南（R.D.Putnam）的《使民主運轉起來》，亨廷頓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國際社會科學雜誌》選編的《民主的再思考》。作為政治學經典，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當然更是在必讀之列。我自2004年始，就在各種場合介紹這些民主化必讀書，可悲的是，直至今日，還有那麼多的“民主鬥士”對此一無所知！不讀書也就罷了，又不深入民眾，不去做起碼的科學調查，只是一廂情願地一再重複不知從哪裡得來的“人民群眾民主素質足夠高，只要推翻專制民主就能實現”的主觀幻想——老實說，這樣的“鬥士”，鬥志越高，危害越大！我相信，大多數“民主鬥士”都是出於一片好意，他們奉獻犧牲、冒險犯難的精神值得尊敬，但是，好心並不是必定有好結果，請務必記住下面這句話：“通往地獄之路，是由善良願望鋪成的”！可不是嗎，你要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你鬥志愈堅，死得愈快。
我還沒有問我那位老朋友對“阿拉伯之冬”作何感想。但我估計，他的回答會很現成：民主不可能一帆風順，這只不過是暫時的曲折而已。但我會多問一句：這“暫時”要“暫”到何時？我們每個人都只能活在“暫時”，對於“暫時”之後，唯一能確定的是“那時我們每個人都已死去”。我還會再問一句：老兄，您這如果不是另一種未來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信仰，又能是什麼呢？
《附錄》穆巴拉克給中國當政者敲響警鐘
埃及等中東國家近來的局勢動盪，給全世界尚未實現民主化的各國政府上了一堂大課。對於遲遲不願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共，其中包含的教訓尤其值得他們深入思考。
就在一個月之前，穆巴拉克還信心滿滿，不但準備自己九月份競選連任總統，還想讓兒子世襲總統職位。他大概做夢都沒有想到，作為美國和西方三十年來的堅定盟友，歷年得到美國數百億美元的援助，竟然在短短二十幾天之內，他的美夢就變做了噩夢。更諷刺的是，推翻他的勢力，恰恰是——至少在公開訴求層面上——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鼓舞的民眾！一邊是久經考驗的老朋友，但既腐敗，又獨裁；另一邊是敵是友則完全不可預測——知情者普遍認為，敵視西方的穆斯林極端勢力十之八九會趁機崛起——但恰恰是反對腐敗獨裁，打着自由民主大旗的“廣大人民群眾”。更重要的是，按照如今西方盛行的民主觀，“民眾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國，支持民眾一方就更是義不容辭！究竟應該支持哪一方？這就讓所有的西方國家全都亂了方寸，左右為難。
左右為難，就沒有對策，就只好兩面下注。兩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兩頭落空。這兩天來埃及局勢的進展，眼看着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國的賭注開始傾向民眾一邊，開始對穆巴拉克發起狠話來了。又一個美國的好朋友要被美國人拋棄了，政權更迭指日可待。然後呢？會是民主嗎？新政府會是親西方的嗎？
明智之士應該能預見到：不會！後穆巴拉克的埃及，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就是一個深受伊斯蘭極端勢力擺布的世俗軍人政權上台；最壞的情況，那就是出現一個徹底反西方的伊斯蘭神權政府，第二個霍梅尼的伊朗。不管哪種情況出現，都不會有自由民主。這是噩夢，不是福音——不論對於美國，以色列，還是中國，或其它西方國家和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只有伊朗、敘利亞、哈馬斯、基地組織、中國新疆的疆獨，和其它遍布全球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才會為穆巴拉克的倒台歡欣鼓舞。然而十足可悲的卻是，西方各國政府毫無遠見，爭先恐後，忙不迭地趕緊站到勝者一邊，對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
我們中國人對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人被打跑了，我們中國人最擅長的內戰眼看就要開打，美國人面對的局勢，簡直就和今天的埃及如出一轍。一方面，國民黨既親西方，又專制獨裁；另一方面，共產黨親蘇聯，卻大談自由民主，反對一黨專制、痛斥國民黨大搞特權腐敗。美國當年也是左右為難，也是兩面下注。結果怎樣，就不必多言了。
這兩個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時經常會遭遇的局面。我們要問的是：美國人有何良策？他們準備好了嗎？他們有哪些有效的手段，來保證美好理想、善良願望的實現呢？1945年的中國，2011年的埃及，中間相距六十多年，美國人進步了沒有？是如何進步的？
很遺憾，我只能回答說：沒有！美國人就算有進步，也微乎其微。從結果逆推，答案只能是如此。
這還不是最要緊的。我們最關心，也最憂慮的是中國的未來。除去腦子進水的死硬專制主義者之外，人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到了民主化的門檻前。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形勢比人強”，這一步非邁不可了。問題在於：然後呢？會是民主嗎？也許，是天下大亂？或者，是極左的新毛派上台掌權？
大概只有激進民粹民主派之類頭腦簡單的人，才會給出樂觀的答案。充滿浪漫情懷的樂觀主義者們聽聽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關於埃及民主過渡的憂慮是會有好處的，她說，“民主過渡存在風險，可能滋生另一個極權主義政權。革命以民主的名義推翻了一個獨裁者，卻被使用暴力、欺騙、選舉舞弊來達到執政和推行極端主義計劃的新暴君所綁架”。
