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江是北大荒“最大”的县城,所谓最大,在 60-70年代也就是几万人,最“雄伟”的建筑要算“一百”即嫩江县第一百货商店,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每次从所在单位(称“飞机场”) ,三十里外来到嫩江县城,第一件事就是逛“一百”,上上下下看个不停,上午来一次,等临返飞机场时,再来逛一次。除此之外,我确实记不起还有更辉煌的建筑了。
我永生忘不了“一百”还因为1968年春,我刚被“揪”出来时,曾被押到“一百”门前的十字街口批斗过。二辆解放牌卡车拼成一个舞台,我与十几位“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推上台,脖子上挂着大木牌,上面写着各自“反革命”头衔。“牛鬼蛇神”们挨个批斗,谁轮上,谁被押到台中央,弯腰、双臂被反剪向后向上,状似50年代喷气式战斗机,称为“坐飞机”。等轮到我时,有一位“革命造反派”,他是刚分来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架着我让我“展翅飞翔”,更为创造性地把我左手臂,从手腕起,拉到背后,向上提并使劲扭转。此兄还喊道:“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多亏爸妈生就我一付健壮的体格,手腕没有被扭断,却用了二年时间才基本恢复功能…。
下车的当晚,在嫩江县的一个简陋的招待所度过,给了看门的老头一包香烟,换来一个阴冷的房间,将就的过了一夜。等第二天下午,有返回飞机场的班车,又经过一段颠簸的旅途,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个暂时的家。此时离秋韵从上海出发,已经历了四天四夜不眠的旅程。
所谓“飞机场”,是原日本二战时空军基地,二战结束苏军占领东北时,把这座嫩江空军基地,洗劫一空,凡能拆走搬动的都被运往苏联,剩下的跑道、飞机库、建筑物也都被毁,仅留下几幢平房和指挥塔,作为当时苏军驻军用,被保存下来。解放后发展成为航空护林局,1966年又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分别从北京、沈阳调集到这里,美其名日“接近生产实践”,是党的“需要”,其实这儿是一脉平川,无林无火,是典型农业区,根本无科研条件,我们这批年轻人,不少来自北大、南大、科技大,在这里度过了毫无作为的十三年。
我和秋韵临时的家居安排在单位的招待所,一幢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巨大的屋顶,严严实实地盖着厚厚的麦秸,压着低矮的房舍,进门后,犹如进入一个洞穴,我们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几乎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像两只躲在洞穴里过冬,受伤的田鼠,没有进入冬眠,却开始舔着彼此的伤口,叙述这一年半来的悲惨的遭遇。由于受我的连累,秋韵单位革命群众,把大字报贴满她住房外的窗户,逼着她交待我藏在她处的“黑材料”即日记或信件之类…。一年半来,她是顶着“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屈辱,生活过来的。秋韵说眷她的遭遇时,仿佛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没有悲伤,更没有眼泪。我却相反,平时看来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实际上相当软弱,靣对强权会变成一个卑微、畏缩的人,对当权者献媚,心里却憎恨到了极点,或许算是一种求生手段吧。我这一年半来的苦难,终于有了倾诉的对象,感情的闸门被冲决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失声痛哭起来。秋韵从没有见我如此伤心,她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不要哭,为什么要哭?…”寂静的夜,被黑暗笼罩着,这漫漫长夜何时是个尽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何时是个尽头!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多少对亲人此时也象我们一样相拥着哭泣着。让这时间停滞吧,即使我们沉浸的只是悲哀的爱。
北大荒在十月初就进入了冬天,房间内却异常温暖,一面大“火墙”,烤得整个房间暖洋洋的。秋韵和我结婚已三年半,加起来在一起过的日子也不超过六个星期,而且从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家庭生活过。这次她来探亲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实习日常的家庭生活,买菜、做饭、洗涮、缝补…。我们学着这些新鲜的事情,如擀面条、包饺子、生火取暖。临时的家什么炊具都没有,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去找那些锅碗瓢盆,用什么去盛油盐酱醋的,只记得用酒瓶子在房内唯一的一个小桌上擀面条。秋韵似乎很爱吃那样擀出的粗面条,放入一些大白菜,加上一调羹猪油蟹粉(是秋韵母亲特别为我们准备的),她大碗大碗地吃。她的这种爱好,即使到了加拿大后,超市里有那么多的美味食品,饭店里有那么多的美味佳肴,但秋韵对那人工擀的手指般粗的面条,还是情有独钟,一次吃二大碗是绝对不成问题,她的这个“毛病”恐怕也是在“文革”中落下的吧。
