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川普的意外当选，不仅让众多“砖家”大跌眼镜，也促使人们探寻原因。有人说是因为铁锈带，有人说是因为福音派，有人说是因为FBI（对希拉里的调查），有人说是因为希拉里，有人说是因为普京，现在有人说是因为CA（剑桥分析），还有人说是因为上述因素之和。

与此同时，很多人将眼光转向一位学者，巴德学院的米德教授Walter Russell Mead。他是极少数在大选前认为川普很可能当选的学者之一，不是因为民调，而是因为“沉默的大多数”相信川普是战后第一位“他们的人”。

很多政治家、“砖家”乃至投资分析家开始恶补米德，试图从米德的文章读懂川普，以调整自己的从政策略、“事后诸葛亮”乃至调整投资方向。

作为厌川一族，牧人最近读了米德的一些文章和专访，感到有必要将他的学术观点介绍过来，让诸位了解川普当选背后的原因以及何种因素影响他的执政方略。

第一篇介绍历史和背景。

2001年，米德出版了《Special Providence 天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专家对此书的评价虽然很高，但是读者群并不广泛；直到2016年年初，川普和桑德斯在两党预选中声望越来越高，才有少量学者去研究背后的根源。

说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多数学者用鹰派、鸽派或者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来对美国政治家分类。而米德另辟蹊径，从美国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不同派别的来龙去脉；以后可以看出，这些外交派别背后都有强大的民意驱动。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米德的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来自Confluence投资公司首席策略师奥戈莱迪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型 The Archetyp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实际上早在2003年，在伯克利对米德的采访中，他已经概括了其主要观点（见《Four Themes in U.S. Foreign Policy 》）。

The Hamiltonians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  – 1804)是美国建国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财政事业的奠基人。汉密尔顿特别重视贸易，促成了“保护主义贸易”到“自由贸易”的演化。

简单地说，汉密尔顿派支持大企业和政府结盟并希望外交政策有助于大企业。汉密尔顿派希望促进商贸及美国企业在世界的排名。多数分析师将汉密尔顿派列为现实主义者，不过这种分类可能过于简化。现实主义者通常指那些忽略人性弱点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决定是基于冰冷的逻辑而不考虑情感因素。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汉密尔顿派跟欧洲的类似政策制定者不一样；换句话说，美国跟世界的相对隔离让汉密尔顿派认为政策或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譬如，欧洲人认为德国地位的改善意味着法国地位的下降；但是汉密尔顿派不这么看，因为自由交换是双方受益的，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开发和成长对所有人，不仅仅是美国人，有益。

其它国家却不这样看，某个国家支持某项工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利，从而导致其军事力量超过对手。美国的看法是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有利，有助于美国向这个国家卖更多的产品或者为美国生产产品。

为促进环球经贸，汉密尔顿派支持航行自由，对欧洲国家在其它地区的殖民地持负面看法，因为这样限制美国人在殖民地的贸易。二战之前，汉密尔顿派并不支持自由贸易，他们支持关税和重商主义；但是二战之后，当自由贸易成为赢得冷战的政治工具及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时候，汉密尔顿派转而拥戴自由贸易。

总体来说，汉密尔顿派认为战争不利于企业，不过如果冲突有助于美国打开市场和经济扩张，他们也会支持。比如，冷战就是一种完美的冲突-既很少打仗而军事采购又促进工业发展。鉴于美国把自己定位在进口是终极手段，美国企业将低成本供应链扩展至整个自由世界。

总之，汉密尔顿派认为商贸和经济发展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尽量避免战争，但是为了维护航行自由、保证原材料供应或保护美国投资，该打的仗也要打。有必要指出，汉密尔顿派相信外交是为了让美国企业而不一定是其它行业受益：如果自由贸易对企业有利但损害工人利益，汉密尔顿派多半支持自由贸易。

The Wilsonians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主张：第一、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美国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第二、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实际需要；第三，防止战争、消除战争根源，支持和平运动、裁减军备、削减防务预算。

威尔逊派是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者。出于新教的传教士传统，威尔逊派坚持美国有义务将美式民主和价值观传播给世界，他们的目标是在法治的前提下让世界成为一个和平的星球。

