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下) 从渥太华又回到Chalk River 的Els家，一直呆到四月底，直到Brian Stocks派来的大湖林业中心的人，来接我们到Sault Ste Marie去。在那儿由Brian给我们准备了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并专门给我们一个办公室使用。我们住在Tom Blake家，他是一名技术员，为人十分诚恳，我们每天来去办公室上下班都搭他的车去的。Tom提供住的房间虽小，但还很安静舒适。 我们在Sault Ste. Marie暂时安顿下来后，跟三姐通了电话，报告所见所闻和所受到的接待。她知道我们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一再鼓励要坚持下去，还答应给我们經济上支援，尽管我们说暂时还能挺过去，但是，如何想法留下的事却一点门都没有。 这期间是我们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三个月的签证期很快会过去，而我们对去留在加拿大却一点没有进展，因为，这是无法由我们控制的事。韵倩有时会说，算了还是回去吧，只当我们是一次出国旅游。韵倩也许是对的，国内到底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还有自己的女儿，还有周围的亲戚和朋友，还有父母双亲，总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是，我想是这么想，嘴上却强硬地对她声明，你要么回去，跟着共产党走，要么留下一来，跟我走到底。想到过去一生中所受到的迫害、打击、排挤，要我再回去重新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怎么也不甘心。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有时甚至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气呼呼的谁也不想让步。 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抗议游行越演越烈 在Tom家初期的一段日子，虽然，韵倩和我在“去留”问题争论一直在持续进行着，但每天生活倒也规律，特别是下班回来晚饭后，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其中有一个频道整天都是字幕新闻，对英语听力不太过关的我们特别合适。在国际新闻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与日俱增，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由一般悼念活动升级为示威游行，再由示威游行升级为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体绝食抗议，与政府谈判破裂，各阶层人士卷入更大的抗议游行，事态在日益扩大。 其时，天安门事件前一个月，正值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官方也罕见地开放西方媒体对他访问的自由报导，于是，各西方媒体的电视转播车和大批记者都蜂拥到北京。等到戈尔巴乔夫访问一结束，还没等西方媒体和电视转播设备撤出北京，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就越演越烈了，所以，那些西方媒体人员及设备也就留在了北京，中国当局也无心监控这些了，让其任意报导中国事态的发展，报道当然也包括了电视现场直播。 全世界观看卫星电视直播：天安门屠杀 五月十九日中共发布了戒严令后，局势恶化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最后至“六·四”夜，发生大量伤亡的流血事件，西方媒体称为“天安门屠杀”。“六·四”的晚上，正是加拿大的白天，又是星期日，电视中一整天都在播放从北京发回的军队“清场”的现场直播，学生和军队的对峙，学生包围坦克，坦克发动攻击。现场直播时而切换到各医院，都躺满了死伤的学生，到处都是鲜血，还直播了学生们蹬着三轮板车，急急地运送着满身是血的伤员。到了北京六月五日清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结束，广场上到处弥漫着硝烟，被损坏的坦克、公共汽车、大量的废弃自行车遍地都是。此时，有一青年，双手持两面白旗，赶上前去奋勇阻挡前进的坦克，坦克被迫停下来，一会坦克企图避开青年向左行驶，该青年就向左去挡，坦克转向右边，青年就向右边阻挡。这位手无寸铁的青年挡坦克的画面立即传向世界四面八方，以后，这一画面反复被播放，成了“天安门屠杀”中的英雄形象。但是从此这个年青就在人间中消失了。请记住这青年名字：王伟林。 现在，“天安门事件”过去了三十年，中共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由“暴乱”变为“动乱”，最后又改变为“风波”，对学生发动的和平游行，及全民起来响应，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慘案，到底是谁的过错，还在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造成流血，几百名学生及无辜平民死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观看电视的当时，我真是义愤填膺，为死难同胞呼喊、哭泣。那天夜里，我一夜无眠，一直想着冲撞的坦克、嚎叫的学生、陈尸的医院、流血的伤员…。