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網上發現這篇內幕文章，覺得對下一代了解文革和中共的內鬥有所幫助，便轉貼在這裡。一向來被人奉為神聖的革命，原來是這樣被齷齪地完成的。標題是我加的，作者應該為張朴，有待查證。——施化

聶元梓和作者

[一]

還有多少人記得聶元梓是誰？四十三年前文革初起時，我還是個鼻涕隨處抹的小學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她，在學校飯廳的東山牆上，貼出大字報，聲稱要把校長陸平等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此文被毛澤東看中，欽點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聶元梓從此平步青雲。

一年之內，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雖說聶元梓此時已四十掛幾，仍被尊為中國五大學生領袖之一。連毛澤東也戲稱她是“老佛爺”（慈禧太后）。我曾在照片上見過她：戴着近視眼鏡，微胖的方臉透着狠勁，在成堆的紅衛兵簇擁下，她高舉拳頭，鬧革命的勁頭：十足。

在造反派圈裡，她儼然坐穩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沒聲兒了。若干年後當她再度露面報端時，頭銜變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羨林在《牛棚雜記》裡罵她是：破鞋。傳記作家葉永烈後來宣布她已病死獄中。

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聽朋友說：聶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滿懷期待地趕去拜訪：興許能從聶的口中探出些聞所未聞的文革內幕呢？

沒想到，我的最終收穫，竟是對人，而不是對事。

[二]

在一棟骯髒的居民樓里，我敲開了她的門。眼前的聶元梓，早已失去當年的雄姿，畢竟是往九十歲奔的人了，朝我走來時，難免步履蹣跚。

我環顧四周，狹窄的房間裡擺着一對老掉牙的單人沙發，靠牆有張單人床，床前是書桌，床桌之間勉強能容下一個人。窗外天寒地凍，屋裡卻沒有暖氣。“一九八五年我出獄後，整整十四年政府沒有給我一分錢生活費。”這是見面後聶元梓說的第一句話。“我三七年就參加革命，我曾為黨出生入死。”

交談時她還不停談到在監禁中所受的苦難：赤着腳在冰水裡挑泥築壩，摔折了腰椎；長時間呆在潮濕陰暗的牢房裡，落下一身的痛病；罰站十六個小時，稍一動彈，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腳腕骨；在批鬥她的萬人大會上，她剛要開口申辯，套在她脖子上的細繩立刻勒緊了。

能感到聶元梓是在爭取同情。莫非想緩解人們對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發生在北大的血腥場面，要忘記也難：數以百計的教授、講師、學生被以各種名目關押，百般折磨，嚴刑逼供。歷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亂棍之下，英語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殺，學生鄧朴方被從樓上推下來摔成終身殘廢……

我問聶元梓：眼看無辜者被批被斗，慘遭鐵棍、鋼絲鞭的毒打，你為什麼不管？她的回答是：當時太亂，我怎麼管得過來？稍停，她似乎也覺得難以自圓其說，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當權時，死的人比他們少。

竭力要減輕內心的罪惡感，這就是聶元梓晚年的心境。無論回憶往事，還是訴說現狀，你總能聽出，她在努力表達一個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壞人。只是像她這樣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壞人，做簡單的定義麼？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時，動機確實單純：共產黨是為窮人謀利益的。後來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風”，大把地抓特務，嚇得她連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於擔心被說成是日本特務，她改成了“元梓”。不過她沒有被嚇倒，反而在戰爭年代仕途順遂。一九四五年她剛滿二十四歲，就在哈爾濱當上區委書記，五年後定為高級幹部：行政十二級。

對於走運官場的原因，聶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學文化程度顯然也幫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經膨脹起來的權力欲，在進入和平時期後，連連受挫，一九六零年進京前，她的職務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賞識，這是聶元梓的無奈。她的個性既率直又固執，脾氣犟得像牛，別人越說不行，她越要做，經常出言不遜。和平時期的官場所需要的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投其所好，溜須拍馬，她一樣都學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關係：較真，死磕，無理爭三分，難以相處。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敗。從外表看，她遠談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戰爭年代的革命隊伍中，男人遠多於女人，她丈夫是個才子，娶她不過是聊勝於無。聶元梓不是賢妻良母類，你在她身上尋不到溫馨柔婉的女人味兒，甚至老年婦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沒有，冷漠的神情與僵硬的談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義，鐵石心腸。難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們過着嚴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長的丈夫仍敢於背棄她，肆意在外採花摘柳，可見內心對她已經有多麼厭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爾濱成了聶元梓的傷心地。急於離開的她向哥哥求援。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學做校長的朋友陸平幫忙。誰說毛澤東治下不講究人情關係？聶元梓就這樣進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進京時，三個孩子都還年幼，為了她所說的“工作需要”，其中兩個交給她母親帶，一個送了人。

