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一代革命家的评述

李慎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在《李慎之文集》中，他对毛泽东的暴政专制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于这么直言的，是绝

无仅有的。为此，在这里比较详尽地摘录他的有关论述。他说：

“在1957年2月刚刚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料在6月份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3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这样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3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从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10年，当时8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几近30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专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见《李慎之文集》第６页）

编者的话：

作者在论述建国30年来在毛泽东统治下“腥风血雨”的历史之

后，敢于公开指出毛泽东是造成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这就彻底批驳了所谓“错误论”的论调。

将来果能如此作出定论，毛泽东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最残酷的暴君”。这一段历史是毛泽东用他自己后半生的政治实践写出来的，也是用成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铸成的，谁也无法把它一笔抹杀掉！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史、耻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黎澍：“不断改造思想，专门制造伪君子也！”

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笔者没有直接看到他的论著，但在李锐的著作中（如李锐的《直言》），常能见到他的闪光思想。李锐对他是十分钦佩的。

李锐说：

“黎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三是统一战线。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改造思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挨过整、受过罪，都没有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说：关于暴力革命，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见《直言》第385页）

黎澍在一篇题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与戴晴的一场对话中，畅谈了他对毛泽东暴政的比较系统的观点。这是一篇说理透彻，分析精辟，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对了解毛泽东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为“附（录）”全文转述于后。

附：黎澍与戴晴的对话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文革”是一场闹剧。廖沫沙说，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还厉害。秦只坑了460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还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

黎：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从1960、1962、1964，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达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僵得连弯都转不过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无非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极端僵化的教条。谁动它一点，就是修正主义。

戴：为什么对于教条主义，我们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难于抛弃？

黎：愚昧。愚昧从何而来？贫穷，文化水平很低，理论水平很低。教条主义拼命“左倾”、“极左”，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是越穷越好。认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

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民主传统从来没有建立过。推翻一个皇帝，后面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后出过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几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么山东，什么陕西，……自己想做皇帝，拥护别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这种思想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绝灭了。如何消灭？根本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绝个人崇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真进步了。这是非常缓慢过程。一百年还是几百年。……

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还说过：这种事在西欧那些国家就不会发生。这话的意思是：西方国家民主传统比较稳固，文化素养高。“文革”发生在中国，不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遗产，本来就不行，还舍不得丢掉。学习外国，吸取科学、民主。直到“文革”，我们连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也是罪该万死。什么“走资派”，何罪？问了几年，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处于愚昧状态。

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来，一直在文化圈子里对文化人下毒手。《武训传》、胡风冤案，……一路下来，没有停过。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只喜欢那种都没有、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1962～1964）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才报告毛泽东：“他们不听你的！”

然而就算她换个人，老实本份，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变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总会有人。（编者注：意指没有江青，也会有其他人出面来整治文化人。）……

至于造反，这使我想起可以画一幅漫画。你看“文革”中的红卫兵手捧《语录》，口喊“万岁！万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饱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

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上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毛泽东的统治模式正是被马克思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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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对白，就可以看出：黎澍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对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一当时被奉为“最高指示”的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唯妙唯肖，绝妙之极！！

他说：“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这一段话又击中了专制体制的“要害”：“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试想：现在在“台上”的那些惯于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官老爷们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态。

黎澍又不无讥讽地说：“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这正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

李普：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是文革结束的30周年。现在回过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廖沫沙说对了一半。他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钩一钩，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资深老编辑，但是，我这位老师和老友还没有完全说清楚它的性质。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阵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的摆布。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编者注：作者在举了两个惨绝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其实在文革中这种绝灭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一个教主。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各地的许多小喽罗。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江’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的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弹。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这四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弹。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于跪在他的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于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制定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40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原文见强剑衷主编《法治大手笔》第529～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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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90高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能写出这样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难能可贵！他讲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心里话。这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识的。他直言“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今天，他能无所顾忌地说出：“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这样极其尖锐、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袅雄”、“窃取”这两个分量很重的词汇，加在毛泽东头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没有彻底唯物史观的眼光是不敢这样落笔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后又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应该说，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可是现在奉行的是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最明显的例子是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他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一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的悖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可是现在的党史还是按这一口径写，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这篇短文，给人以无限启迪！

