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撥兒學生，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家庭。我們生長的家庭環境不一樣、受的家教也不一樣。於是同學們的為人處事也當然會不一樣。其實，如果沒有大人的干涉，我們完全能用我們的方法，去處理由此而產生的，發生在我們之間的矛盾。但是，設置輔導員的意義，就是要插手學生的事務。他們要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練就出來的，對人、對事的看法，解決矛盾的手段、方法，灌輸、傳教到我們頭上。輔導員首先把我們分成為先進、積極要求進步、爭取對象、落後以及搗亂分子。這樣的“排隊”，無非是針對同學們在各種活動中，對參加活動所採取的態度而劃分的。落後，表現在他們對一些活動不感興趣。而搗亂分子則是更進一步，把他們的不感興趣表達了出來。他們的不感興趣，有時表現為不喜歡勞動，懶惰；有時表現為不參與整人，是善良。搗亂分子，由於他們敢於示威，而成為輔導員的眼中釘，肉中刺。也因此，我們多了一項頻繁被要求參與的活動：“搗亂分子”在大眾面前的檢查和大家對他們的批判。這種活動，進一步把同學們分裂開。在不厭其煩的重複中，教育者想要在學生們的頭腦中，確立這樣一種概念：校領導，輔導員說的話、做的事總是正確的。

記得有一個同學，是所謂的“搗亂分子”，姓錢。這個姓，在當時，給他帶不到絲毫的好處，而是相反。這個錢同學在校辦工廠勞動時，就是有點兒不賣力氣。經常藉機在車間裡溜溜達達。輔導員為了整他，愣說他趁大家都在勞動，大家不注意他時，往公共煮開水用的壺裡扔鐵銷，破壞學工。這樣大的帽子，戴在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只有輔導員和那些最積極分子們當真。絕大部分學生僅認為他倒了霉。錢同學從此被迫在大家面前，做一次又一次的檢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判會上，沒有人，也沒人敢提出要看錢同學破壞學工的證據。為什麼要證據？這種活動，壓根兒就不是為了教育錢同學，而是為了警示大家：只有照着輔導員以及所代表的上級的要求去做，才是唯一的出路。錢同學受着羞辱。輔導員不解氣，還引導大家把錢同學、他的行為和樣板戲《海港》裡的錢守維聯繫起來。錢同學只好上綱上線求得過關。

在學校的那個階段，我認識了一位朋友。他很有教養，有才華，為人正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臉上長有一對總是濕漉漉的、會說話的、明亮的大眼睛。他來自一個藝術家的家庭。他爸爸文革中被批鬥，媽媽受不了“群眾”的辱罵，在家裡上吊自殺。之後不久，他爸爸也相繼去世。當初那溫馨、溫暖的家庭，頃刻間在我朋友的眼前崩塌。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一下子去承受這樣大的打擊的。他被迫，又得把這一巨大的痛苦深深地壓在心底里。他要挺着，繼續去生活，因為他有個小妹妹需要照看。他剛毅、頑強。我只有從他那濕漉漉的眼睛，才能察覺到，埋在他內心深處的傷感。我從小獨自生活，他年少喪失雙親。在學校的一次集體活動中，我們就像流浪的兩隻小狗，在街頭相遇，為尋找溫暖走到了一起。我們常常在一起，端着飯盒，在食堂門前的石階上吃飯。我們在一起， 好像從來沒有談過各自藏在心底的心思，但是都真真切切地了解對方的處境。我們好像從來也沒有問過對方，怎樣去應付明天。但是我們知道，明天我們仍然會息息相依在一起，互相關照。我的朋友在學校里，受到輔導員不斷的打壓，一切可以改變他處境的機會之門，都一扇一扇地被無情地關上。我去過他的家。所有家庭應用的正常，在他家裡都已經不再存在。但是有兩樣東西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一個是外在環境：他家裡很凌亂，但是，書架上碼放的書籍，仍然呈現在家中顯要的地方。另一個是他們的內在世界：兄妹倆都很有才華。妹妹畫畫很棒。家裡擺着不少石膏耳朵、鼻子、眼睛和外國人頭。都是她以前練素描的對象。我的朋友十分喜愛攝影。他照的相片，取景、構圖、採光都很不錯。對光圈和速度相關聯的控制，以及對底片的處理；洗像技術都遠遠地超出了我們同年齡人一大節。看到這些，我了解了，為什麼我的朋友從不氣餒，總是昂着頭，迎着生活拋給他的一切。因為我朋友內心有另一個美好的世界，他胸中有永不熄滅的一團火。老天有眼，後來他成了中國電影界很有成就的藝術家。

在學校里，像我朋友那樣的人，有很多。每當學校里的大部分同學，都在穿戴各民族的服裝、頭飾；舉着鮮花要去參加國慶活動或者要去迎接外國來賓時。你同時可以看到另一群人，在生物老師的帶領下，舉着鍬，帶着鎬，到學校的某個角落，去挖洞，去拔那拔不完的草。他們被明白無誤地告知，他們是沒有資格去參加國慶活動，也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去迎接外賓。特別是後來，當有些人有機會進課堂繼續深造時，他們，雖然有強烈的求學欲望，且不許踏進教室門一步。那是對他們莫過於最大的傷害。他們確實比坐在教室里的有些人聰明，可造。但是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父母的一些“過錯”，他們被永遠拒之門外。

假如有一天，中國真有了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我要強烈呼籲，為在那年代，那些“失落”的少年，專門建一個大廳。在那裡，我們要控訴那個時代慘無人道的制度。控訴那個時代摧殘心靈的政治和教育手段。我們要告訴那些和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少年，我們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