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3月9日下午，由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教授主讲的“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的讲座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行。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 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竟如出一辙，尽管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 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 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 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 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 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 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 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 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 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 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 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 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 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 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 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 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 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 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 给掀翻了。不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 《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 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 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 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仆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 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 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 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 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不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 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 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 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 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 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 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 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 《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 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 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 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只有到了本“共和国”写前朝“民国”，却一味贬之，不能客观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 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 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 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 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 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 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早已荡然无存！大饥荒的年代，刘少奇曾告诫毛泽东：“人食人是要上史书的”，还希望借助对身后名敬畏的传统力量。但是写史的权力已被垄断，连饥荒事实本身根本不许载入史册，其能奈何！？ 　　所以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 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 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2011年对近代史来说可算是丰收年，比起十年以前，对于民国史的 认识，就大大的不一样了。还有一些业余喜好者，也参加进来，促进了“野史”的繁荣，是大好事。但教科书还没改，还在继续误人子弟。 世界历史进入视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 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 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 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十三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 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 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及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 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 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是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 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 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十九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 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这就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 起》这部记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 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 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 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 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 （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竟无忠贞之士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 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 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 在的，可忽略不计，流血、丧命在所不惜。 　　其实苏共的政权并没有让给外国，还是原来“苏联”内部的人在统治，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独立了，不属于俄罗斯了），何 来“亡国”？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罗斯“亡国”。所谓“亡党”之说，也不是事实。苏共作为一个政党还依然存在，并参政议政，只是由专政党变成在野 党，还有比苏共更左的政党也合法存在。莫斯科的政体由一党变为多党。当然完全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党专政是回不去了。     俄国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制度。他们总结这段历史，著作林林总总，对十月革命本身作彻底检讨的著作也已出版。各种著作对原来的苏共的功过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很少有留恋惋惜过去的政权和制度的。连已经在野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自己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都说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那么认识到 这一点，打破这种垄断当然是进步。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大约本是同根生。尽管曾经反目，昔日“老大哥”被冠之以“新沙 皇”、“社会帝国主义”种种罪名，甚至兵戎相见，但是到头来还有兔死狐悲之感。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 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 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 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 想！民族难以复兴，却会走向灾难。     最近有一位将军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引起网上一片哗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这原是五四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国贼”是指当时的最高执政 者。因为学生怀疑这个政府要签署危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学生手无寸铁，只是喊喊而已。而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 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或是上街请愿的民 众。总之，正规军枪口对内为现代国家所不允许！一旦在执政理念中包含了可以动用军队对付内部威胁（不论是实际的还是假想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不论是 苏联还是埃及，军队在大变动中保持中立，守住底线，是广大民众之幸，也是文明社会军队的基本“军德”。 所谓“欲灭其国 先灭其史” 　　还有一种说法，“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 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近代这句话最适用的时候是日 本侵略时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后，建立“满洲国”，那里的学生学的完全是另一套历史，目的是说明“满洲国”本来就该独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国年轻人不了解 原来的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满洲国民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书，为的是奴化一国的国民。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灭史”之说可 以成立。     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 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某一个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 清源的作用。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垄断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官史”还是定于一尊，但是野史非常发达，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步透露出来。前面讲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民国史大丰收就是例证。这是一大进步！     中共党史原来是不能碰的，只有一部官史。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 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 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至今南京二档馆民国史的档案可以开放，而中央档案馆中共的档案是不 能开放的。不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录，是野史，很有价值。例如何方老人的《党史笔记》，不能在内地出版，只能在香港出版。于是又有一些以权 威自居的“学阀”出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界对某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可以不断争论下去，是正常的。随着档案的陆续开放，有些本来“公认”的事实也被 否定。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言之有据。而今披露历史真相的，改变过去偏颇的结论，拨乱反正的，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而以愚民为目的的谎言反倒是“正 史”，那是颠倒是非。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蒂是不同的国家观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 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 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 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的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资中筠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