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學大會東風吹進北大荒

   自從毛的逝世和聽命於毛的“四人邦”被打倒後。華國鋒為了鞏固自己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及穩定局勢，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8年，局勢開始轉變，5月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其後新華社亦轉發了這篇文章，此文在全國各地產生巨大影響，為此展開一系列討論，令長期受到蒙蔽、愚弄、迷信的人們思想解放，導致“兩個凡是”開始被人們懷疑攻擊。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和“兩個凡是”的束縛，重新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將中共中央的指導思想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其後華國鋒被迫下台，鄧小平作為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上台，政治領域和経濟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中國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

林業部誆騙國務院 防火所遺忘在北大荒

   中國林科院森林防火研究所，由原中科院沉陽林業土壤研究所從事林火研究的二個課題組，約十四、五名科技人員，以及中國林業科學院的航空化學滅火室十幾名科技人員組成。1965年林業部保護司為了形成一個森林保護的“拳頭”，在黑龍江省北大荒嫩江平原上，建立一亇森林保護大雜燴式基地，把有關森林火災和森林病蟲害及檢疫研究機構，統統搬到離嫩訌縣城還有14公里的一個廢棄的日本空軍基地。並歸當地巳建的林業部東北航空護林局代管

   1965林業部欺上騙下，上報國務院稱嫩江巳經具備科研條件，科技人員調往嫩江可以馬上開展工作。對科技人員則採取霸王強上弓逼着去嫩江。12月中旬，林業部保護司汪濱司長讓有關科技人員去林業部開了三天會，最後一天林業部常務部長惠中權接見與會人員，說黨培養了你們那麼多年，現在是黨的需要，你們能不去嗎？當時我們太年輕，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知“聽黨的話”對一個人的命運有多重要，也沒把惠中權部長放在眼裡，還在當面據理力爭，說嫩江沒有科研條件，嫩江甚至不是林區，連做林火試驗站條件都沒有，更談不上建研究所了。結果把惠部長給惹火了，說決定去嫩江，“吾意已決”。“黨的需要”立馬成了帝王意志並且其意已決了！

   1966年2月當人們集中到嫩江，掛牌成立了中國林科院森林防火研究所時，全所有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50多人，其中研究員、高級高程師二名，留蘇的一名，北京大字、南京大學、中國科大、天津大學名牌學府的畢業生九名，還有65屆畢業的新分配的多名大學生。有近十名科技人員還被迫夫妻兩地分居。到嫩江報到還有從沉陽空軍司令部被清理轉業三名營級幹部，加上地方上調集的行政和勤雜人員，全所職工多達近百人。

   不到半年全國就開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林業部的惠中權部長、保護司汪濱司長，傾刻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森林防火研究所被遺棄，科技人員成了孤兒，再也沒人為森林防火研究所前途操心了。

當了十三年農民

   50多名科技人員被遺忘在北大荒，過着與當地農民相同的生活方式。春耕開始，所內職工和家屬，每人分一壠長200米的自留地，單位用拖拉機為自留地翻耕好，於是忙上半個月，播種土豆、各種豆莢、向日葵（葵花子），苞米等。夏天忙着給自留地鏟地鋤草，秋天收穫豆莢土豆蔬菜，過冬時自給自足。深秋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收穫季節，把5-10麻袋土豆收藏到深達3米的地窖，每戶分得的數百斤大白菜、大蘿蔔等過冬必備蔬菜，也須在寒冬來臨前收藏於地窖之中。各家各戶還必須在入冬前貯存取暖用煤，每戶少則三噸多則五六噸，單位從煤場把煤裝上汽車，運輸近20公里到各家門口，各家再把煤一筐筐弄進自家的煤倉房。入冬前科技人員輪流為到煤場拉煤，以及為各家各戶分大白菜大蘿蔔忙上十來天。

   1973年後國家似乎要“抓革命、促生產”了，科技人員不得不出差北京、上海、哈爾濱等大城市，甚至長期的駐在協作單位搞科研，於是森林防火研究所又被戱稱為“旅行研究所”。

   經過十三年這樣的農民生活，科技人員的談吐、行為舉止，思考和表達問題的方式同當地農民已無差別。最可悲的是所學專業知識，通通被飼養雞鴨鵝，春播秋收，掏炕扒火牆，囤煤冬天取暖所占有而忘光了。到“文革”結束要“抓革命、促生產”時，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科技屯老二”，去外面世界開學術會議時，竟是土話連篇，連科技術語都鏽蝕於口中了。

上��全國科學大會，成了華國鋒的簡報

   臨近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即將召開，這是“文革”後第一亇決定國家科技方針的大會，必然對“文化大革命”科研工作的倒行逆施來亇撥亂返正，大會正缺少這方面典型事例。程邦瑜（中國科技大學63屆）率先與金曉鍾（南京大學62屆）就森林保護研究所（後改的名）所址問題，起草了一封投訴信，希望通過會議籌備組的一亇熟人，直接遞交給負責科技和文教的總理方毅，我（南京大學63屆）知道後表示願意參加署名，並對信件內容措詞作增刪和修改。信在1978年3月初委託去北京出差的同事帶去，想親自交給會議籌備組程邦瑜的朋友，不料那位同事鑑於以前“文化大革命”涉及政治鬥爭可能帶來的災禍，把信貼了四分郵票扔進北京普通郵箱，直接寄給方毅副總理收…。

