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儿的一封信

亲爱的玉儿，你好吗？

前两天，从短信中，知道你和朋友一起去看了严歌苓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看完以后，对影片中的人物和故事，产生了不少疑问，想问问我的看法。你问对人了，爸爸四十年前的经历，恰与电影中的故事吻合。当年我们排演的舞蹈，像《行军路上》，《洗衣舞》那些，都同影片里一样。那时我在乐队任音乐总监，首席小提琴。

你问我，为什么当下到处都在宣扬正能量，影片的编导却要推出这样一部心理阴暗的煽情片，把主角的结局安排得凄凄楚楚？问题问得好。两天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其实，假如花些时间再去读一下严歌苓的小说原著，你就会发现，小说比电影写得更加刻骨铭心。有评论说，她简直在用一把利刀插进你的心脏，再用力搅上几下。说实在的，看这类电影，虽然心情并不好受，可我觉得，在中国现代影坛上，出现如此不加掩饰地直击人性弱点的电影而且还热播，是件好事，因为同类的作品非常缺乏。和电影相比，我还是更推荐小说。电影太含蓄，没把话讲透。

先说几句我自己对电影《芳华》的观感。简单讲，作者和编导想通过这部影片，展现一个严酷的现实：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人们在生活中的某种无意识或下意识，可能意外地给无辜而优秀的同伴造成永久伤害。几十年过去后，他们也许将如梦初醒地反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啊？！而且，所有的羞辱，冤屈，心灵创伤，往往都落在那些弱者，善良人，好人的身上。

影片中的主角刘峰和何晓萍正是这样的好人。刘峰原先应该算个强势人物，学雷锋标兵，口碑人缘极佳，领导器重，但就因一个缺陷，在爱情上不成熟，一夜之间成为弱者。而晓萍本来就是个弱者，胆怯，自卑，身上有汗臭，唯一优点跳舞好被领导赏识，却成了众妒的靶子。她也有个致命缺陷，宁可背叛组织，也不背叛朋友。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们都会活得很正常。可是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尤其在追求“进步”的极左年代，他们就是“不正常”的另类了，必须被毫不留情地从他们所热爱的团体中清除出去。结果，在血腥的战场上，由于他们不求生只求死，反倒成了英雄。而英雄到了和平年代，却生不如死。

一向爱思考提问的你一定会问，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个自己所属和热爱的民族，偏偏带有如此怪病？也许我不能回答，但可以把自己的思考写下来与你分享，供你参考，帮助你找到答案。

有详细记载的中国历史大概有两千多年，甲骨文不算，那不完整，也没人全看懂。两千多年里，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农耕社会，一个是儒家文化，这两样东西，也可以算作民族特性。当然细分起来，还有很多变化，为了思辨，暂且这样抽象。两千年的深厚积淀，现代人想在几十年上百年里改变它，不那么容易。

农耕社会和儒家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度强调同一和一致，消噬个性，取消独立，抹杀自由。与狩猎放牧民族或工商业群体不同，农民不得不严格地固守祖先留下的土地和耕作程序，抱成一团，谁想改变谁就得冒饿死的风险。你读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有感受。而儒家反映的正是农民意识。儒学通过世世代代的修撰，严格制定了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谁想改变谁就是背叛祖宗。其最初目的也许只不过为了便于管理，但久而久之，这种严格遵从祖训，严禁出格和偏离的基因，融进了每一代中国人的血液。在我看来，这是民族背负着的一大枷锁。这把枷锁，极大限制着这个民族长远的自由和发展。

可惜，这种状况一般的人不会在头脑里意识到，浸淫得太久，麻木了。你能察觉到吗？随便举个小例子：小时候，我和你妈对你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孩子，听话”，对吧？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只要听话就是好的表现，别的方面都不重要。听谁的话呢？不用说，当然是听大人的话，先是父母，老师，长辈，然后是上级，领导，领袖。在我的记忆中，国外还没有哪个民族从小就教育小孩子要听话的。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吗？

在世俗眼里，听话确实也没错。小孩听话，大人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吗？难道这也是枷锁？但在一个敏感而尖锐的文学家眼里，这就是枷锁！听听严歌苓怎么讲的：“什么是枷锁？枷锁是你让我做的那一个人，你认为我应该这样做人，这样的行为就是枷锁。那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道德标准，你觉得用那样一套东西来解放我，实际你把我放进枷锁，是另外一种枷锁。”（关于小说《扶桑》的答问）就凭这一句，让我对比我小六岁的严歌苓，一个经历坎坷的女作家（她只承认自己是写字匠）肃然起敬；而对那个道貌岸然满口脏话侮辱别人人格的专家学者，极度地鄙视。