一方面，民主乃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住；另一方面，民主化慘敗得一塌糊塗的先例數不勝數——究竟如何才能過好民主化這一關？這是擺在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面前最嚴峻的課題。事實已經證明，自我感覺一向良好的美國人，儘管自己的民主課題曾經做得很好（至少是憲法定得好），但教導別人卻往往做得很糟，有時簡直是糟糕透頂。1945年的蔣介石委員長，1979年的巴列維國王，2011年的穆巴拉克總統，等等（這個名單可以拉得很長），都是美國的好朋友，美國卻不曾讓他們在民主科目上表現出半點進步。如果沒有幾萬美軍長期駐守，伊拉克、阿富汗如今搖搖晃晃的民主政府估計也活不了幾天。總的來看，美國人實在不能算是非西方國家民主化方面的好老師——這麼難聽的話估計沒有幾個美國人聽得進去，美國人的群體自戀是無藥可救的。
有人會說，不是老師不行，是學生不堪造就。但這就等於說，世界上就是有那麼一些國家或人民，是註定不可能享受民主的好福氣的。果真如此的話，美國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化的理想目標就不過是幻想而已，而這就比無能更糟糕了！至少在我看來，我是寧可相信美國人無能，也不願意相信美國的民主理想是幻想。我不相信，要麼是穆巴拉克，要麼是穆斯林兄弟會；要麼是鄧小平的一黨專制資本主義，要麼是新毛派的下一輪“打土豪分浮財”。沒有理由相信，這就是我們這些民族天生註定的宿命。比如，我們可以想想台灣，還有韓國。有什麼理由說，台灣做得到的，大陸就一定做不到？
我的意見是，好老師是有的，只不過他不是當今的美國人。這好老師是歷史，是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各國民主化的歷史。歷史是一本打開的大書，它才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西方民主化的歷史告訴我們，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道路，或者，說得更寬泛一點，政治現代化道路，同樣走得一點都不輕鬆，和非西方國家一樣，失敗的案例居多。德國一戰後建立的魏瑪民主在極左極右兩大極權主義的夾攻之下歸於失敗，德國走上了極右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道路；另一個極端，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極左革命道路，也同樣很不成功。成功的樣板、好的老師是英國，以及美國——請注意，是制憲國父時代的美國，不是今天或忘記、或乾脆詆毀自己的歷史，被大眾民粹民主輿論主流所挾持，“政治正確”等等左派思想專制主義盛行，給別人胡亂出主意的美國！
西方民主化的歷史告訴我們，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絕不能混為一談；第二，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須分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
簡單說，民主有兩個大不相同的含義，一個是“權利”（rights）視角的民主，即平等的政治權利，它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統治”。另一個是“權力”（power）視角的民主，即多數人的權力，它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誰統治”。這裡的“權利”，是指每個人都必須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即人權；人權必須用憲政和法治（rule of law）來保障，所以，權利視角的民主，就是人權民主、法治民主、憲政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亦即自由與民主攜手並進、協調一致的民主——這很好理解，因為“平等的政治權利”就是基本自由權利的一部分。平等政治權利意義上的民主具體實行起來相當複雜，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公民素質，在這篇小文中就無法詳談了。而“權力”視角的民主，就是所謂“人民的統治”，這裡的“人民”從來不是指全體人民，而是指全體人民當中的一部分人，大多數情況下，就是指居人口多數的窮人，於是，“人民的統治”就成為多數窮人的統治。這種民主最流行的通俗說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種民主確實“很簡單，小學生都會”，然而很不幸，這裡沒有什麼平等的權利，只有多數人壓倒和強制少數人。顯而易見，這種民主和自由，和人權、法治、憲政，全都是相悖的。據我看，這種民主最好是稱之為“民粹民主”。
民粹民主派們製造了兩大神話（myth，“迷思”），一個是“多數決神話”，把少數服從多數當做天經地義；再一個是“選舉神話”，以為民主就是普選，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多麼不幸啊，如今大多數美國人、西方人腦子裡的民主，恰好就是這兩大神話成了不容置疑的神聖教義！他們怎麼會竟然不知道，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民主化的亂子，多半源出於這兩大神話？這可真是咄咄怪事！