一年半的“牛棚”生活,穿破了许多上衣、外裤和袜子,内衣内裤也都巳破烂不堪,那时很少有尼龙袜,线袜几天就穿出大洞,补袜子也是件大事。我白天去锅炉房劳动,秋韵就在家里补衣服,上袜底。
秋韵和我自从1958年入大学,分在同一个班级,开始相识之后,到了这次孟姜女寻夫式探亲,整整十一年,而 “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时间却是少而又少。在大学里,学生是禁止恋爱的,那时学习也非常紧张,如果有点意思不要说“频送秋波”,就是想在课上饭间“暗地传送”都有困难。南京大学女生全在E宿舍住,一幢非常大的楼。约会弄得象地下党搞接头似的,有时先说好要去找她,探头探脑地溜进E宿舍,上二楼,敲208室的门,那时她们是十个女生一个房间,轻敲几下后,必定有某位女孩出来应门,也都是一个年级的认识同学,一看是我,上下先打量一下番,也不打招呼,只是诡谲的一笑,迅速把门一关,我能听到里面叫道:“秋韵,有人找!”,秋韵也不问谁找她,就匆匆地准备着出来,而我则早就一溜烟窜出E宿舍大楼,跑到ZJ路大门口去等着了。就是到了街上,俩人走在一起也很不自在,有点紧张,象解放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怕撞着特务、密探似的。约会回来时,快接近校园的地方。俩人就化整为零了,我从宿舍区前大门,她则从宿舍区后门分别返回。我们这一代人经过解放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我们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宝贵青春岁月,给白白地断送了。其实,何至于此,多少对痴情少男少女的爱情、家庭、生活,都给这种“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动荡的社会环境给葬送掉了。
日子就这么地打发着过去,我们那时很少有同事和朋友来探望,倒也省去许多无聊的应酬,我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拿在群众手中,憎恨我的人,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的这个下场。同情我的人却又害怕与我接近,只有那些与我有相似身份的人或真挚的朋友,才来看望秋韵,这倒显示出那份友情的珍贵,几句问寒问暖的话语,都令我们十分感动。我和秋韵还去看望晓庄一家,他也是南京大学比我高一届毕业。学校里勤学苦读,成绩是拨尖的;他爱人成瑜,四川人,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为人太直率,但她心地却十分善良,对复杂的社会自己觉得已能对付,实际相当幼稚,结果卷入派性斗争,被打成反革命。因为是女的,不关牛棚,期间还怀孕、生产,又不能做重体力劳动,其困苦可以想见。
我当时任“牛鬼蛇神”队队长,我的地位是在“革命群众”万人之下,但关起牛棚的门,却是在这小撮“牛鬼蛇神”之上,权力相当大。因此,我对成瑜怀孕期间安排的劳动,也相当照顾。去看她们一家时,成瑜已同我一样处于半管制半自由状态。家里的贫困要比当时一般家庭更甚,无几件象样的家俱,小孩才出生几个月,家里混乱,孩子身上有一股尿臊味,他们真诚地招待我们一餐简单的晚饭,我已记不清当时吃的是什么,却一直记着这份患难之中的真情。三十年后,他们家大儿子已得到大气物理博士去了美国;二儿子,即我们去他家时还抱在怀里的那个,已完成计算机网络的硕士学位,到了加拿大;他们最小的女儿希蕾,与我们女儿雪蕾差一字,小二岁,也已大学毕业,从事IT工作。
虽说日子在打发着过,我和秋韵每天还是算着屈指可数的假期,还剩下多少。随着秋韵将要离别的日子越近,我心里越是变得忧伤,我和秋韵一生中所体会到的悲欢离合,可能比我们两人的兄弟姐妹中任何人都要多,俩人相隔的遥远达四千公里,怎是万水千山能等闲的?
1969年10月18日,离我29岁生日还有二天,这最后分别的一天还是来到了,我俩从机场早早乘汽车到县城,在小小县城兜了几圈,两人去照了一张在1966年拍过结婚照后的第一次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着,秋韵剪的短发,微笑着,眼睛里看不到忧伤,嘴唇却还保持着那种含蓄的性感。我理的是平头,看上去健康阳光,。这张照片显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并没有真正地摧毁我们,经历了这样洗礼,我们的爱更加深沉,意志更加坚强了。
中午时分,北大荒冬日的阳光并不温暖,当我目送着载她而去的列车渐渐远去时,心中涌起阵阵哀伤,似还有无穷尽的话要说,而刚才送她上列车时,俩人却都沉默着,还有什么话语能比沉默更能表达我们此时的感情?
秋韵走了,她带走我的爱,她带走了正在开始孕育的小生命,留下了我的无穷的思念,1970年7月28日雪蕾在动荡不定中上海她外婆家誕生了。
三年半后,秋韵毅然离开南方较好的生活环境,把工作调动到北大荒,结束了长达九年半的分居生活。当时由于北大荒生活还相当艰苦,决定把雪蕾寄养在她外婆家,直到1980年,我们工作的森林保护研究所迁到哈尔滨后,才把雪蕾接来哈尔滨,终于有了一个团圆的家。
二十年后,1989年4月,秋韵和我由于种种原因,三姐的鼓励、帮助,也可能是命运的使然,移居到了加拿大。二年半后,即1991年10月17日,雪蕾突破重重障碍,又一次与我的团聚,一家人在异国他乡,开始了白手起家重新創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