为什么一个为人民服务，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解放以来，就一直没有让中国人民过上安宁的日子。“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有国家统计数字），“反右倾”、“四清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斗死了几百万人，加上上百万人“非正常（自杀）死亡”。本想“文化大革命”后，国家能安定下来，不想一九八五年又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次“六·四”天安门事件总算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彻底地绝望了。 对《苏圣玛利星报》的访谈 六月五日一早，我们就上办公室，一会儿大湖林业中心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通过Brian Stocks找到了我，说本地的报纸《苏圣玛利星报》（Sault Star），要求就“六·四”事件采访我，我知道在敏感时刻接受这样采访，而又就敏感的问题谈自己的看法，并在报纸上发表，无疑很快就会被中国大使馆知道，如果回国的话，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更何况，当时金若蕾还在国内哈尔滨。但又想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想到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学生，在医院里躺着的死难同胞，我在国外一个小小的地方，还要怕什么。我考虑了片刻后，我很快答应了采访，一个电话立刻打了进来，说由于时间紧迫，只能用电话采访了，那时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大约用了二十分钟，采访就完毕了。 当日中午过后一点钟左右，有人递给我一张新出的报纸《苏圣玛利星报》，在B版第一页，用相当的篇幅刊登了三位当地华人对天安门事件的访谈，其中二人是学生，但都不是大陆出来的，唯有我是大陆来的。标题称“中国林火科学家彻夜未眠”。所发表的采访报导全是电话录音记录，刊登我的谈话十分详细。现在已记不清报导的细节了，大致说了三点，一是谴责中国政府对和平请愿和示威学生的屠杀；二是中国应废除专制制度，象加拿大那样，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三是对远在中国的女儿，虽离北京有一千五百公里，但多少有些担心。后来才知道，八万多人口的Sault Ste Marie小镇上，有很多人都读了这篇报道。 加拿大移民局和“人道和同情”项目 六月六日，我们到移民局在Sault Ste Marie的办事处，去询问签证的延期问题，我们想签证有效期延长越长越好，以便以合法身份在加拿大多逗留几天，寻找时机解决身份问题。接待我们的是资深移民官Audrey McPhail，她就是后来一直被我称呼为“移民局老太太”。她慈眉善目，一看就像是非常有同情心，在以后在办理我们移民的过程中，她积极主动的帮助我们收集文件、资料，甚至超出了一个移民官的职务范围。我们在以后的日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原来，她在“六·四”期间非常关注事态发展，凭她从事移民官多年的經历，往往世界上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发生重大的流血事件时，总有一些所在国的访客来寻求帮助。 怀着不安的心情，我们首先说明来意，是想延长签证。她回答我们，签证有效期为入境起三个月，看了我们护照上入境加拿大的日期后，说要七月九日才到期，你们可以在七月九日前几天来延长签证。接着她把话题一转，说你们也可以考虑申请政治避难。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虽然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但是出自移民官的口中，由移民官主动提出，是极为罕见的。我佯称说关于这种申请，我们还没有考虑过，她见我们并不迫切，就说，当然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你们可以好好考虑，加拿大政府对所有申请政治避难的人，都是保密的，中国政府不会知道你们曾经申请过，假如你们申请不成，也不会在护照上留下任何标记的。她又说，已读了昨日的报纸上关于你发表的谈话，她没有对谈话做任何评价。以移民官的公职的身份，显然，她对我们前去询问签证是有准备的，才说了以上的一些事。 经过三天考虑，决定进一步询问政治避难的细节。六月九日，再度访问移民局，还是由Audrey McPhail接待。正当我们问到申请政治避难的具体步骤时，她说，我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渥太华的就业和移民部。她可能已经知道，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学生和学者在“六·四”后去留加拿大有了新的政策。询问后，她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可以申请一种叫“人道和同情立场 (Humanity and compassionate)”的签证留在加拿大。我听不懂这些词汇的意思，她就用手写在一张白纸上，并且解释说，这种签证，对那些想留在加拿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之类的人员较适用。她举例说,像苏联的科学家和运动员，许多都是通过获得这类签证留下的，这种签证的发放，既不得罪护照持有人员所在国的政府，因为这不算政治避难，又使护照持有者能合法地留在加拿大。