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色彩單調、行為暴戻、思想僵化的時代，億萬人的命運為一小撮狂暴的“共產主義者”所控制，國家處於內戰的邊緣，人民被鼓動從一個狂熱走向另一個狂熱。我和妻子秋韻的遭遇僅僅是無數苦難家庭中一個的故事。

1968年春，我剛度完探親假，返回北大荒。媽媽和秋韻去上海大連路碼頭送行。當巨輪緩緩地離開時，媽媽站在碼頭上久久不願離開，不斷地揮手，直到她在我視線中變成一個小點，最後消失。這是她在有生之年最後一次能親自給我送行，一年半後，她病癱於中風，臥床十六年後才離開人世。

我出生在一個民族資本家家庭，企業很小，卻是三十年末國內第一家生產鞋帶的工廠，而以前靠日本進口。到“文革” 時我父親作為“公私合營” 私方人員巳退休，但還是未逃過抄家的厄運。1966年被抄財物先是就地封存，直到1968年春才被全部弄走。

秋韻與我在上海經歷了非法抄家的全過程，見證了“造反派”來一件件地把家俱衣什搬走，我要下了屬於我的皮箱，內有1966年我們結婚時的衣飾和紀念品，我們默默地看着這些暴行，大姐卻撕心裂肺地哭着，她一生做會計，看着她一生的辛勞積蓄就這樣被剝奪了。1968年全國各地武鬥正頻，我也擔心着回單位後，對立派會對我施加迫害，好不容易盼來的一年一度探親假，就在惶惶不可終日中度過了。

返回北大荒後，秋韻也隨後回到了湖南省零陵地區氣象台工作，我們又過起牛郎織女式的生活。那時別說是有“伊妹兒”、手機，就連長途電話也是極少使用的。我們都是通過寫信，表達彼此的思念。信又寫得十分小心，就怕一旦這些信件落入別人手中，找出政治上的問題來加害於我們，就連當年談情說愛這類詞句，都怕被作為資產思想來批判，所以，這些信讀起來象是兩個清教徒之間對話。可惜就這些信也定期被我們銷毀，以免將來引來天外橫禍。記得“文革”中我時常讀魯迅的作品，其中的《兩地書》令我印象特別深刻，是他老人家與他學生許廣平師生戀的交流。秋韻和我雖然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我們當初保存了全部信件，如今能整理挑選出版，也會成“文革”式的《兩地書》，可惜這批信早已“紙船明燭照天燒”了。

即使這種費時又費心思的通信，也因為我在1968年4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被剝奪了。我回到北大荒嫩江後，即被以莫須有的罪名 “辱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做資本家孝子賢孫…”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我的“罪行”很有“普遍性” ，有不少“現行反革命分子” 都因在喊口號時或寫大字報時，該用“毛” 時卻用了“劉”，遭了揪斗。我是玩笑之中，一字之差成了辱罵偉大領袖毛主席，而且發生在1966年。連1958年向黨交心的材料也作為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一大堆罪行足以槍斃了。欲加於罪，何患無詞！

隔離審查一個多月，後又經過一次全縣的公開批鬥，一次全局公開批鬥，被掛牌子、“坐飛機”、遊街、打耳光、黑燈逼供信後，我被送進了“牛棚”，與近二十名“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關在一起，每個“牛鬼蛇神”都在背部或胸前掛白布，寫明“反革命”頭銜，每天勞動十小時，兩星期才有一天休息日。秋韻來的信被粗暴地拆開，我去的信要由他們先審查才讓發出。這時的信巳經有信無實了，大多談論天氣，最滑稽的是秋韻迫於壓力，來信中要我“相信黨，相信群眾”，“好好改造自己”。但我能想像，在這些信的背面，她是忍受着多大的精神壓力。我們都擔憂，這上海大連路碼頭一別，或許會成為我們倆的永訣。

到了1969年初，關了八個月的“牛棚”後，對我進行了處理。基於“其認罪態度較好，年紀還輕，有改造好的可能”，給我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這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群眾手裡”，如在改造期間，亂說亂動，馬上就會把這帽子給我戴上。同時開除團籍，降低一級工資。當日起我從“牛棚”中遷出，發配到局辦農場，開始了豬倌的生活。此時正值三九隆冬，北大荒的冬夜，冷至零下40度，四周是靜謐的大地，天空星星在閃爍，農場小屋，孤身一人，幾個月的動盪和折磨，暫時的安定下來了。我寧願這個世界把我遺忘，只要我的父母、姐妹還記着我，秋韻還想着我，我就有重新生活的勇氣。在這寒夜孤燈下，我想念秋韻，這種思念，神奇地使我胸中升起一股暖流。當一個人的所有理想和追求破滅之後，這份愛情就變得“致命”的珍貴。當時我曾想過，如果連愛也被剝奪了，我也許會去死，雖然我害怕死亡。

