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通天投诉信

“思想解放”的年代里（1978-1988）

自从毛的逝世和听命于毛的“四人邦”被打倒后。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及稳定局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局势开始转变，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其后新华社亦转发了这篇文章，此文在全国各地产生巨大影响，为此展开一系列讨论，令长期受到蒙蔽、愚弄、迷信的人们思想解放，导致“两个凡是”开始被人们怀疑攻击。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其后华国锋被迫下台，邓小平作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上台，政治领域和経济领域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从此中国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

这就是《小人物在“思想解放”的年代（1978-1988）》糸列回忆录的历史背景。

林业部诓骗国务院 防火所遗忘在北大荒

中国林科院森林防火研究所，由原中科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从事林火研究的二个课题组，约十四、五名科技人员，以及中国林科院的航空化学灭火室十几名科技人员组成。1965年林业部保护司为了形成一个森林保护的“拳头”，在黑龙江省北大荒嫩江平原上，建立一亇森林保护大杂烩式基地，把有关森林火災和森林病虫害及检疫研究机构，统统搬到离嫩讧县城还有14公里的一个废弃的日本空軍基地。並归当地巳建的林业部东北航空护林局代管。

1965林业部欺上骗下，上报国务院称嫩江巳经具备科研条件，科技人员调往嫩江可以马上开展工作。对科技人员则採取霸王强上弓逼着去嫩江。12月中旬，林业部保护司汪滨司长让有关科技人员去林业部开了三天会，最后一天林业部常务付部長惠中权接见与会人员，说党培养了你们那么多年，现在是党的需要，你们能不去吗？当时我们太年轻，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知“听党的话”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多重要，也没把部長放在眼里，还在据理力争，说嫩江没有科研条件，嫩江甚至不是林区，连做林火试验站条件都没有，更谈不上建研究所了。结果把惠部長给惹火了，说决定去嫩江，“吾意已决”。“党的需要”立马成了帝王意志并且其意已决了！

1966年2月当人们集中到嫩江，挂牌成立了中国林科院森林防火研究所时，全所有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50多人，其中研究员、高级高程师二名，留苏的一名，北京大字、南京大学、中国科大、天津大学名牌学府的毕业生九名，还有65届毕业的新分配的多名大学生。有近十名科技人员还被迫夫妻两地分居。到嫩江报到还有从沈阳空军司令部被清理转业三名营级干部，加上地方上调集的行政和勤杂人员，全所职工多达近百人。

不到半年全国就开展历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林业部的惠中权部長、保护司汪滨司長，倾刻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森林防火研究所被遗弃，再也没人为科技人员前途操心了。

当了十三年农民

50多名科技人员被遗忘在北大荒，过着与当地农民相同的生活方式。春耕开始，所内职工和家属，每人分一垅長200米的自留地，单位用拖拉机为自留地翻耕好，于是忙上半个月，播种土豆、各种豆㚒、向日葵（葵花子），包米等。夏天忙着给自留地铲地助草，收獲着豆夾蔬菜自给自足。深秋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收獲季节，把5-10麻袋土豆收藏到深达3米的地窖，每户分得的数百斤大白菜、大罗卜等过冬必备蔬菜，也须在寒冬来临前收藏于地窖之中。各家各户还必须在入冬前贮存取暖用煤，每户少则三吨多则五六吨，单位从煤场把煤装上汽车，运输近20公里到各家门口，各家再把煤一筐筐弄进自家的煤倉房。入冬前科技人员轮流为到煤场拉煤，以及为各家各户分大白菜大罗卜忙上十来天。

1973年后国家似乎要“抓革命、促生产”了，科技人员不得不出差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甚至長期的驻在协作单位搞科研，于是森林防火研究所又被称为“旅行研究所”。

经过十三年这样的农民生活，科技人员的谈吐、行为举止，思考和表达问题的方式同当地农民已无差别。最可悲的是所学专业知识，通通被飼养鸡鸭鹅，春播秋收，掏炕扒火牆，囤煤冬天取暖所佔有而忘光了。到“文革”结束要“抓革命促生产”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科技屯老二”，去外面世界开学朮会议时，竟是土话连篇，连科技朮语都銹蝕于口中了。

上䜣全国科技大会，成了华国锋的简报

临近1978年，全国科学技朮大会即将召开，这是“文革”后第一亇决定国家科技方针的大会，必然对“文化大革命”科研工作的倒行逆施来亇拨乱返正，大会正缺的这方面典型事例。程邦瑜（中国科技大学63届）率先与金晓钟（南京大学62届）就森林保护研究所（后改的名）所址问题，起草了一封投诉信，希望通过会议筹备组的一亇熟人，直接递交给负责科技和文教的付总理方毅，我（南京大学63届）知道后表示願意参加署名，並对信件内容措词作增刪和修改。信在1978年3月初委托去北京出差的同事帶去，想亲自交给会议筹备组程邦瑜的朋友，不料那位同事鉴于以前“文化大革命”涉及政治斗争可能带来的灾祸，把信贴了四分邮票扔进北京普通邮箱，直接寄给方毅付总理收…。

