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中國的問題，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環境問題。環境問題還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國的政治問題。目前中國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環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們看不到生態的拐點。水資源污染的嚴重性可能超過空氣，空氣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卻不然。現在中國已經基本沒有青山綠水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執政者能夠把主要的資源和注意力，切切實實轉到環境領域，不然民眾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個，目前的反腐方式難說樂觀。現在因為中央的反腐舉措，好像導致經濟一片簫條，飯店開不下去了，各行業都受影響，據說連做日曆的都破產了。這說明一個什麼現象？說明中國的民間消費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費，官的消費實際上用的還是納稅人的錢，這是不正常的消費市場。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員消費反彈和大吃大喝來繁榮市場。所謂拉動內需，是應該真正把民間消費力量、老百姓的消費力量拉動起來，那麼市場才是靠大多數民眾支撐的，而不是靠官員奢華的大吃大喝、貪污腐化支撐的，才是一個正常的消費市場。怎麼做到這一點？就是落實決議裡面對於經濟改革的好多積極的措施。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很多經濟學家出席的會，經濟學家們一片樂觀，他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決議，如果每一件都能夠落實的話，足以推進經濟改革，而且認為這次的經濟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麼起草決議為何能夠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寫上去呢？是不是因為，有關領導並沒理解某一個措施意味着什麼，就放過了。我不懂很專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證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經濟學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這些改革措施落實後國家發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假如一項一項具體落實這些措施時，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麼辦？這和許章潤教授說的是同一個問題。當上層採取了高度集權的政治方向，那麼改革措施與權力框架的矛盾，一定會有一個爆發點，矛盾張力緊張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究竟誰戰勝誰的問題。

我不樂觀。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權的情況下，經濟措施每落實一項都必然觸動非常強大的權貴既得利益，這比當年蔣經國遇到孔家的麻煩大多了。我對目前這種方式的反腐，無論能夠揪出幾個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沒有法治的反腐會戕害溫和的中間力量】·

最重要的我認為還是法治的問題。如果不強化法治，目前實行的大力反腐、反貪官，在另一方面將民間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壓下去了。仍依靠原來的老式反腐辦法，就是清官（在體制內進行官僚機構的整肅，編者注）的辦法，是不行的。

如果沒有法治，相當溫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讓社會和平向前推進的力量，都會被當做敵對力量被抓起來，而在現有體制下貪官是抓不完的。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變成刁民和暴民，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沒有法治的反腐會把中間力量都打下去。還有一部分人選擇逃走，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只要有條件的，就往外跑。這個國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還是很欣賞清華孫立平教授的一句話，他說，我們的危險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動，這不太可能，危險在於整個民族的潰爛。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潰爛在發生，原本在社會共識中認為不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認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還算盡職的監考老師沒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長們卻聚眾把他揍了一頓，為什麼？家長認為他們唯一公平的權利就是作弊，因為權貴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後門就可以入學。現在公然認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權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了？所以如果再沒有法治，大家都認為幹壞事可以得到好處，年輕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誠實的勞動能夠向社會上層流動，獲得好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條，最重要的是不能亂抓人，把無辜的人投入監獄是絕對錯誤；還有一點是嚴禁刑訊逼供。縱觀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開始受到刑訊逼供，他還能走出來做這些事情嗎？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對立面英國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摧殘，也就沒有今天的印度。現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後用各種辦法變相的刑訊逼供，把肉體和精神都摧毀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獄。這個人出來後也沒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對中國法治最大的期許就是能夠公開嚴禁刑訊逼供，包括變相的折磨，並且對於刑訊逼供嚴加懲罰。這樣對政治犯而言還稍微有點希望，當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獲罪。但在尚未沒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碼給他們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聽說取消刑訊逼供非常難，據說若取消後，真正刑事犯破案率會大大降低，因為相關部門缺乏經費取證，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個個取證，他們沒有這筆資源，就要罷工。也就是說如果取消刑訊逼供，刑警就沒有資源去破案，抓獲刑事犯、殺人犯，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會。太高的期許不必要，起碼這一條我希望能夠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個社會潰爛下去的時候，能夠保護那些還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細胞。現在把那些健康細胞一個個都摧毀，整個社會就爛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

·【“文革”再現的風險不大，但“反右”風險猶在】·

剛才講到有“文革”再來的危險，我認為這一危險不太大，儘管“文革”的思維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發生，是因為有一個非常自信的神話領袖，領袖個人認為把群眾都發動起來，能擁護他一個人，打擊所有他要打擊的敵人，所謂“指到哪裡打到哪裡”。現在如果真發生“文革”，把群眾都發動起來，“造反有理”，矛頭會針對誰？最近紀念毛澤東的規模縮小了一點，可能是領導層回過味來。現在“毛粉”們這樣大張旗鼓的紀念毛、懷念毛，在他們心目中毛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人了，就是那麼一個偶像。而他們現在對現狀最不滿意的事情，是針對現任領導人的，他們都認為要是毛在的話就可以治治他們。特別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紀念，似乎要做成一種把全國人都發動起來的大事，卻受到當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實際上可能是執政者意識到，現在如果把毛再抬出來，群眾的矛頭是針對現在一切不滿意的事，不滿意的根子在現在的領導。所以“文革”再現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現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專門打壓不同意見和知識分子。這是我感覺到的一種情況，“反右”重來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還是最弱的。

·【希望中國外交不要走向冒險主義】·

我覺得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複雜、細緻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實際沒有經歷過戰爭，不知道戰爭的殘酷。至於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複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實情。有人說毛澤東在的話不會讓人欺負我們。但其實，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問題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槍走火，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鮮戰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沒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戰，但是沒有敢主動向外冒險，還打開了中美關係，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強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為國家強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還要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民間啟蒙已經開始，任重道遠】·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說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實際上這些年來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躍，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說我稱之為“正能量”的（跟上面認為的“正能量”是兩回事）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實際上正在傳播開來。

如果說啟蒙，這些年來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眾裡面，思想的啟蒙還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幾年前我寫的東西，常有人認為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裡面的工作人員，明白的人多起來了。那麼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幾千萬黨員站出來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來保衛原來的貪腐政權和原來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個啟蒙是不是還得繼續下去？當然還要繼續，因為啟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眾的狂熱還在，還是非常愚昧的。還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來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啟蒙還是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讓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儘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互聯網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資中筠是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為數不多被尊稱為先生的女性學者。本文為資中筠2014年1月10日在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新年期許》論壇上的發言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