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誰都不配統治，誰都不應該統治——不管這“誰”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或隨便哪一種意義上的“人民”。人不是神，所有的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成不了神，何況僅僅一部分人之一種的“多數人”！所謂“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乃是民粹民主的一句褻瀆神明，大不敬的狂言！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罪性，這罪性不會因為某種“集體主義”的魔術，因為聚合成“多數人”就神奇地蒸發，“人民”和個人一樣，只要手裡有了權力，其天然趨向就是濫用手中的權力，所以，一切權力，尤其是政治權力，都必須嚴加看管，切實加以監督制衡。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三權分立、議會代議制、法治、憲政等等這一整套人權保障的制度設置。而多數人的統治，雖然打着“人民的聲音”的神聖旗號，卻是和這些自由憲政的制度設置根本衝突的。
自由民主的根本問題是“如何統治”——是專制統治，還是自由憲政？至於“誰統治”——是一個人統治，少數人統治，還是多數人統治？可以說是無關宏旨。這話乍聽上去很刺耳，但實實在在是至理名言！
還要順便說一句：專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對立面。專制的對立面是自由，是法治、憲政和人權保障。民主如果走向民粹，那不但是專制，即多數人專制，而且是一種最有害、最可怕、也最難糾正的專制——因為它不但人多勢眾，而且長着一副“公平正義”的欺人面孔。
從英國民主化的歷史進程看得很清楚，自由民主是先自由，後民主。如果把1215年的《大憲章》當做英國自由憲政的起點，1688年的“光榮革命”當做自由憲政確立的分界線，那麼，英國的自由化進程至少花費了四百多年。從1688年，到1836年的第一次議會改革開始啟動民主化進程，這期間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是有自由，沒民主——就像現在的香港；新加坡也大體類似，只是自由比香港更少罷了。從1836年到1918年基本實現民主化，英國的民主化進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時間。美國的民主化歷程也大體相似，制憲國父們制定的美國憲法不是保障多數決民主的憲法，而是既防止君主專制、又高度警惕多數人專制，以保障人權、實行自由憲政的憲法，這是美國民主能夠長盛不衰、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政治中根本就沒有什麼“一人一票”的政治參與權利，當時的“人權”中並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權利。美國1776年建國，但是，無財產的白人成年男子、婦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歲－21歲公民的政治權利，分別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人民”、“公民”，僅限於年滿21歲的有財產的白人男性。這種刻意限制“一人一票遊戲規則”的憲法被美國的草根百姓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倒是越來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罵美國憲法，特別是憲法規定的不受民意支配的獨立司法如何如何反民主！當今中國的許多法律界人士更等而下之，動輒大談“司法民主化”，最高法院院長甚至力主向徹底民粹的“馬錫伍審判法”倒退，卻不知道這是根本違背法治精神的。
匪夷所思的是，如今全世界的人們，很少有人會認真思考一下，這種美國廣大草根“人民”保守主義的，右翼的，視美國憲法如同神意的民情民意，和埃及，和中國，和全世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民情民意，其間有多麼巨大的差距！各國人民的聲音，乃至一國內部人民的聲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種聲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相容的幾種聲音，難道它們都是上帝的聲音！莫非西方民主的上帝就是如此頭腦不清，自打嘴巴？元首希特勒的聲音，裕仁天皇和軍部的聲音，二戰期間曾經無疑就是絕大多數德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的聲音，難道這都是上帝的聲音？
十足可悲的是，太多的英國人、美國人、西方人，或者完全忘記了，或者故意無視自己的歷史，以為自由和民主是天衣無縫、和諧一致，可以一攬子同時實現的一回事；特別是自從20世紀六十年代那次遍及全球，災難性的極左大浪潮以來，西方國家的民主理念和實踐越來越滑向民粹民主，民粹民主的“多數決神話”和“選舉神話”兩大神話成了無可爭辯，誰都不敢抱持異議的主流聲音，誰敢出來說半個不字，誰就是反民主的反動派，就是貴族精英主義者！如今的西方政客越來越平庸無能、眼光短淺，西方生活方式越來越物質主義、消費至上，西方各國的政府和人民負債纍纍、接近整體破產，由此引發了禍及全球的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難道和這種一味諂媚多數，反智、反精英，把平等推向極端的民粹民主觀毫無關係？中東目前的亂局，也不過就是過度負債的西方生活方式導致的這次全球危機的後續效應罷了。許多西方人還把這一套反自由、反人權的極左民粹民主向全世界到處兜售，我們這個倒霉的世界四處起火，又有什麼奇怪？