谈到这里，你一定会想到下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孩子都不听话，那么社会不就乱了吗？如果不听大人的话，那听谁的呢？

这不仅仅是你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求稳怕乱的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当代最大的悖论——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歌苓冯小刚并没有直接在影片中回答。不过《芳华》捅破了阿Q头顶上的脓疮，已经可以打满分。幸运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有另一个人回答了，这个人是明代的王阳明。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8年（1472年10月31日），卒于明世宗嘉靖7年（1529年1月9日）。他提出，每个人不必遵从教条，只要听从良知就可。他的学说，又称阳明学。

在阳明学看来，良知（或曰良知本体、本体良知）是超越时空的，光明的，人天然具有的，是天理。她是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也是人心的本来面目。人之初，性本善，部分说的就是良知。可是那些恶人是怎么来的呢？王阳明认为，那是被私欲习气蔽塞了。私欲不属于心之本体，而是来自肉体，如仇恨、邪恶、恼怒、骄傲、贪心、淫念、嫉妒等。佛学也是这样认为的。正如乌云虽能遮住部分阳光，却不能完全遮蔽太阳一样，私欲也不能完全遮蔽良知本体的光辉。这个从私欲的乌云中透露出来的一丝光辉，就是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善恶之心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即便一个十足恶棍也会不时感觉到是非之心对自己的谴责。这就是常人说的“良心”（或曰良知）。良知人人皆有，在这里，人人平等。

难道简单一个良知就可以涵盖所有的理论学说，主义真理，大是大非吗？这听起来好像在“以德治国”？说到底，良知不等同于道德。良知表现在外部似乎是道德，但在内心却是一种思辨。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这种内心思辨有过透彻的阐述，自由只能在自律中实现，自律就是理性地克制欲望。在自律基础上的自由，能发挥人的所有潜力，而对任何人无害。

如果人们仅沿袭前人的道德规范，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而对内的自律，可以使人在大量复杂的困惑面前，冷静地理智选择。良知，除了良，还贵在知，即思辨，也就是演绎推断前因后果，逻辑地做出判断。夫妻之间选择了良知，家庭是幸福的；社区社群选择了良知，将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国家社稷选择了良知，能够为民造福千百年。

试想一下，《芳华》影片中的男男女女，假如在他们说话和行事之前，出于良知，顾忌到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哪怕极小的伤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故事还会有悲剧结局吗？但这仅仅是美好愿望，现实中极少出现。因为剧中的每个人都背负着传统枷锁，心上蒙蔽着私欲阴云。

故事中那些急于表现先进，争取入党提干的人；那些趋利避害，生怕惹祸上身的人；那些只图一时痛快，落井下石，作壁上观的人，那些自己从来没有个性，也禁止别人有个性的人，他们的作为或不作为，使悲剧成为不可避免。有人说，我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啊？是的，你在局部没看到，但作者却看到了。不但作者，周围很多人也都看到了。我很清楚真实地了解我父辈们的后半生，进城以后，他们的生存环境，像是一个放大了的文工团大院。你奶奶也就是我妈妈，被所谓的“右派”污名吞噬；而你爷爷临终前的日子最让我震惊的一句话，是梦醒大喊一声“我冤枉啊！”这仅仅是我亲眼见到的，也许不值一提。翻一下半个世纪的共和国史，那些堆积的冤案，几乎有冰山雪峰那么高，想抹都抹不掉。

我说这些，没有半点暗示，要让你们下一代去清算谁。太多，算不清了，唯一希望的是不要忘却。犹太人三千年间，受过的苦难比世界其他民族的总和还多，而他们通过圣经和历史记载，一代代传下去。就因为此，这个民族的聪明和坚强，受到全世界的敬重。《芳华》电影重现当年，主要意义也在于不忘却。

影片结尾，晓萍说出一个积压多年的心愿，她一直想和她所爱的刘峰拥抱一下。看到这里我流泪了。我也很想拥抱，拥抱良知——我的最爱。

节日快乐！

爸爸

2017-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