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星光》

第一部　没有被发现的星光

第八章　用钢笔或用毛笔写字

    南京的秋天来得并不急。梧桐叶还没有完全变黄，校园里却已能从早晚的风中闻出一点凉意。林远舟从图书馆出来，怀里夹着一本厚重的俄文气象教材，走过教学楼旁那条熟悉的小路时，忽然想起自己刚入学的模样。那时他相信，五年大学生活无非是读书、考试、毕业，再到一个气象台或者研究所去。如今课程越学越深，心里却多了一件没有办法列入课程表的事：苏清岚。

    他和苏清岚相识已经几年了。最初，她不过是教室里那个扎着两条长辫子、说话带笑的女同学；后来，他们一起出黑板报，她负责把他写的文字抄到黑板上。她的粉笔字端正清秀，横竖撇捺都很有分寸，连老师也会在布告栏前停下来看看。他喜欢站在一旁看她写字，却常常装作在核对稿件。苏清岚回过头来问：“你究竟是在检查错别字，还是在检查我写字的姿势？”他脸上一热，只好拿起稿纸，认真地指出一个根本无关紧要的标点。

    在同学们眼里，林远舟做事认真，有时认真得近乎固执。他曾担任团支部的宣传工作，热心于讨论青年应当怎样进步，甚至不知轻重地劝过苏清岚，认为她对一些问题看得太随便。苏清岚并不生气，只是笑着反问：“你说得这样肯定，是自己想明白了，还是别人告诉你的？”那一句话像细针一样扎在他心里。他原想教育别人，却发现自己许多道理并没有想透。她不肯随声附和的脾气，反而使他越来越在意。

    一九六〇年假期，他们和另一位同学在上海见过面。外滩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戴着一副大墨镜，站在黄浦江边让同学拍照。后来又去了虹口公园，经过鲁迅像前的林荫路。三个人谈的是学校、课程和上海的变化，林远舟却把那一天记得格外清楚。他珍藏着合影，偶尔拿出来看看，又赶紧夹回书里，仿佛照片会泄露一个他自己尚未承认的秘密。

    真正使两个人的关系向前迈出一步的，是一场戏。一九六一年秋天，南京上演歌剧《洪湖赤卫队》。林远舟从同学那里得知消息，攥着口袋里仅有的两块钱，在售票处犹豫了很久。两张票每张六角，买下来还剩八角钱，够不够支撑接下来的几天，他心里并没有把握。可他想到苏清岚听见剧名时眼睛一亮的样子，终于把钱递进窗口。两张薄薄的票握在手里，竟比厚重的教科书还让他紧张。

    他花了三天才找到合适的机会开口。那天下课以后，苏清岚正在整理笔记，他站在桌边，先问她有没有复习完流体力学，又问她周末是否回宿舍，最后才像顺带提起似的说：“有两张《洪湖赤卫队》的票，你想不想去？”苏清岚抬起头，端详了他片刻：“你说了这么多，原来就是这件事。为什么不早说？”他被问得哑口无言，心里却松了一口气。她答应得很自然，仿佛只是接受一位同学的普通邀请。

    当时学校对学生谈恋爱有严格的约束，至少在他们心里，那是一条不能轻易碰触的界线。为了不引起旁人注意，两个人商量好分开去剧场，连进门的时间都错开。林远舟先到，坐在暗下来的观众席里，眼睛却不断望向入口。直到苏清岚沿着座位间的窄道走来，他才真正听见舞台上乐队调音的声音。她坐下以后，从包里取出一副小巧的望远镜，悄悄递给他：“看远处的舞台，这个比眯着眼睛强。”两个人轮流使用，指尖偶尔碰在一起，又若无其事地分开。

    戏演到动情处，苏清岚看得十分投入。林远舟也被歌声打动，却总有一部分心思留在身旁的人身上。散场时街上已是夜色，他们仍然隔着一小段距离走路，谈论演员的唱腔、人物的命运和布景的变化。回到校园门口，苏清岚轻声说：“今天的戏很好，谢谢你的票。”他想说自己最开心的并不是戏，却终究没有说出口。那天晚上，他躺在宿舍的床上，反复想起她递过望远镜的动作，直到熄灯很久才睡着。