威尔逊派以近乎宗教的眼光看待美国价值并且相信他们应该通过传播这一价值来开化世界。他们相信外交是一种道德责任，战争是为了实现民主以及保护平民免于暴力和种族清洗。义务常常要求军事肌肉。出自传教士精神，威尔逊派致力于在外国领土改变平民的命运（improve the lot of common people 宗教短语），譬如在国外设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为JFK 1961年设立）。美国历史上，威尔逊派常与新教主流派协调，拯救灵魂与世俗福音手挽手。威尔逊派相信民主化和传播法治精神会让世界更好，他们知道阻力的存在但是更相信美国价值的力量 ，在外交政策中捍卫美国价值是保护美国利益的最佳方针-“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The Jeffersonians 托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 – 1826） 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的外交原则是“孤立主义”，对内是自由主义，主张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保证美国的民主制度，限制政府权力、削减军队的数量，对外尽量避免卷入纷争，以最小的风险和成本参与世界事务。

类似于威尔逊派，杰斐逊派也相信美国价值的特殊性。但是，因为美国价值如此珍贵，杰斐逊派认为应该避免和其它国家交流以保护美国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杰斐逊派是寻求孤立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对汉密尔顿派跟烦人的外国政府交易不感冒、也不会像威尔逊派一样用军力去传播美国民主的“福音”。

杰斐逊派同意威尔逊派，如果美国价值被广泛接受，世界会更好；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贪腐的外国人会接受美国价值，所以外交上以保护美国价值不被腐化为主。

杰斐逊派希望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和民主的，他们担心汉密尔顿派会优待前者而忽视后者。杰斐逊派相信，如果资本主义威胁到民主，那么宁肯降低资本主义的效率。威尔逊派和汉密尔顿派都相信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杰斐逊派则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魔，所以越虚弱越分散、政府对社会的伤害越小。

总的来说，杰斐逊派希望的是最“不介入”的外交政策，他们基本上反对所有的战争，拒绝“世界警察”，也不支持美国在世界上成为“超级大国”。杰斐逊派担心这样做会影响美国的公民自由，因而倾向于小政府、保护美国公民权利和民主、不要在海外专注商贸和传播民主。

其它国家可以看到威尔逊派和汉密尔顿派的影子，杰斐逊派和杰克逊派却是美国特有的。在杰斐逊派和杰克逊派里，外国人更加不理解后者。

杰克逊派相信外交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美国人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康，因而他们反对汉密尔顿派过于倚重大企业不注重美国工人的方针，更厌恶威尔逊派为道德正义而打仗。“如果一个独裁者迫害他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美国人牺牲呢？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杰克逊派跟杰斐逊派最接近。他们都反对大政府、支持广泛的民主，不同之处在于对国家荣誉的态度。对杰克逊派来说，在美国的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胁时退缩是可耻的。

杰克逊派通常反对战争，但是一旦战争是必要的，他们绝不姑息（show no quarter），只有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战争才算结束。有限度的战争毫无用处，如果政府决定开战，敌人必须被消灭。

外国人理解不了杰克逊派的毁灭性。外国政府常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杰斐逊派和杰克逊派，两者均厌战宁肯不打仗。但是，外国政府常常在杰克逊派不完胜不罢休这一点上失察。正因为全力以赴，杰克逊派不轻易开战；一旦决定了，他们的敌人会发现对面是令人敬畏的对手。

我认为，没有杰克逊派的承诺，美国不能开战。二战以后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因为“预防”下一个希特勒，杰克逊派不理解超级大国这种所谓的“有限战争”；如果“赢”意味着彻底摧毁，一个超级大国不需要打每一场战争。对杰克逊派来说，在敌人消失之前撤退是对烈士的玷污。

四类原型中杰克逊派可能是最不被理解的一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派鲜有理论家，而其它三派都有其意识形态原型。汉密尔顿派来自不列颠保守派，威尔逊派来自新教传教精神，杰斐逊派来自自由主义。杰克逊派却是来自美国草根运动。种族上，杰克逊派来自苏格兰-爱尔兰新教徒，他们最初在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定居，之后向西扩散到西弗吉尼亚、肯塔基、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他们自视为一个阶层，对政府的希望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支持这一阶层的目标 — 譬如，他们不反对政府花钱，但是钱应该花在他们需要的地方。在现代社会，他们拥戴帮助退休中产的社安Social Security，但是反对那种撒钱给闲散贫困阶层的社会福利。本性上，乡村音乐永恒的主题 — 以美国为荣、享受简单的生活、遵纪守法 — 是杰克逊派的最好描述。

总结起来，杰克逊派可能是最独特最难分类的一派。媒体对这一派介绍最少而国家有危险时又最需要这一派。因为杰克逊派看重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区分这一群人最为困难，所以政治学家常常忽略他们。

那么川普的选民属于哪一派，以及什么理念在驱使川普的政纲？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