胡绩伟：毛泽东最大本领就是“当面赖账”

在李慎之给胡绩伟的复信中，有一段关于胡绩伟对毛泽东的论述，特别耐人寻味。对人们了解毛氏专制年代的特征，颇有教益。特转录部分内容如下：

“毛（泽东）的一个最大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帐’。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污蔑，罪该万死！”（原文见《李慎之文集》）

看来这个“当面赖帐”贬词，还是胡绩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

提出来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赞同，但李没有展开来加以论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认为是：“补充了中国历史一件极其重要的史实”。文中又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当面赖帐”这一为人所不齿的人品。他对毛这样定性，应该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会详细论述的。决不会像李慎之说的那么概括。胡当年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有高度理论修养的老党员。

李锐：活学活用“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

——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李锐本人是国内外著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平反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他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编者注：李锐的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因公开发表，只能讲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词，其意不言自明。还是传记专家叶永烈说得透倾，他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17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了体制，也统一了思想，……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即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李锐在接受记者任××采访时的谈话时说：

“严格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为是，……在政治上搞个人崇拜，一切由他‘说了算’。……”

“……他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他让你从心理到身体都匍匐在他面前，让天下围着他一个人转。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时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表演到了极致。”

“年轻的时候他就追求‘君师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为一，‘圣’与‘王’合一。”

“不肃清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道路依旧坎坷。还想当毛泽东，民主和宪政就建立不起来。……”

李锐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而写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一生服从自己的斗争哲学，追求‘君师合一’，以此革命取得胜利，以此执政，终于彻底失败。令人感叹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这二十来年，由于科技发展，西方飞速前进，我们却停滞落后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毛并没有对马克思做过深入研究”

 “……毛泽东自己说得最清楚：‘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为说得准确一点，是‘秦始皇加斯大林’）……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使之仍在向前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五者至今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依据，却同中国无缘，也同毛泽东无缘。毛泽东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说是他一生为人、处世、做事的原料。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翻译’马克思的思想。……党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宁、斯大林取来的‘左’的一套结合，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编者注：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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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氏年代，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受到的教益非浅。可是到了毛氏专制年代，又怎么样？曾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将会怎么样？毛泽东径直回答：“鲁迅要么不吭声，要么就关在监狱里。”两者对比，不是昭然若揭吗！还需要说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超过秦始皇百倍。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只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难识破毛的本来面目。

附：《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一文摘要

编者的话：

李锐的这篇文章是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专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该书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谢韬写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8年2月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文一发表随即引起一场在思想界、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争论。由于党中央采取“不介入、不争论、不转载”的方针，才避免出现像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比较持久、规模浩大的大辨论。其实，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也是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1月在中央常委会会议上的一次关系“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为止，目前的最高决策层可能鉴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时机还不成熟，留待后人解决。这样，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与李锐写的《序言》（即《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内地公开发表。这当然是一大遗憾。幸好我们在强剑衷主编的《法治大手笔》（续编）（该书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中，看到了李锐的这篇文章，为此特摘要转载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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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简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3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万4千2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投资总额为6千5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1979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12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论，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编者注：下面李锐接着介绍该书在理论上的建设性贡献。主要是进一步肯定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即社会民主党等的国际组织）是正确的，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党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是错误的。之后，李锐又介绍了本书作者对今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从略）

田家英：出尔反尔，令人无所措手足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在私下议论时，说：

“主公（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田家英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谢韬：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谢韬老人在为丁弘著《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思考的方法，从14个侧面，一一比较，一褒一贬，观点显明；具体剖析了陈独秀与毛泽东在思想意识、理论修养、作风品德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和极大反差，言简意赅，令人心服。笔者本拟只摘录对毛泽东的评述，以扣紧主题；但谢老这种对比的写法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方法，所得出的论断更加明晰、突出。过去没有人敢这样做，因为触及到禁区，现在只能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章。看了之后，可以开拓视野，为此恭录于后。篇幅长了一些，但耐人寻味。值得认真一读，大有教益！