    然而，感情并没有因为那场歌剧就顺理成章地明朗起来。林远舟的父亲在上海替儿子的终身大事操起了心。老人经历过旧时代，觉得青年人读书固然重要，婚姻也应由可靠的长辈帮助把关。他听说一户熟识的人家有个姑娘，品貌端庄，读书也好，便一再写信催儿子寒假回上海见一面。信中说得温和，字里行间却没有多少商量余地。林远舟看着父亲的笔迹，既感到被关心，又觉得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尚未理清的生活。

    那姑娘叫许曼宁，家住上海，举止文静，读过不少书。她的父亲因政治问题遭受过打击，这给她的家庭蒙上一层难以摆脱的阴影，却没有使她变得怨怼。她说话谨慎，待人真诚，喜欢音乐，也懂戏剧。林远舟后来回想，承认她有许多值得尊重的长处。问题并不在于许曼宁不好，而在于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不敢明说的人；更大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勇气把这一点告诉父亲，也没有勇气对许曼宁坦白。

    寒假将近，父亲的催促越来越具体：哪一天到家，穿哪一套衣服，见面时该怎样称呼长辈。林远舟觉得自己像被推上了一条事先铺好的轨道，车站和方向都有人替他安排。他在宿舍里翻来覆去，忽然想到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苏清岚写得一手好字，既擅长钢笔，也能写毛笔字。他便借写字做比喻，试探她对这件事的态度。

    他给苏清岚写了一封信。信写得不长，却删改了好几遍：“家父一向喜欢毛笔，认为毛笔写字端庄稳重，也合乎传统；可是我自己用惯了钢笔，觉得钢笔写起来顺手，笔画虽不如毛笔那样讲究，却能写出自己的意思。现在父亲希望我改用毛笔。我究竟应该听父亲的话，还是继续用钢笔？”写完以后，他盯着纸上的“毛笔”和“钢笔”两个词，觉得比喻再明白不过，仿佛自己已经把心意说尽了。

    其实这封信里最重要的字，并不是钢笔或毛笔，而是那个“选”字。林远舟想知道，苏清岚是否愿意成为他自己的选择。他没有把许曼宁的名字写进去，也没有说明父亲安排的究竟是什么。一个看似风雅的文字游戏，遮住了他对两个人都应承担的诚实。他那时并不懂得，含糊有时比直截了当的拒绝更容易伤人。

    回信来得并不慢。苏清岚仍用她那熟悉而漂亮的字迹，写道：“既然令尊喜欢毛笔，而且认为毛笔更合适，你不妨听听他的意见。钢笔当然也好，不过写字的工具终究要看用的人怎样想。你自己拿不定主意，别人又怎能替你决定呢？”末尾还有一句带着她平日语气的话：“这么大的人了，连用什么笔都要来问我？”

    林远舟读完，先是失望，随后又有些不服气。他认定苏清岚已经猜到他的意思，却偏偏不肯说一句挽留的话。他把信读了好几遍，试图从某个字的轻重里找出不同的解释。可是无论怎样读，那封信都没有给他所期待的答案。他忽然生出一种幼稚的委屈：既然她让我听父亲的，我便听父亲的好了。这样的赌气，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不愿承认那是在赌气。

    春节前后，林远舟依照安排去了许曼宁家。那是一次郑重其事的拜访，家中长辈在场，茶几上摆着糖果和点心，大家谈学校、谈上海，也谈未来工作的可能去向。许曼宁不故作热情，也没有刻意保持距离。等长辈们的谈话稍稍停顿，她问林远舟最近读些什么书，他答起专业教材，又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对音乐知道得很少。许曼宁便说起她喜欢的交响乐和舞台剧，言语间没有卖弄，只有真切的兴趣。他发现同她交谈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愉快。

