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15）我和我妻終於團圓了

“9.13林彪叛逃事件”給中國帶來了太大的震撼，給人們留下了太多的疑問。不過，人們起碼可以確認這一點：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親手挑選和扶植的接班人—林彪又被嶺毛澤東親手打倒了。因此“9.13”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從極而且衰的分水岒，在我國社會各方面都逐漸呈現出來，祗是屁民們剛剛才開始覺得氣芬不對頭了，怎麼昨天還在吹捧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寫進黨章和憲法的林付統帥，一下之叛逃一下子要發動政變，一下又要殺害毛主席一下子又乘飛機叛逃了，成了千古罪人了。

航空護林局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被拆除了，所有“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批鬥中被控為“叛徒”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漏網右派分子”的，以及按不上罪名卻一律扣上“壞分子”帽子”的，統統釋放回家，美其名曰“落實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寬大政策”。接着一年半前下放到霍龍門公社的幹部，隨着一聲令下，歷經了苦難後悉數，回來了。

其後大約是1972年夏我所在的森林保護研所付所長（當時尚未正所長）官復原職，開始了準備恢復研究所研究工作的各項準備，他找到了還在航空護林局子弟校當老師的我，說研究所工作正在恢復，各方面都需要科技人員，希望你回歸科研隊伍，考慮到你愛人還在南方工作而分居着，我們想把她調來我們森保所工作。

當時森林保護所由於林業部部長和有關司長專斷獨行的決策，把處於北京中國林科院森林航空滅火研究室，以及瀋陽的中國科學院的林業土壤研究所的二個森林防火研究組，於1966年二月強行搬遷到北大荒嫩江飛機場，成立了部屬的森林保護研究所。造成許多家兩地分居，怨聲載道。每年春節臨近我們一幫二地分居的男男女女結伴而行，把夫妻兩地遙遙無期的分居永久的痛暫時放在一邊，在漫長的火車旅程中大家歡笑着，去迎接短的夫妻團圓。

隨着1972年各單位逐漸開始了中央政策＂抓革命、促生產”，人事調動也有了鬆動，這些兩地分居的已婚獨身男女，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竟然在一年多時間內都調回南方和北京等地，連一個都沒剩下，就連當時的末婚的獨身，也在南方找了對象結婚調離了北大荒。

我也不是沒有作過拼命努力調到湖南去，有二次組織上有人帶了我個人檔案去湖南零陵地區組織部，要求對方接收安排工作，工作可以是氣象專業在我妻的單位，或是地區的無綫電工廠，我有無線電電子二年正規訓練和三年的實際工作經驗，甚至願意到某照相舘工作，因為我有豐富的業餘愛好照相的經驗。每次聽到遭到拒絕消息時，內心的怨恨表現在外表的憤怒令我達到抓狂的程度，有一次甚至狂踢辦公室的門，把門踹壞了腳也受傷了。

記得1968年被當“現行反革命分子”揪斗時，有一位在研究所當年工友三代都是“貧下中農”出身，稱自己斗大字不識三筐的大老粗，有着“純樸的階級感情”。批判我為什麼對毛主席對黨那樣的“刻骨仇恨”，說是因為我二地夫妻生活沒有得到解決。照他的儍逼的邏輯，祇要解決了我“二地生活”問題，就立馬會感激涕零，“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了 。

究其原因在當時想，一定是我“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影響在我妻那面還沒消除，儘管在我單位早已經沒提起。若干年後才啄麼過來，原來兩面都沒送禮，包括替我送檔案那老兄和那頭接收安排我工作的地區組織部。那時送禮也就是斤把糖果或一瓶好酒就能搞定。而我們那時的思想又是那麼單純，認為送禮是對收禮者的不敬甚至是侮辱，幹部越高越是清亷，毛主席教導我們，“為人民服務”嗎。然而我們又想錯了。

我最終無奈同意讓我妻逆向調來北大荒與我團園，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根據中共中央傳達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一項罪行是，林彪兒子林立果正在組織實施的武裝政變《571工程計劃》中提到，如果武裝政變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就決心以廣州為中心，實行南北分治與中央對抗，國家就象柏林墻分割東徳和西德，十七度線分割南越和北越，以及三十八度附近的軍事分界線分割南韓和北韓一樣，中國除台灣外，又多了南北分治的局面。我對高層政權鬥爭確實不甚了了，但對我們小人物命運的擔憂，衹能局限於眼前能否團圓，能否過上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而已。我們當時擔憂如果又一次出現林彪式的人物，弄不好真的同老毛形成長期的南北對峙局面，我和秋韻真的要永久分離，就象今日南北韓離家屬那樣，要幾年一次憑抽籤從成百人中抽出的幸運者，才能獲得三天的團圓。

為了儘快落實把我妻調森林保護所，所長專門派遣人去湖南零陵。其實那派去辦理我妻調來森保所，也是為了辦理自己去南方森林植物檢疫站工作的。眼看研究所的“走資的當權派”，開始官復原位，昔日被造反派打倒在地(如我)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沉默的大多數“臭老九”，都逐漸得到重用重返科研隊伍，那些靠“造反““革命”起家、靠出身背景作靠山的麼五喝六不可一世的傢伙們，都紛紛考慮離開，怕日後會遭受打擊報復。為我去湖南調我妻的那個人就是曾掌權的革命領導小組的頭頭張某（文革前是剛畢業的科技人員）。

張某人在1968年春帶頭揪斗我，並在一次點着洋蠟亱審我時，為了要我招出某某人是我“反革命”的後台，我遭到二亇打手的刑詢逼供，而張某是主持這場非法審詢的。張某此時去南方辦調動，雖明顯為自己調離辦事，但為我妻調動一事也是下了決心非成不回。也許也是還我這筆曾經加害於我的債吧。

據後來我妻向我談起為她調動事，張某確實使出了絕招講了一些絕話。張某對我妻單位領導說，“原先我們有人把晚成檔案都拿來了，要求的工作也並不挑，被你們都拒絕了。根據目前全國“抓革命、促生產”的新形勢，我所正在恢復和發展晚成不再放了，為解決他們的夫妻二地生活，特地派我來與貴單位協商，調秋韻到我單位工作”。我妻單位的領導打起了太極拳說“現在單位天氣預報的人手不夠，待有新大學生分配來以後，就可將她調離去貴所”。事實上高校66年就停止招生，68年最後一批畢業生出校，從此再也不沒有招生和畢業學生，說新來大學生根本八下沒一敝唿悠人呢。於是張某來了一記絕招說，“考慮到調走秋韻確實造成你們工作安排上較大的困難，我們把秋韻暫時放在你單位使用，但把她調動的組織關係先辨好了，她的工資可由森林保護所開着，你們什麼時候新人來接替了，秋韻就可離開來我所來上班了”。張某打算在招待所長期住下，大有不把我妻調出決不擺休之勢。終於零陵地區氣象局同意秋韻調出到我們的北大荒了。此時是1972年9月，她到1973年1月報到，離1963年8月我們剛畢業時，巳過了九年另四個月。

1973年10月我去上海與秋韻及二歲三個月的女兒團圓，1973年1月接了秋韻到達天寒地凍的北大荒。住進總共20平方米的小屋，頂棚還掛着厚厚的霜，開始了我們新的家庭生活。年幼的女兒如來北大荒生活環境太惡劣，就留在上海她外婆家，由她舅媽幫着照看她，直到十歲才與我們在哈爾濱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