我跟聶元梓在一起時，幾乎聽不見她談孩子。她的孩子們，竟沒有一個願意接納母親。當年她斷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們也疏遠了她。一個天生的政治動物，什麼都可以拋下，最終成了孤家寡人。

[四]

在北大的最初兩年，聶元梓工作努力，處事謹慎，很受陸平重視，稱她是“年輕的老革命”，提拔她為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讓她在全校作報告，還在住房極其緊張的情況下，分給她三居室住房。但時間一長，她本性畢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學程度，一輩子只讀文件不讀書，卻要在第一流的學者面前大談哲學，而她的“哲學”，除了“階級鬥爭天天講”，便所剩無幾。在大庭廣眾下還經常丟人現眼，比如指責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寫了一本《靜靜的頓河》”。逐漸，沒人瞧得起她了。

聶元梓從提拔重用的名單裡消失了。在受陸平寵幸的幹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讚譽為“五朵金花”。至今聶元梓談到這五名女幹部，仍是一臉不屑。失落、丟臉、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對陸平的心情，從感恩驟變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決心的聶元梓，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機會降臨：上面派來工作組，要人們給北大領導層提意見。這時的毛澤東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做準備。從北大製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聶元梓不失時機地把陸平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斷章取義一番，上報工作組，揭發陸平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她要讓陸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當然，聶元梓不是在單純的報復，她的揭發更像一種姿態，向高層權力鬥爭的贏家表示：我是你們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到一九六五年初，聶元梓對陸平的攻擊突變兇猛，原因是她接到一個電話，得知她的揭發已受到“中央最高領導”的注意。

但聶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澤東此時仍舉棋不定。當陸平的支持者彭真見到毛，要毛表態時，毛的回答是：陸平是個好同志。頃刻間，聶元梓這枚剛上檯面的小棋子，被掃落在地。整人的變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頭認錯的會開起來了，不難想象陸平對她的憤怒，還有嚇人的風傳，要對她“刺刀見紅”。有生以來第一次，聶元梓嘗到了什麼叫惶惶不可終日，支持她的工作組撤走了，給毛澤東寫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說那時她只有一個想法：趕快調離北大。她還不太絕望，畢竟她是女人，一個在老年男人眼中還算年輕的女人。

[五]

對男歡女愛從來就沒興趣的聶元梓，這時想到了嫁人：嫁給一個能保護她，能幫助她的人。朋友們為她八方張羅，夏天剛跟六十七歲的吳溉之見面，冬天就匆忙結婚。儘管吳溉之的兒女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全都反對，畢竟喪偶多年，孤獨的吳溉之無論心理還是生理，急需着異性伴侶。

既然是利用，也就談不上感情，聶元梓把她對吳溉之的心態，定義為：尊重。你聽她描述吳溉之，總是少不了這樣一些話：一九二四年入黨，黃埔軍校第四期，縣蘇維埃主席，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住三進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衛加工作人員，等等。最令她心動的，還是吳溉之與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的密切關係，安經常到吳家打麻將。安只需一句話就能搞定她的調動，而且，誰能說這不是一條助她仕途騰達的渠道？

