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那会儿，教育界已经步入了“复课闹革命”阶段。 什麽样的课可以复？又有谁敢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真开课呢？没有。实际上所谓“复课闹革命”是把老几届的学生轰到乡下后，再把新一拨的学生圈起来。没人在乎这些学生是否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坐在教室里，不是听报告，就是学社论、分班讨论。其余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校办工厂学工、上操场操练， 和去京郊参加夏秋收支农。像这样，刚下完一场大雪，全校的学生早就已经被集中起来，派到校园西边和北边围墙外的马路上扫雪去了。 今天指挥“全军万马” 扫雪的是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个曾是在校后勤工作，为学校食堂踩三轮采购肉菜，从京郊来的农民。他如今摇身一变，除了工宣队外，算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学校完全以军队的样子编制。年级，叫着连， 而班级，就是排了。连长由教师担当。他（她）们大都是年轻的造反派、一路闯过来的革命闯将。排长由学生担任。每个排有个教师辅导员。辅导员多半也是文革的积极参与和得益者。整个看来，与这一“红火”时代格格不入的，应该算是我们这帮学生了。我们再也不是“胸怀全世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小将了。不信？听我往下讲。 首先，同学们之间是这样互相称呼的：丝猴，蛐蛐儿，骆驼，雄猫，马蹄儿，白脸，大眼儿，大厨子。这些称号里，已经没有“红”也没有“武”了。再有我们的业余爱好。 琴棋书画？谈不上。连扑克都不让打。记得有一个游戏，过程不是十分有趣，然而结果却是十分痛苦：输的人裤裆扣眼儿上（那时的裤裆不用拉链）锁上教室的大锁。还有一次，目睹了另一种残酷的“游戏”。班上一个老流鼻涕的小伙，被绑在椅子上。几个人围着他，用烟熏他的鼻子。美其名曰：鼻窦炎的蒙古治法。 在那样的情景和环境下，真不知是我的哪根神经出了差错， 我居然把这帮小伙子组织起来排练了一出歌舞剧；一出为人民服务、记念张思德的歌舞剧。我们自己做道具，不分日夜地练。先练歌，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掰着胳膊扯着腿地练。最终我们在某个节日，在全校师生面前演出了这出剧。演出很成功，令大家惊讶。我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场演出给这帮小伙子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有一点很明显，大家由此产生了自信和荣誉感。周围的女生（由于男女严格分界，没一个参加），从怀疑、不可思议到羡慕。她们把敬佩的目光频繁地投向我这个总导演身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