秋韻是堅貞的，後來每當我與人談到我“文革”的經歷，幾乎所有真誠的人，都對我讚揚秋韻，說她了不起，不容易。當時十分盛行的離婚案例，是夫妻任一方，如被打成“反革命”，另一方提出離婚，不但不被勸阻，甚至被鼓勵。倒是如果還保持着婚姻關係，並且如果還公開顯示他們愛的忠貞，等於是向革命挑戰，輕則被罵為狗男女，重則硬性拆散，把某一方“下放”到更偏遠農村。

我們就這樣天各一方，默默地思念着對方，等待着再重逢的一天，雖然期無窮盡。每隔一星期寫一封信，而寄出的信一般要走二周。這種延後的信，令我們時間錯位，當讀着她表示憂傷的信時，或許她的心情已陰轉晴，而當她在信中報告着一個好消息，在我讀到時，她可能正經歷着一次小災難或挫折。女性周期性的情緒變化也疊加在上，使事態變化更為隨機性。每天最大的盼望是她的來信，此時，“革命群眾”不再拆查我們的信件，我們卻還是保持着小心。秋韻的信寫得很仔細，許多瑣事娓娓道來，讀來很親切，我在信中大談養豬的經歷。一個人的苦和樂實際上是相對的，當我在政治上劫後餘生，這份愛充滿了我整個生命，這時我會感到我是最幸福的。

轉眼之間到了1969年夏，在一位工人朋友的幫助下，讓我掉換工種，到取暖鍋爐房勞動，不得不與可愛又忠厚的豬們告別了。豬實在是比人更有人性，經歷了“文革”的惡鬥，看多了人性兇殘的那一面。我這個巳被打入另類的“反革命分子”，與豬們卻建立了濃厚的感情。豬是可靠的，它們沒有陰謀，不會出賣朋友，人們說“丑得像個豬八戒”，其實仔細看它們，它們友好地站在你面前時，整個臉部顯得溫良恭儉讓的樣子，渴望你的撫摸你的愛。我飼養了30-40頭豬，有病時打針餵藥，母豬下仔時幫着接生，有時一窩下十幾個豬仔。吃奶時頗為為趣，母豬橫向一臥，小豬紛紛上前找各個自己認定的奶頭，一隻小豬認定一個奶頭，即使豬媽媽翻身，小豬們還是去找自己吃慣的那個奶頭。一年後，當雪蕾出生後，她甚至沒有小豬仔那樣能自由自在地吸吮母親的乳汁，不到她滿月，秋韻就下了狠心讓她斷奶，留在上海，自己不得不回去湖南工作，那時的單位根本不允許單身母親帶着嬰兒上班。

到了鍋爐房工作，雖然那位令我終生感激的工人朋友於信臣，對我多方照顧，但活還是非常重，非常累，好在當年才28歲，正當人生體力上的頂峰，二人抬400斤鍋爐片上跳板，修檢暖氣水管下地道，把暖氣片組裝成暖氣包。干粗活、講粗話，真正地與工人打成一片，他們正直、善良、富於同情心，他們咒罵時局，直言不諱、肆無忌撣地抨擊“文革”中種種倒行逆施。

1969年9月，秋韻有了探親假，先從湖南去上海，恰逢此時，媽媽不幸中風入院治療。多少年我們擔憂的事終於發生，我外婆在60歲那年悴死於中風，媽媽長期來都是高血壓，中風病起時正好66歲。我心急如焚，向領導請假回去探母親病，有電報為證，卻遭到拒絕，理由不問自明，我還是一個有罪之身，“帽子”還在群眾手裡，你一走去探親，還能跟幾個人去監督你麼？共產黨的人權是溫飽，讓人有飯吃，你應該滿足了。幸好上海的姐妹們奮力搶救，母親病情穩定下來，但從此半身癱瘓。“文革”對她的衝擊是病的誘發主因，家被抄，金銀手飾上繳，又日夜擔心當時也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二姐及我的安危。秋韻父親是醫院副院長，被打下來掃廁所、搓棉球，她母親被紅衛兵逼三天三夜，要她交出“金銀細軟”。我爸爸已年過七旬，受累於我的反革命，被召回工廠監督勞動。我父母雙親還曾被罰，站在長板凳上，接受群眾的批鬥。二姐1951年參軍，1957年入黨，還是被打成美國特務，“九大”時罰跪一整夜…。二個妹妹也受我的牽連，在各自單位里，被逼着要交出所謂我藏在她們那裡的黑材料…。我們二家比起成千上萬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家庭，雖吃盡了苦頭，人還沒死，還算是“幸運”的“文革”倖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