不錯，穆巴拉克給中共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課。穆巴拉克最大的罪責，就是在長達三十年的統治期間，都絲毫不考慮推行實質性的自由憲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國和西方的支持，堅持專制獨裁、特權腐敗，一直拖到大規模的民眾抗議強行開啟民主化的大門，到這時，一切自上而下，主動、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談不上了，只能隨波逐流，被民眾的激情推着跑，推到哪裡算哪裡。當年的蔣介石丟掉政權，主要原因也是由於無視胡適等自由主義者的規勸，拒絕進行憲政改革（注1）。話雖如此，當年的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們也並不理解，民主和憲政是大不相同的兩件事，他們同樣誤以為，憲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選。事實上，如今的埃及也好，當年的中國、乃至今天的中國也好，實現普選制良治民主的條件根本不具備，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蔣介石，還是當今的中共政權懼怕普選式大眾民主並非毫無道理。中東國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貿然推行普選的結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極端勢力選上台，伊朗、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帶等等，無不如此。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國小布什政府的壓力下開放總統和議會大選，結果就是穆斯林兄弟會差一點成了氣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鐵腕鎮壓，而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埃及民眾抗議運動非要讓穆巴拉克下台不可的一大前因。
然而，出路是有的。如果仿照當年英國的模式，先自由後民主，自上而下，主動、及時，漸進、有序、可控地推行法治和憲政改革，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現在某些中共改革派提議的“司法獨立先行”、“人大政協向議會轉型”、“憲政社會主義”、“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等等，就都不失為可取的憲政改革路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民主化有大不相同的兩種，一種是瓦解秩序、破壞穩定的，那就是激進民粹民主意義上的民主化；另一種則是加強秩序、有利於穩定的，就是先自由後民主，在法治即“法律下的自由”基礎上的民主化。
總而言之一句話：要麼專制獨裁，“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要麼民主之門大開，天下大亂、極端主義政治勢力上台——這種無解的民主化兩難局面，根本就是不區分自由和民主，不區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區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一味按照多數西方人習以為常的專制/民主黑白二分大簡化思維方法，所人為製造出來的困局！
穆巴拉克給中共上的這堂大課，歸結起來，最關鍵的就是一條：趕快把法治，把自由憲政推上軌道，切實有效地監督約束每一個黨政官員手中的權力，切實有效地治理特權腐敗，切實有效地保障每個公民（除平等政治權利之外）的基本人權，然後，隨着法治、自由憲政、人權保障的制度和價值觀深入人心，公民社會和公民文化充分發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相對平等的分配使得窮人變成極少數，傾心於自由憲政的中產階級成為主體，民主化的條件就逐步成熟了，這時再把以普選制為主要標誌的、平等的政治權利意義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只有這樣做，我們才可能走出一條風險較小、代價可承受的，漸進、有序、可控的民主化之路。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實現、可以操作的現實最優方案。甚至，按照這一條光明大道實現自由民主，我們中華民族將來滿有資格後來居上，充當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老師！如果中共執政當局仍然不思進取，各界再三呼籲的政治體制改革久拖不決，那麼，可以大膽預言，不出五至十年，穆巴拉克的命運就會落到中共的頭上，到那時，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最後，稍微思考一下未來的悲觀前景，給目前許多中國人的盲目樂觀潑點冷水，以防患於未然，應該不無益處。
中國最近十年來由外需拉動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加入世貿組織、融入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關係巨大，而這個全球化的國際秩序卻高度依賴着美國的軍事、經濟和金融獨霸地位，以及與這個獨霸地位相關聯的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穆巴拉克儘管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但他倒台後，多米諾骨牌的下一張還不知道是誰，整個中東的格局不可避免要大洗牌，美國以及西方維持中東基本穩定的影響力勢必大幅倒退。這個後果極其嚴重。最悲觀的前景是，自身的生存岌岌可危的以色列不得不孤注一擲，或被迫，或主動地發動再一次中東戰爭，甚至動用核武器。次悲觀的前景是，親西方、反西方以及其它各派政治和宗教勢力互相爭奪，中東地區長期動亂不寧，中小規模的局部常規戰爭此起彼伏。最樂觀的前景，也不過就是美國終於厭倦了，從中東，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大幅度後撤，回歸一戰前的內向的孤立主義。不管是哪種前景，全球化都會遭受重創，世界秩序一團混亂，國際貿易大幅萎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普遍下滑。而石油產量下降，油路受阻，油價高企，只不過是這整出大悲劇其中小小的一幕而已。這對於中國究竟意味着什麼？只有上帝知道。
也許沒有這麼悲觀？但願如此！
2011.2.12.