以往就所址问㼵给各级领导部门写过无数次信，大多数石沉大海，少数回复也是敷衍了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次写信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而况给这么髙层的领导写信，估计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约一亇月后全国科枝大会早巳开过，不料却间接听说，而不是直接通知（我们小人物没有先例会得到这类通知），说是森保所有三亇科技人员给方毅付总理就所址问题写了信，方毅付总理随即将这封信选编进全国科技大会会议简报，把我们三人的名字均列在简报上。简报上报给了华国锋主席，国务院各付总理，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业部及中国林业科学院党组，最低是报到黑龙江省省委。中共一向是官本位制，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下小人物写的信上了华国锋的简报了，黑龙江省省委就得了上峯宝剑似的，森林保护所所長拿了这纸最高级别的简报当令箭，穿梭于哈尔滨各部门之间，半年之内就办妥了搬进哈尔滨市各项必备手续，如户口、粮食关系、子女就学准入，以及各类定量供应票证等等等等。终于森林保护所大队人马可以携鸡鸭猪狗、土豆白菜、人等杂物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哈尔滨。

逃离北大荒，急进哈尔滨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成千上百个象森林保护所的单位，被迫以“科研联系生产实践”为名，或以备战为名，下到偏远地区甚至深山老林，1978年“文革”结之初还都没象森保所那样，能拨乱返正落实政策迁回城市。所以森保所一经办妥各项手续可以进哈尓滨时，人们迅速行动起来，生怕政策生変，又被打回北大荒。森保所的领导甚至临走前都没有同代管的上级单位，东北航空护林局任何领导打亇招呼，“目无领导”地走人了。东北航空护林局干部和领导眼看森保所大队人马绝麈而去，嫉妒得跳脚而又无奈地留在北大荒，继续听从“党的需要”干革命。

时值中国正在“援柬抗越”，为了一亇屠杀200万民众的柬埔寨政权，在南方与昔日的“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大打出手。而此时为防备“苏修”从北方入侵来“援越抗华”，我解放军浩荡大军正源源过嫩江，开赴黑河等地的反修前綫。而我森林保护所从嫩江向相反方向“逃窜”，哪有浩浩蕩蕩开进哈尔滨那么气壮山河的？

搬迁过程中有许多趣事，由于森保所長期在黑龙江省嫩江北大荒，有些科技人员很自然地养起了鸡鴨，甚至喂养一二头猪都很平常，这次搬迁职工家俱杂物都由专用货车由铁路发运，内有活的家禽，居然还有活猪也塞入货运列车开进了哈尔滨！

森保所有亇高级工程师老高头，接上级部门的任务要给森林保护所修史，此人按上级指示从未越雷池一步，却对森保所由嫩江迁入哈尔滨，事关我国森林防火发展，森保所近二百号职工及家属的命运的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熟视无睹，就当森保所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迁所一事，成为森保所历史的空白。因为是小人物的发起，不是官方的史实，成不了官方的历史。

给林业部付汪滨部長一亇训话

有了给方毅付总理的投诉信，登在中共中央的筒报后，我们似乎胆子壮大了不少。1980年我和金晓钟去北京出差，在林业部办完正事后，啇定去找其时巳升任为林业部付部長的汪滨“算賬”。前已提到，十五年前的1965年林业部为了拼凑“森林保护大拳头”，把航空护林、空降部队、森林防火研究所、以及东北森林植物检疫站硬是拉在一块，並上报国务院，谎称一无科研条件，二无林地的嫩江县，巳经具备了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的条件，把北京林科院和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有关森林防火的科研人员，赶到前无村后无店的北大荒，毫无作为地磋砣了十三年之久。

在林业部一个不大的部長办公室里找到了汪滨，1980年代初部長办公室前还没有秘书坐在门前挡着，部長办公室面积也很小。金晓钟和我二人象兇神恶刹般的冲到汪滨面前时，实实使他吃了一惊，他心中有点发虚，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我们也不客气，不介绍我们是哪里来的，直接了当地说，十五年前你（也不说林业部）给国务院打报告，欺骗说嫩江具备一切科研条件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把几十名大学生弄到嫩江，浪费了我们十几年的大好青春…。还没等我们说完，他巳経知道我们是来同他算账的，这件事对他来说应该记忆犹新不会遗忘的。他匆匆拿起一个文件夹说，我有一亇会议马上要去开，你们的问题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当面问你，当初你这样做对不对？此时汪滨付部長边上没有秘书或助手为他邦腔，而且我们想他是头一次遭二名小人物向他发难，自知理亏。一时间又想不出办法脱身，大家对峙 持了一会。他祇能再次说要去开会，他往左挪一步我们就冲他也往左挪一步，就是挡着不让他走。他于是又一忍，心想今天碰到鬼了。究竟是部长会对付，说以后找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吧，也没安排什么时间，也沒指明这亇“我们”是指他本人与我们，还是有关部门与我们，说着又再次繞开我们说声开会时间快到了。我们本来就是冲着部長发洩十五年来心中的怨恨，並不指望这些官僚能真的解决问题，何况所址问题现巳经解决，于是见好就收，就放了他走人。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后，自認为是“思想解放”后，我作为小人物阿Q式的第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