很快，聶失望了：吳溉之是個老好人，在她眼裡等於窩囊廢。安子文又有情婦鄧覺先擋駕，她根本無法靠近。鄧覺先雖年近五十，風韻依存，抹紅嘴唇，穿高跟鞋，這讓土氣的聶元梓相形見絀，能不憋氣？當時跳舞成風，鄧覺先又愛誇耀，聲稱來請她跳舞的老幹部的轎車在她門前排長隊，有時還需要警察出面維持秩序。聶元梓聽着愈發妒火中燒。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聶元梓在北大的處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於調走，為什麼不肯幫忙？後來她聽吳溉之說了這麼一件事：吳的孫子想調進北京，吳還得先跟鄧覺先講，再由鄧和安子文談，事情才辦成。聶元梓於是認定鄧在從中作梗，鄧成了她的又一號敵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聶元梓，已陷入絕境：不僅職務讓人取代，還被下放到農村。忽然一天，她從鄧覺先的口裡，獲得驚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這意味着陸平失去了後台。如撥雲見日，聶元梓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裡，檢舉安子文和鄧覺先是“特務”。她甚至連吳溉之也不放過，儘管在她最困難時吳接納了她，從來沒有得罪過她。就在她坐上陸平的位子後，還親自帶領北大紅衛兵去吳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紅衛兵把年老多病的吳拉到西單中組部門前批鬥。

聶元梓把她當年的所作所為，說成是以“革命為重，個人為輕”。可惜我沒能當面問她：你的革命難道就是檢舉揭發，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殘酷批鬥、非法關押？如果再見到聶元梓，我更要問：到什麼時候，你才能講句真話？不再，虛偽？

[六]

五月，大落的聶元梓，大起了：靠着那張大字報，她一舉成名。至今有人認為大字報是康生授意寫的，聶元梓堅持說沒有陰謀，我相信寫大字報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傳達後，她激動得幾個晚上沒睡好覺：陸平也該垮台了，她必須再加一根稻草，壓斷這隻駱駝的腰。

但她絕不是個蠻幹的人，整個策划過程處處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組進校，她帶頭揭發陸平，不僅得到康生的鼓勵，還通過田家英直接送信給毛澤東。這次她又首先獲得康生同意，大字報貼出去後，她立刻把底稿交給了康生。其間她不斷向康生求援，說遭受圍攻，處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報底稿傳給遠在武漢的毛澤東。聶元梓的目的達到了。當然不是沒有等待中的焦慮：毛會怎麼表態？

聶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聽到電台廣播她的大字報的。毛澤東認可了！如今靠回憶度日的她，談起那段時光依然眉開眼笑：幾天工夫幾萬封聲援她的信件和電報從全國各地湧來，無數的人趕到北大來看大字報。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師生演講：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隨後的日子，既風光又辛苦。在萬眾簇擁發號施令的背後，聶元梓活得像奴僕，成了當權者得心應手的工具：毛澤東說了一句沒看見批判鄧小平呀？聶元梓立馬寫出一批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康生要她設法證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組織學生東拼西湊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兒李納要她到上海發動群眾，她立刻奔去煽動奪權。江青在講話時暗示不喜歡毛的兒媳邵華，她又派紅衛兵去抓邵華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樣，被利用是為了利用：在“保衛毛主席”的名義下，謀取更大的權力。當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幾個月，聶元梓就去奪高教部的權，沒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組成北京市革委會，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謝富治。我問她反對謝的理由是什麼？她說謝篡奪了北京市的領導權。謝富治時任中央領導，就連聶的副主任一職，也是謝向毛推薦的結果，謝有必要跟她爭權嗎？

讓權欲沖昏頭腦的聶元梓，這一次找錯了攻擊目標，她看不清一個基本事實：謝跟康生一樣，是毛的左右手。周恩來、江青對她連番警告，她充耳不聞。當她鬧得越來越不像話時，毛澤東發話了：聶元梓是壞人。一九六八年八月軍隊開進北大，聶元梓失去的不僅是權力，還有自由。她被踢到農場去勞動改造，飽受折磨。到毛澤東去世時，批她斗她的大會小會，連她自己也數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對毛既沒怨言，也無惡語。

她談論過的人很多，大都語氣平淡，只有提到毛時，聲音裡帶着一種敬畏感。或許她相信維護毛的形象將有利於她的存在價值，她需要用毛做擋箭牌來開脫自己。或許是毛當年的器重，令她揚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滿腳臭的襪子一樣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戀。誰能說她跟毛沒有共通之處：心地殘忍，六親不認，崇尚暴力，嗜權如命。

望着聶元梓的垂垂老臉，我心緒如浪：這位當年號稱“中國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領袖，如今住無定所，身無分文，差點靠乞討度日。她活這一輩子，到底為了什麼？她的晚年淒涼，又是怎樣造成的？如果再給她一次機會，聶元梓還會為權力而瘋狂嗎？

2014-8-9 整理轉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