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森保所業務副所長之“爭”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在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是我們幹部政策上的大方針。與此同時，黨中央提出了“第三梯隊”的概念。1983年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和陳雲肯定了第三梯隊的設想，陳雲指出，中央領導層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的年齡差距太近了,主張要抓緊選拔50歲上下，特別是40歲上下的優秀幹部，把第三梯隊建立起來。1985年1月，中央組織部下發了《關於補充省部級第三梯隊人選的通知》後，1985年底，全國已選拔地、局級後備幹部2.3萬名，縣、處級後備幹部近14萬名。一支數量可觀的後備幹部隊伍正在形成，保證了幹部交替的制度化、經常化的順利進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黑龍江省林業科學院和下屬的包括森林保護研究所的各所以及試驗林場，都相繼開展了領導班子的調整和笫三梯隊的選拔。

1981年突然所領導宣布任命金曉鍾為紅外研究室第二付主任，排在金問信主任和金繼忠副主任之後，這三人被稱為森保所所謂“三金”。沒過二三天金曉鍾就被任命為森保所副所長，主管科研。所有這一切我沒表現出來任何不滿，內心也沒感到任何不平，絲毫不影響我為完成雙光譜紅外相機在拼搏。以後幾次森保所領導班子換屆金曉鍾都穩坐副所長直到他退休。而我干我的工作，我過我的生話，根本沒有絲毫影響。

幾十年以後，若有問我，對於我沒被選上副所長一事，有過抱怨或不滿沒有，我認真地回答說“No”。我從來沒有謀求過副所長一職，我也從來沒有鑽營過。記得原來我室里搞個機械的孫占文，他後來當了森保所機械廠的廠長，極力再想爬上副所長的“寶座”，有一年春節他串通我一起，去給林科院的一位副院長拜年，這位副院長原是北京林學院的研究生簍子，後來到黑龍江林業研究所工作，新近才提上業務副院長，是上海人，牛逼烘烘的，我們去他家拜年愛理不理的，我仿佛受到了侮辱，而孫占文好象腳下又墊了一塊向上爬的磚塊，幾年後他如願以償當上了管後勤的副所長。我不抽煙更不暍酒，生怕喝醉了酒，在眾人面前說醉話被人抓了辮子。我與大部份當官的談不攏一塊去，並不是清高而實在是沒有共同語言，久而久之我就自認為我不是體制內的人。

關於二金誰應該當所長也有個八卦傳聞到我耳中，儘管已經到加拿大定居多年。說的是那年上面組織部門到所里來考察幹部，在選擇誰適合當森保所業務副所長時，對我的評價是，如果讓金繼忠當了所長，他就會誰也不聽大幹起來。言下之意黨再也控制不了他的行為，會成為脫韁之馬。我雖然無意當副所長，的確想過如果真當了副所長後的行徑，那就是如果在作為副所長的權限內，我會當仁不讓地按自己的思路去走，於是分歧積累下來必然會有爭論，由於爭論多了必然發展到爭吵，由於小吵多了必然會醸成大吵，最後弄到不可收拾的場面，到頭來吃虧是我，不管是明里暗裡，最後很容易找到一個口實讓我下台。

我常奉行“無欲則剛”的信條，寧可吃點小虧，但沒有人能以小恩小惠換取我聽命於人，有理非要爭，不做沉默的羔羊。我自“文化大革命”後，對有些事情越來越不能容忍，結果造成與人特別是領導有過許多爭吵。森保所就出了外號為“瘋狗”的金繼忠。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中，透過一個“狂人”的日記，揭露中國傳統社會裡的家族制度和禮教的毒害，指出中國歷史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但字縫裡卻都寫著“吃人”兩個字。最後，日記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因而喊出“救救孩子”的口號。我遠沒有魯迅先生思想深刻，但我有時候沉思過，為什麼我老是同人爭吵，生活在同樣的社會制度下，同樣的社會環境，有太多的衝突發生，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我在“胡攪蠻纏”。我有時會思考，是瘋人發現了社會制度的痼疾，還是習慣了社會制度的痼疾的人，認為挑毛病的人是瘋子或瘋狗。我自己並不清楚自己，應該怎麼辦，直到在外過話了多年，才發現制度對人的影響多大，我在加拿大生話多少年，很少與人爭吵得臉紅耳赤，因為社會制度的合理性。

三十多年後，我的一個朋友告訴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故事，關於我差點當上所長的八卦，說的是有一年上級組織部門經過反覆考量後，決定讓金繼忠出任森林保護所業務副所長，並把任命書打印成紅頭文件，由上級部門在全所大會上宣布這個任命。但就在來人宣布當口，不知什麼原因，我又與所領導吵了一架，於是宣布任命的會再也沒有開過。這個八卦故事當然沒有發生過。上級組織部在在森保所有限的人員中選擇業務副所長上的確很糾結，是選擇一位有一定業務和組織能力的人但又是桀傲不羈按自己主意決不回頭的人，當業務副所長呢，還是選擇一位學校是學霸，但毫無組織能力人云亦云人當所長呢？實際上的業務副所長就是所黨委的業務秘書，金曉鍾就是最合適業務副所長的人選。後來我同金曉鍾一直很自然地保持着良好關係，這也讓某些看我會有反常反應的人很是失望。

我沒有當所長的欲望，科研一直是我的最優先考慮的事情，那怕林火方面的研究，一直不是我的愛好，但是沒有其它項目可以選擇下，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並會全力以赴去投入。直到1986年底，第二次出國到加拿大當訪問學者前的三年期間，我學習了《加拿大林火天氣指標系統》，編寫了林火天氣指標的計算機程序，試驗應用於中囯林火予報。編寫了通俗易懂的教材，講解林火和天氣關係，如何利用計算機進行指標的計算等等。接着舉辦由三十多來自各基層林業局參加的推廣學習班。第一次出售計算林火天氣指標的軟件。受到辦學習班造成一批基本用戶經常聯繫的啓發，開始成立森林防火會員制服務，兩星期出版一期報紙，報道國內外森林防火動態和國際上林火研究和技術開發的成果。我們收取一定的年費，以維持服務所需的支出。八十年代改革前的科研話動，都不以贏利為目的的。森保所的一位同事最近告��我，三十年前我創刊的報紙，直到現在還在出版發行着。

時任黨委書記兼森保所長張連卿是一個好領導，他是安徽農學院1962年畢業，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又善解人意的所長，自己又是知識分子，跟那些吃吃喝喝滿嘴謊話的領導比，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過他還是老觀念，認為本該可以當所長的人上不去，總覺得虧欠人家似的，總想找一條出路發揮他的作用吧。

1985年為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國務院採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人材，同時選派各部委和各省市的研究院所科技人員，走出國門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経驗。於是張連卿所長給了我出國深造的機會，當時所里經費很困難，經常連工資都開不出來，但還拿出出國經費一半的13,000元(另一半由國務院引進辦下發)，送我到加拿大做訪問學者，從此我的事業，我的家庭，我整個的命運，與加拿大連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