    拜访结束，父亲很满意。林远舟却没有那样明确的心情。他既不能说自己讨厌许曼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喜欢上她。回南京的火车上，他望着窗外一站站后退的田野，想起苏清岚那句“别人又怎能替你决定”。那句话原本使他不快，如今却在车轮的节奏里反复响起。他渐渐意识到，父亲可以安排见面，苏清岚可以提出意见，许曼宁也可以真诚地对待他，但最后要承担选择后果的人，只有他自己。

    开学以后，许曼宁给他写来第一封信。信里谈的是书、电影和上海的生活，没有催促，也没有许诺。他认真回了信。此后，两个人渐渐有了书信往来，偶尔在假期见面。许曼宁带他听音乐、看戏，使他接触到专业课本之外的另一片天地。他珍惜这些相处，却始终没有彻底厘清自己的心意。对许曼宁而言，来信意味着一种正在形成的信任；对林远舟而言，它却常常成了回避另一段感情的借口。

    在南京，苏清岚很快觉察到他的变化。过去他总会借着出黑板报或讨论作业的机会同她说话，如今却常常匆匆走过，连眼神都刻意避开。她起初以为他只是功课繁忙，后来从同学的零星议论中听说上海有位姑娘，才慢慢明白那封关于写字工具的信并非寻常玩笑。有一次，两个人在教学楼的走廊迎面相遇，她停下脚步，问：“你最近怎么好像很忙？连老同学也不认识了？”林远舟勉强笑笑，说自己要赶一份报告，便急急离开。

    苏清岚没有追问。她的自尊不允许自己在走廊里拦住一个有意躲避的人。可是回到宿舍，她把课本摊在桌上，半天没有翻过一页。她原本以为两个人之间至少有一种无需说破的亲近，如今才知道，未经说出的感情也可能被轻易放下。她并不觉得许曼宁有什么错，甚至不知道对方是怎样一个人。真正使她难过的，是林远舟宁可绕着她走，也不肯把事情说明白。

    有一回，宣传栏需要重写，苏清岚照例拿着粉笔站在黑板前。林远舟把稿纸交给她，想像往常一样开个玩笑，却找不到合适的话。她写到一半，忽然问：“你不是说钢笔写字更顺手吗？现在改用毛笔了？”粉笔在黑板上停了一瞬，白色的粉末轻轻落下。林远舟没料到她会当面提起，低声答道：“我还没有决定。”苏清岚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没有决定，就别让别人以为你已经决定了。”她说完又继续写字，字迹仍旧工整，一笔不乱。

    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所谓的左右为难，并不是一件只关乎自己的事。父亲希望儿子有一个安稳的归宿；许曼宁以诚意回应一段来往；苏清岚则被他的沉默推到局外。三个人都没有逼迫他，只有他自己把犹豫当成了可以无限拖延的权利。可他仍然年轻，仍然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他望着黑板上渐渐写满的字，心里明白她说得对，嘴上却没有说出一句像样的道歉。

    校园生活照旧向前。天气分析、动力气象、流体力学和俄文资料占满了白天，晚上的阅览室里依旧难寻空位。科学课要求他们对每一个假设给出证据，对每一组观测作出解释；生活却没有现成的公式。林远舟能够花几个小时推导一道方程，却不能坦然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究竟爱谁？他在稿纸上写下“已知条件”“边界条件”，又苦笑着把纸揉成一团。人的感情既不能凭父亲的经验决定，也不能用旁人的一句话替自己负责。

    一九六二年的脚步渐渐近了。窗外的梧桐树换过一轮叶子，黑板上的字也写了又擦，只有那个关于钢笔与毛笔的比喻，始终留在林远舟心里。他曾以为自己提出的是一道二选一的题，只需苏清岚说一句“选钢笔”，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后来他才懂得，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两支笔之间，而在他愿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也诚实地面对两位无辜的姑娘。

    许多年以后，当他回想那封信，最难忘的不是苏清岚劝他听从父亲，而是她那句看似平淡的话：“你自己拿不定主意，别人又怎能替你决定呢？”那不是拒绝，更不是替他作出的选择。那是一个年轻女子把选择的权利和责任，一起交还给了他。而当年的林远舟，尚未学会怎样接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