（编者注：2008年10月，获悉丁弘这本由谢韬老写《序言》的《在历史的天平上》专著，在国内印制后（有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被有关部门从厂家直接全部抄走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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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主义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围绕，而在一切困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在磨难中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的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了，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建组的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表现以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静静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代表一个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而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是苦难中显现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胡乔木：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

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否定了毛的晚年。胡乔木说：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而是刻意轻视科技，并以此自豪。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真理报》即使转载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个版面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世界上少见的。斯大林焉能不自叹不如？

周小舟：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周小舟在庐山当着毛的面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地方，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并私下议论：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三）著名人士评述

老作家丁玲：毛泽东头脑中确实有帝王思想

在杨桂欣写的《“别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关于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论述，她向本文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别了莎菲》2001年版，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编者的话：

丁玲讲的两个故事，是回忆她与毛泽东的两次对话。她说当时认为毛泽东讲的是“开玩笑的话”，其实，这正是暴露了毛泽东埋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帝王思想，这一点丁玲在经历“文革”以后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这种“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幸。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次大冤案，并由此带来的大灾难，从本质上说，都源于毛泽东的这一帝王思想。

在韦君宜的《反思录》中，笔者只字没有涉及毛泽东私生活的丑事。虽然，早就有所闻，但不屑一顾。行文至此，不妨将有关史料汇编成文，题为《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附：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本来对毛泽东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说什么，但鉴于丁玲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极其扼要地作些补充说明，证明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个典型的惯于扶弄女性的大流氓！这是当代秦始皇的两个侧面。一个号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是这么一个货色？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丁玲讲的第一个故事中，其中第一段关于“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为“铺垫”，关键在于引出“封三宫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据说丁玲在另一场合就透露当时的情节：

“毛泽东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

这一情节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当年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泽东青睐。既然毛泽东讲了这个敏感问题，动手动脚就不足为奇。

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遭踏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关于孙维世：

她是烈士后代、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去苏联访问，孙维世任俄文翻译组组长。在列车上，有一次毛泽东约孙维世长谈，……突然一双大手搂住了她，抚摸了她。她浑身都颤怵着，……这晚上她以纯真的处女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编者注：说白了，就是奸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来，跑到她爸爸周恩来的车厢。孙世维投进了爸爸的怀抱，痛哭起来。最后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说了出来。周恩来恨得直跺脚，气得煞白了脸。他嚷了几句。……他能说什么呢。去大闹一场，去提出抗议，……周恩来凡是顾全大局，一切为了大局，一辈子服从大局，……对女儿，周恩来除了心疼，就是忍让，……他有整整两天脸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过孙维世的事，周恩来夫妇婉言相谢。理由是孙世维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来夫妇做主，把爱女嫁给了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孙维世受尽酷刑，惨死在江青手里，时年仅39岁。江青之所以对孙维世恨得咬牙切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毛泽东破了处女之身。

关于上官云珠：

她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上海住进西郊宾馆一号院。柯庆施深知毛泽东的圣意（指毛泽东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对江青的不满和对上官云珠的赏识），通过柯的巧妙安排，终于让上官云珠在西郊宾馆一号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泽东离开上海。……

1963年春天毛泽东又去上海，在西郊宾馆一号院再次与上官云珠幽会并诗赠“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诗·小雅”。

1965年夏天，毛泽东从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云珠带进了中南海，以按摩师身份住在丰泽园里生活服务组。只有张玉凤一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她随毛泽东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内小住，见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形同幽禁，她这才懂得禁宫生活的厉害。由于毛泽东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务繁重，上官3、5天都见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无限凄凉。……后来上官云珠随毛泽东专列回了上海。