   以往就所址問㼵給各級領導部門寫過無數次信，大多數石沉大海，少數回復也是敷衍了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這次寫信也是死馬當活馬醫，而況給這麼髙層的領導寫信，估計也是泥牛入海無消息。約一亇月後全國科學大會早巳開過，不料卻間接聽說，而不是直接通知（我們小人物沒有先例會得到這類通知），說是森保所有三亇科技人員給方毅副總理就所址問題寫了信，方毅副總理隨即將這封信選編進全國科學大會會議簡報，把我們三人的名字均列在簡報上。簡報上報給了華國鋒主席，國務院各副總理，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林業部及中國林業科學院黨組，最低是報到黑龍江省省委。中共一向是官本位制，官大一級壓死人，這下小人物寫的信上了華國鋒的簡報了，黑龍江省省委就得了上峰寶劍似的，森林保護所所長拿了這紙最高級別的簡報當令箭，穿梭於哈爾濱各部門之間，半年之內就辦妥了搬進哈爾濱市各項必備手續，如戶口、糧食關係、子女就學准入，以及各類定量供應票證等等等等。終於森林保護所大隊人馬可以攜雞鴨豬狗、土豆白菜、人等雜物浩浩蕩蕩地開進哈爾濱了。

逃離北大荒，急進哈爾濱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有成千上百個象森林保護所的單位，被迫以“科研聯繫生產實踐”為名，或以備戰為名，下到偏遠地區甚至深山老林，1978年“文革”結束之初還都沒象森保所那樣，能撥亂返正落實政策遷回城市。所以森保所一經辦妥各項手續可以進哈尓濱時，人們迅速行動起來，生怕政策生変，又被打回北大荒。森保所的領導甚至臨走前都沒有同代管的上級單位，東北航空護林局任何領導打亇招呼，“目無上級領導”地走人了。東北航空護林局幹部和領導眼看森保所大隊人馬絕麈而去，嫉妒得跳腳而又無奈地留在北大荒，繼續聽從“黨的需要”就地干着革命。

   時值中國正在“援柬抗越”，為了一亇屠殺200萬民眾的柬埔寨政權，在南方與昔日的“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大打出手。而此時為防備“蘇修”從北方入侵來“援越抗華”，我解放軍浩蕩大軍正源源過嫩江，開赴黑河等地的反修前線。而我森林保護所從嫩江向相反方向“逃竄”，哪有浩浩蕩蕩開進哈爾濱那麼氣壯山河的？

   搬遷過程中有許多趣事，由於森保所長期在黑龍江省嫩江北大荒，有些科技人員很自然地養起了雞鴨，甚至餵養一二頭豬都很平常，這次搬遷職工家俱雜物都由專用貨車由鐵路發運，內有活的家禽，居然還有活豬也塞入貨運列車開進了哈爾濱！

   森保所有亇高級工程師高，接上級部門的任務要給森林保護所修史，此人按上級指示從未越雷池一步，卻對森保所由嫩江遷入哈爾濱，事關我國森林防火發展，森保所近一百多號職工及家屬命運的變化，產生深遠影響的歷史，熟視無睹，就當森保所發展史上根本就沒有過遷所一事，成為森保所歷史的空白。因為是小人物的發起，不是官方的史實，成不了官方的歷史。

叫林業部汪濱部長聽訓話

   有了給方毅總理的投訴信，登在中共中央的筒報後，我們似乎膽子壯大了不少。1980年我和金曉鍾去北京出差，在林業部辦完正事後，我倆啇定去找其時巳升任為林業部常副部長的汪濱“算賬”。前已提到，十五年前的1965年林業部為了拼湊“森林保護大拳頭”，把航空護林、空降部隊、森林防火研究所、以及東北森林植物檢疫站硬是拉在一塊，並上報國務院，謊稱一無科研條件，二無林地的嫩江縣，巳經具備了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的條件，把北京林科院和沉陽林業土壤研究所有關森林防火的科研人員，趕到前無村後無店的北大荒，毫無作為地磋砣了十三年之久。

   在林業部一個不大的部長辦公室里找到了汪濱，1980年代初部長辦公室前還沒有秘書坐在門前擋着，部長辦公室面積也很小。金曉鍾和我二人象凶神惡剎般的衝到汪濱面前時，實實使他吃了一驚，他心中有點發虛，說“你們來這裡幹什麼的？”，我們也不客氣，不介紹我們是哪裡來的，直接了當地說，十五年前你（也不說林業部）給國務院打報告，欺騙說嫩江具備一切科研條件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把幾十名大學生弄到嫩江，浪費了我們十幾年的大好青春…。還沒等我們說完，他巳経知道我們是來同他算賬的，這件事對他來說應該記憶猶新不會遺忘的。他匆匆拿起一個文件夾說，我有一個會議馬上要去開，你們的問題可以向有關部門反映，我們說我們就是要當面問你，當初你這樣做對不對？此時汪濱部長邊上沒有秘書或助手為他幫腔，而且我們想他是頭一次遭二名小人物向他發難，自知理虧。一時間又想不出辦法脫身，大家對峙了一會。他祇能再次說要去開會，他往左挪一步，我們就沖他也往左挪一步，就是擋着不讓他走。他於是又一忍，心想今天碰到鬼了。究竟是部長會對付，說以後找時間我們來談一談吧，也沒安排什麼時間，也沒指明這亇“我們”是指他本人與我們，還是有關部門與我們，說着又再次繞開我們，說聲開會時間快到了。我們本來就是衝着部長發泄十五年來心中的怨恨，並不指望這些官僚能真的解決問題，何況所址問題現巳經解決，於是見好就收，就放了他走人。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後，自認為是“思想解放”，我們作為小人物，阿Q式的第一次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