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森保所业务副所长之“争”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是我们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1983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设想，陈云指出，中央领导层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差距太近了,主张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建立起来。1985年1月，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补充省部级第三梯队人选的通知》后，1985年底，全国已选拔地、局级后备干部2.3万名，县、处级后备干部近14万名。一支数量可观的后备干部队伍正在形成，保证了干部交替的制度化、经常化的顺利进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和下属的包括森林保护研究所的各所以及试验林场，都相继开展了领导班子的调整和笫三梯队的选拔。

1981年突然所领导宣布任命金晓钟为红外研究室第二付主任，排在金问信主任和金继忠副主任之后，这三人被称为森保所所谓“三金”。没过二三天金晓钟就被任命为森保所副所长，主管科研。所有这一切我没表现出来任何不满，内心也没感到任何不平，丝毫不影响我为完成双光谱红外相机在拼搏。以后几次森保所领导班子换届金晓钟都稳坐副所长直到他退休。而我干我的工作，我过我的生话，根本没有絲毫影响。

几十年以后，若有问我，对于我没被选上副所长一事，有过抱怨或不满没有，我认真地回答说“No”。我从来没有谋求过副所长一职，我也从来没有钻营过。记得原来我室里搞个机械的孙占文，他后来当了森保所机械厂的厂长，极力再想爬上副所长的“宝座”，有一年春节他串通我一起，去给林科院的一位副院长拜年，这位副院长原是北京林学院的研究生篓子，后来到黑龙江林业研究所工作，新近才提上业务副院长，是上海人，牛逼烘烘的，我们去他家拜年爱理不理的，我仿佛受到了侮辱，而孙占文好象脚下又垫了一块向上爬的砖块，几年后他如愿以偿当上了管后勤的副所长。我不抽烟更不暍酒，生怕喝醉了酒，在众人面前说醉话被人抓了辫子。我与大部份当官的谈不拢一块去，并不是清高而实在是没有共同语言，久而久之我就自认为我不是体制内的人。

关于二金谁应该当所长也有个八卦传闻到我耳中，尽管已经到加拿大定居多年。说的是那年上面组织部门到所里来考察干部，在选择谁适合当森保所业务副所长时，对我的评价是，如果让金继忠当了所长，他就会谁也不听大干起来。言下之意党再也控制不了他的行为，会成为脱缰之马。我虽然无意当副所长，的确想过如果真当了副所长后的行径，那就是如果在作为副所长的权限内，我会当仁不让地按自己的思路去走，于是分歧积累下来必然会有争论，由于争论多了必然发展到争吵，由于小吵多了必然会醸成大吵，最后弄到不可收拾的场面，到头来吃亏是我，不管是明里暗里，最后很容易找到一个口实让我下台。

我常奉行“无欲则刚”的信条，宁可吃点小亏，但没有人能以小恩小惠換取我听命于人，有理非要争，不做沉默的羔羊。我自“文化大革命”后，对有些事情越来越不能容忍，结果造成与人特别是领导有过许多争吵。森保所就出了外号为“疯狗”的金继忠。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透过一个“狂人”的日记，揭露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指出中国历史每页都写著“仁义道德”，但字缝里却都写著“吃人”两个字。最后，日记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因而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我远没有鲁迅先生思想深刻，但我有时候沉思过，为什么我老是同人争吵，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同样的社会环境，有太多的冲突发生，为数不少的人認为我在“胡搅蛮缠”。我有时会思考，是疯人发现了社会制度的痼疾，还是习惯了社会制度的痼疾的人，认为挑毛病的人是疯子或疯狗。我自己並不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办，直到在外过话了多年，才发现制度对人的影响多大，我在加拿大生话多少年，很少与人争吵得脸红耳赤，因为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三十多年后，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故事，关于我差点当上所长的八卦，说的是有一年上级组织部门经过反复考量后，决定让金继忠出任森林保护所业务副所长，并把任命书打印成红头文件，由上级部门在全所大会上宣布这个任命。但就在来人宣布当口，不知什么原因，我又与所领导吵了一架，于是宣布任命的会再也没有开过。这个八卦故事当然没有发生过。上级组织部在在森保所有限的人员中选择业务副所长上的确很纠结，是选择一位有一定业务和组织能力的人但又是桀傲不羁按自己主意决不回头的人，当业务副所长呢，还是选择一位学校是学霸，但毫无组织能力人云亦云人当所长呢？实际上的业务副所长就是所党委的业务秘书，金晓钟就是最合适业务副所长的人选。后来我同金晓钟一直很自然地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也让某些看我会有反常反应的人很是失望。

我没有当所长的欲望，科研一直是我的最优先考虑的事情，那怕林火方面的研究，一直不是我的爱好，但是没有其它项目可以选择下，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并会全力以赴去投入。直到1986年底，第二次出国到加拿大当访问学者前的三年期间，我学习了《加拿大林火天气指标系统》，编写了林火天气指标的计算机程序，试验应用于中囯林火予报。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教材，讲解林火和天气关系，如何利用计算机进行指标的计算等等。接着举办由三十多来自各基层林业局参加的推广学习班。第一次出售计算林火天气指标的软件。受到办学习班造成一批基本用户经常联系的啓发，开始成立森林防火会员制服务，两星期出版一期报纸，报道国内外森林防火动态和国际上林火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成果。我们收取一定的年费，以维持服务所需的支出。八十年代改革前的科研话动，都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森保所的一位同事最近告��我，三十年前我创刊的报纸，直到现在还在出版发行着。

时任党委书记兼森保所长张连卿是一个好领导，他是安徽农学院1962年毕业，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又善解人意的所长，自己又是知识分子，跟那些吃吃喝喝满嘴谎话的领导比，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他还是老观念，认为本该可以当所长的人上不去，总觉得亏欠人家似的，总想找一条出路发挥他的作用吧。

1985年为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国务院採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材，同时选派各部委和各省市的研究院所科技人员，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経验。于是张连卿所长给了我出国深造的机会，当时所里经费很困难，经常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但还拿出出国经费一半的13,000元(另一半由国务院引进办下发)，送我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从此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整个的命运，与加拿大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