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加拿大的八千名大陆来加的学生和学者，绝大多数都在一两年内申请了这类签证，并获得了批准。为了申请这类签证就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如果回国就会受到政治迫害，这些人都纷纷拿出证据，如在中国大使馆前示威的照片，在某集会反对“六·四”镇压的照片等等。现在有些‘爱党’和‘爱国’的‘海归’不少是当年八千人中的一员。记得当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责加拿大政府此举是乘机‘掠夺中国人才’。那时，在加的八千名中国学生和学者中，大多是政府公派出来的，都是各院校科研单位有培养前途的尖子，或本部门的佼佼者，加拿大政府确实是大捞了一把。其后几年，这些人陆续的读完博士硕士，走上加拿大的各个工作岗位，不少人成了本领域的带头人，我所认识的人中有的成为疯牛病权威科学家、有的成为国际上遥感学界非常有名望的学者,更有成为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的。 Audrey McPhail 一刻也没有耽误，请我们马上写出自己的简历，家庭成员，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姓名、年龄等。我在简历上写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以及父亲和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送去劳动改造，二姐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成美国特务等等，既不夸大也不隐瞒。共产党能在中国大地上实施一次又一次的红色恐怖，那么我们这些受害者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尽可能的场合下，控诉所遭受的不幸。与此同时，我提供了二位科学家，他们在我作为访问学者时，对我工作给过许多指导，对我能力有较多了解，提请移民局致电他们，请他们作为我的证明人（Reference）.他们是大湖林业中心的研究室主任Brian Stocks （在Sault Ste Marie）和Petawawa国家林业研究所的研究科学家Peter Kourtz博士（在Chalk river）。没过几天，他们分别发回了很好的推荐信函。当一切手续办完后，Audrey McPhail很感性地对我说，‘加拿大需要你’。几年后，我们在大陆工作的研究所所长说，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培养并发挥个这人才的作用不容易，而留住他更不容易。 “六·四”的国际反应 “六·四”之后，世界各地不分国家、民族、人群的左、中、右，压倒性地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对中国平民学生的血腥镇压。加拿大一直以来都是理性地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争端和冲突。但是，这次在天安门事件中，却表现得史无前例的激烈，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公开谴责中国，“‘由长征走过来的老人’下令对徒手学生开枪”，显然是指邓小平。加拿大政府在国际上，首先为在加拿大的中国学生学者提供“人道和同情立场”的临时居住权（其后经过审查一般都批准为永久居住权）。美国随后也容许因“六·四” 政治原因而不能回中国的学生学者四万五千人申请永久居住权，同时西方各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给中国学生学者以各种居住权方面的优惠。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以来，对被称为“遭受共产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第四次大规模的容许逃亡者合法留在西方国家。前三次是朝鲜战争结束，大量韩国人流入西方；一次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大批匈牙利人逃亡到西方，得到合法定居；再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北越占据南越后，大批越南人纷纷乘小船，不顾风险，漂泊到东南亚各国，转而获准在西方国家定居。“六·四”事件后，则轮到中国人大逃亡。这就是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较量的结果，到“六·四” 时，双方执政的优势是再明显不过了。“六·四” 事件的后续效应是一九九零年“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崩溃，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体制，世界上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支撑着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除了僵化的政治制度外，其“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永久居住权获得原则批准（Approval-in-principle）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我们在申请“以人道和同情”为由的永久居住权获得原则批准（Approval-in-principle）。