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关于张玉凤：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18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　　　

“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

“她才40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18年嘛。”

在写完了上述情节后，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笔者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31～232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

   卢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题为《论“文革”之乱及杀人事

件》的《后记》一文的第十节全文较长，论述了在1968年在全国普遍出现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惨案。现仅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用心不专，办法不多，成绩不大，镇压反对派却极有心得。始终不相信知识分子，对‘自家人’尤其爱往死里整。

“‘四类分子’在农村被管制的种种情状，构成中国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四类’后来增加‘右派’，成了‘五类’，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另类，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生命没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类’当人看，那么，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当人看。他们认为需要时，就把可以不当人看的人，例如为了图谋钱财，为了报私仇，像牲口一样加以杀害。……

“……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段日子，……听说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打死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兴县发生一桩集体杀人事件。经后来查实是：头天晚上，这村里一口气杀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下面作者又列举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例，从略。接着作者写道：

“‘文革’因毛泽东而起，‘四人帮’倒台才结束。毛泽东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到极致，把一条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使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突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出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从摧残文化开始，直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切神圣的经典、权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炼狱般的考验。发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杀，集中表现了‘文革’理论、路线、政策的全部荒谬性。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没有对这场灾难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极大的错误，但光说错误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

“罪恶未能清算，历史了悄悄翻开了一页。

“……至于杀人集团的主谋和凶手，从他们杀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编者注：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毛泽东能摆脱这个命运吗？）

编者的话：

就目前的政治现状看，新一代的最高领导层依旧把毛泽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仍向他顶礼膜拜，作者敢于提出如下的两个触目惊心的观点：“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这两个问题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开视野！每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应该作如是观！

著名作家夏衍评价毛泽东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央顾问委员、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夏衍。在应邀参加党对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时，给毛泽东作的结论是：

            拒谏爱谄，多疑善变， 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喜搞女人，道德败坏。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        ＊       ＊       ＊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

“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

“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

“……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        ＊        ＊        ＊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史学家唐德刚：和刘邦、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是“同一种动物”

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说：

“他（指毛泽东）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最后把全国人民整到绝境。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他认为：

“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　　

毛不讳言，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他自诩的“虎气”和“豪气”。唐居然说：

“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

身为大师，何出此言！平时为文，用词遣句是准确而老到的。是失语，还是调侃，还是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愤之词呢？

（上文引自丁弘著《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　　　　　＊　　　　　＊　　　　＊

编者的话：

用“同一种动物”这个词来论述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听起来有些刺耳，曾拟将小标题改写为“同类”。后来一想，为尊重原作者的观点，又恢复原来的小标题。

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必定会有合乎实际的定论。在目前既有“禁区”，严格控制舆论界，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走“民主、法治”之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什么“禁区”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谈！史学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就与此有关。

在诸多评价中，归纳起来，无非是三种：一曰毛泽东依然是“神”，应当继续向他“顶礼膜拜”，这种人不是“左爷”，就是奴才或者还习惯于跪着的人；二曰毛泽东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泽东是“魔”或“动物”，这是一批对毛泽东暴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专制主义者，在毛泽东面前，都是望尘莫及的！通过三年“人祸”，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通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语），仅这两笔血债，说毛泽东是绝灭人性、丧尽天良，决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的人来。从这一角度看，说毛泽东是“魔”或“动物（即畜牲）也是讲得通的。大史学家唐德刚这么评说，也无可指责。

当然，对编写史书的人来说，还是应该理智一些。把毛泽东当作有罪的历史人物来对待，还是比较贴切的。

唐德刚说：“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像这样评价，于理于法，都是站得住脚的。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评价还停留在《历史决议》的水平，真是太可怜、太悲哀了。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从作者所写的、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一文

中摘录其中的一节。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写的史料与史观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特摘要转录于后。

＊         ＊        ＊        ＊

……

在1949年至1978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000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裹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 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戏剧家吴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这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原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现在仍将双手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暴君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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