最新消息：法新社3月25日報道，“埃及議會選出了一個由伊斯蘭主義者主導的制憲委員會，自由派正匆忙採取行動進行阻撓。自由派議員退出了上下兩院聯席會議24日的選舉，他們指責伊斯蘭主義者試圖控制這一至關重要的委員會”。另據《華爾街日報》4月6日報道：“在新出現的政治大混合中被甩在後面的是持世俗思想的自由派，而正是這些人一年多前煽動了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議活動。新出現的選舉政治疏遠了一度被稱為埃及政治未來接班人的這些年輕抗議者”。——這些西方報道為什麼只說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那是因為，自由派在阿拉伯國家一定是少數，伊斯蘭主義者才代表多數人，而他們不需要自由，因此這些阿拉伯國家就算是有了民主，也不會是自由民主。——2012.4.8.補註
（注1）
1958年4月10日，胡適回台灣就任中研院院長，典禮之日蔣介石蒞臨講話，胡適有兩處很有禮貌地表示不同意見。蔣在當晚日記中大罵胡適：“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橫逆之舉”，“聞胡答詞為憾，但對其仍禮遇不予計較”，“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據《蔣介石日記》）——有人提一點不同意見就是“橫逆之舉”，然後自己“終日抑鬱”！如此肚量，焉得不敗！
“在國共內戰中，國統區日益縮小，財政左支右絀，惡性通貨膨脹隨之爆發，民怨沸騰。1948年8月19日晚，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令，並公布《金圓券發行法》，自即日起凍結物價。商人為了繼續賺錢，索性訴諸囤積居奇。《中央日報》刊文驚呼”趕快收拾人心“，認為”必須犧牲極少數人的利益來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決定下重手，挽狂瀾於既倒，於是由蔣經國赴上海擔任監督金圓券發行的副經濟督導員，控制這個全國金融中樞的幣制改革。蔣經國年輕氣盛，率部在上海厲行“打老虎”。“打虎隊”均由年輕人擔任，上下四方搜覓、查處囤積居奇的不法奸商。終於上海頭號聞人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也因囤積居奇的罪行被拘捕。
杜月笙救子心切，就給蔣經國出了一道難題。蔣經國在上海匯中飯店召開全面查處不法奸商的動員會議時，杜月笙把搜集到的證據當眾面交蔣經國，證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經營的揚子公司也在大肆囤積居奇，逼迫蔣經國一視同仁，也予以查處。蔣經國遂即刻派遣部下前往查封揚子公司，並下令徹查孔令侃。一時國統區人心大振，民眾對新發行的金圓券開始有了信心。
這件事終於驚動了宋美齡。在她出面斡旋下，蔣經國仍然鐵面無私，不買她的賬。接着，宋美齡數次給正在北平督戰的蔣介石打電話，催促他緊急返回江南，迫令蔣經國罷手。在宋美齡的壓力下，蔣經國迫於父命，只得半途撒手。稍後，蔣經國本人亦因此事而辭職求去。於是“打老虎”運動戛然而止，國統區物價管制歸於失敗，11月1日全面撤銷。自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里。即使在國統區上層社會，蔣政權也幾乎人心喪盡。
蔣介石不顧軍國大事，為揚子公司的私事離京南下，致使幣制改革無疾而終，甚至動搖了軍心。當時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聽聞此事，即搖頭嘆息，認為此後國事不堪聞問。這位國府華北最高軍事指揮官對蔣政權喪失了最後一點信心。傅作義的觀點，也反映了當時仍然對蔣政權抱有最後希望的中間派的政治立場。
以上就是當政者因為顧全既得利益階層的禁臠，而失去挽救政權敗亡的最後機會的一個典型事例。歷史教訓值得記取。“
（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中國戰略發展基金會主席朱惠忠）
意大利名記法拉奇的《風雲人物採訪記》一書提到，赫魯曉夫對意大利參議員南尼說，“斯大林對蘇聯了解甚微”，“我們為他一人製作電影，然後放給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的場景全都是編造出來的”。同樣，為什麼蔣介石對1942年河南餓死300萬人的嚴重災情，毛澤東對1959—1961年餓死3700萬人的全國浩劫長久不知真相？一點都不奇怪，這是專制獨裁制度無藥可救的通病。
蔣先生領導全國抗戰有大功，但他至死也沒能明白，國民黨之失敗，就是敗於他自己的專制獨裁，敗於“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而他敗退台灣之後這麼一反省，那麼一檢討，全都不得要領，全都是諉過於他人。可悲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