后来，我们看到那一天的《世界日报》报道，这是第一批中国学生、学者六十一人获得的批准。我称我们是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是比喻，在一九六一年大陆发生的一个灾难事件中，有六十一名“阶级兄弟”获救，说是奏响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 “六·四”之后，困扰着我多时的合法居住权问题，初步有了解决。接下来必须考虑如何在加拿大生存下去，因为有了合法的工作，才能有一定的收入，过一般人过的正常生活。六月份Tim Lynham告诉我们，可以申请一种针对“六·四”后留加的学生学者的生活补助，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二千多加元的补助。之后有一个在Chalk river加拿大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台湾人尹世泽博士，介绍我们去多伦多，找台湾朋友唐友宁和她的丈夫李华锡，由他们介绍韵倩到梁姓香港家庭当住家保姆，尹世泽在电话中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应放下“身段”，为了生活，去当保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韵倩家在解放前，她的父亲开一家医院，家中有汽车，也雇了两位保姆。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背景，为了开始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她还是无所顾忌地接受了保姆这份工作。 从Sault Ste Marie到多伦多有七百多公里路，我们两人乘灰狗巴士前往，光是路上就要走十二个小时，在中间站Sudbury有一个多小时休息，我出站走走。那时，我们不得不节省每一分钱，但这次巴士客票，就花去我们二百多元，十分心疼，也是无可奈何。我们走着走着就到了一家杂货店，看到一种类似上海卖的紫雪糕，经过再三犹豫，就买了一条，记得当时花的是五角钱，我们二人想对半分来吃，在店铺内这样做不好意思，就拿了紫雪糕走到外面，不料，在拆纸的过程中突然溶化摔在了地上，于是，吃紫雪糕的美梦也像泡沫一样被打破了，我们一脸的苦笑，面面相觑，此景此情的心酸将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在多伦多当保姆历时二个多月，后来，因为永久居民身份得到原则批准，又申请了一个由移民局资助的学习英语的课程，韵倩于九月初又回到了Sault Ste Marie，进入Sault College（社区学院）学习一年的英语。学期结束时得了一项国际学生奖，并不是因为成绩出色，而是因为学习刻苦。我在代她起草一封获奖感谢信中称：“我（杨韵倩）获得国际学生奖殊荣，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把它看作是天安门事件上英勇献身的学生的光荣”。 小蕾其后移民惊动国会议员 此时，小蕾仍在哈尔滨，要弄她出来，与我们家庭团聚谈何容易。她所在的大学根本不放人，显而易见是受了我们的牵连。我在加拿大虽然做好所有申请她来加的文件，并提交给了移民局，但关键似乎在国内。我硬了头皮，给中国驻加使馆打电话，提出请他们放我女儿出来，因为，在当时使馆有人专门记录中国公民在加的各种“反国家”行为，重者列入黑名单，这样的人，要一生中与家属团聚，就连想都不用想了。我对中国驻加使馆领事部负责人说，“我对国内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很失望，希望移民加拿大”。这样说是为了避免他们会以“反革命”将我列入黑名单。最后，不知是她敷衍还是真的去办了，答应帮助我去“反映，反映”。其后，我还找到了Sault Ste Marie选区的国会议员Steve Butland，他是新民主党的议员，我和韵倩先见了他的秘书，一见面，原来这位秘书竟是韵倩在Sault College学英文时的老师，她一下子就把我们引见给了Butland先生，谈话很亲切，问了几个关键问题，要我们放心，他一定为我们尽力。随后，他二次亲笔写信给移民部长。当两年后的一九九一年九月，小蕾的移民签证批下来时，Butland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喜讯。此时，在中国小蕾尚没接到签证已下达的通知呢！一九九一年十月，经过二年多苦苦奋斗、奔走，小蕾终于在多伦多与我们团聚。回到Sault Ste. Marie, 我们同小蕾一起再次拜访了Butland先生，当面致谢，并且拍照留念。 她在离开上海时，到机场送行的有九十二岁的爷爷和八十七岁的外公，以及舅舅和姑姑们一大帮亲人。小姑（我六妹）在小蕾臨离上海的前几天，每当出门总是手拉着小蕾的手，生怕还有意外，让我们能够在加拿大圆满团聚。亲人们对小蕾的关心和爱护超越了我们的爱，小蕾和我们将永远铭记。 回到故乡全家大团圆 一九九零年七月，我们正式获得永久居住权的移民签证，即绿卡。三年后，我们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向英国女王宣誓，唱加拿大国歌“啊，加拿大…”，成为加拿大公民。 一九九四年一月，我到香港与三姐会合，再回上海，香港机场三姐来接我，见面时悲喜交集，不胜感慨。到上海时，同爸爸见面时，他老人家已九十五岁我们又与兄弟姐妹来了个大团圆，欢天喜地过了春节，我们去宁波给母亲扫墓，我们拍了一张全家福，人数竟有近四十人之多，这是爸爸在世时，最后一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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