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國著名人士評述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毛澤東的評述耐人尋味！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是這樣評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 “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尼克松這一評述是十分嚴謹的，對毛澤東是褒是貶，是耐人尋味的。他用了“就可能”一詞，說明他對中國的革命發展形勢的評定，是注意掌握分寸的。他沒有採取絕對肯定的態度。好像離開了毛澤東，中國就不會燃起革命之火。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即使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革命之火還是會或遲或早，燃起來的。 相反，他對周恩來的評價，倒是採取完全肯定的態度。他說：“如果沒有周恩來，（毛澤東燃起的革命之火）就會燒成灰燼。”這句話意味着什麼呢？稍有政治常識的人，是不難回答這個問題的。 作為從“文革”過來的這一代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是能夠認同這一觀點的。試想：在“十年浩劫”期間，如果沒有周恩來，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後果將更不堪設想？尼克松說的“燒成灰燼”，是有充分根據的，決不是什麼危言聳聽！這說明尼克松不愧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漢學家費正清（美）： 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太可怕了！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長期百思不解：為什麼一個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無限性的權力。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他的最後一本書《中國歷史新論》，還在探討這個在中國由來已久的關鍵問題。他認識到，如同封建社會的真龍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可是他擁有生殺予奪的、隨心所欲的權力，這太可怕了。這是一個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引自丁弘著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毛澤東是瓷磚上作畫 在丁弘的《在哲學的迷霧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他（指毛澤東）幾十年間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 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雨就會沖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 旁觀者清，這是對毛澤東主觀唯心主義最生動、最深刻的批評。毛澤東自己陷入哲學的迷霧之中，他卻駕馭着中國這一巨輪。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 （引自《往事》一書，第221頁） ＊ ＊ ＊ ＊ 編者的話：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觀地、清醒地看到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就會沖光了。”這樣一個極其風趣、幽默、含蓄的評論。應該說，它的內涵是值得令人細細回味的。 資深的記者丁弘先生，僅用三言兩語，對李光耀的話作了精彩的補充說明，從而讓人們能更深刻領悟李資政這句話的哲理；最後作為結束語，丁弘又借用李達“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用“點睛之筆”，評價了毛澤東的晚年。 （五） 毛澤東的自述 “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 李平在《自殺前夕的共和國第一夫人》一文中，談到在林彪事件後，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澤東有一次對白。在講誰來當“接班人”時，毛澤東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內心自白。他說： “我們這個黨，是藏龍臥虎之處。要在這個黨里站得住腳，要靠資歷和權力，還要靠手段和藝術。我從來是把政治鬥爭藝術化了的。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你們根本沒有體會到，我實際上是在鋼絲繩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戲，千千萬萬的人欣賞，稍有破綻，就會滿盤皆輸。不錯林彪死了，誰也不敢說就不會再出一個林彪。……” “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騙的政治。”這是一句私房話、悄悄話，是擺不到桌面上的話，但卻是一句“大實話”，是毛澤東一生處世哲學的高度概括（總結）。他在黨內鬥爭中基本上就是採取這一策略的。毛澤東這一套“處世哲學”，說白了，就是搞“陰謀詭計”。一個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懷坦蕩，就根本不需要搞什麼“讓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麼“輸不輸”的問題。 可是在公開場合，毛澤東又是另一副嘴臉，說什麼：“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團結，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典型的“兩面人”！ 從毛澤東的自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探索。 第一、從黨的性質來看：是“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是“一心為民，求發展”還是“一心為己，保‘皇位’”。這是區分真、假共產黨的唯一標誌。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現在新一代領導班子提出“以民為本”。這些都表明他們是“立黨為公”的真正共產黨人。這樣的領導人必定是“胸懷坦蕩”、“心口如一”。根本用不着“讓人摸不透”，也根本談不到什麼“會輸”的問題。領導班子齊心協力圖發展，圖國富民強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怎麼會有“輸不輸”的問題呢？ 這就是最大的政治！怎麼會是“屁的政治”呢？ 只有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駕地位”，念念不忘想做“當代的秦始皇”。為此，他確實是需要經常去捉摸他身邊的哪些領導成員，誰對他的“權力”、“地位”構成威脅。於是他就要千方百計去幹掉這個假想的“政敵”，並置其死地而後快。這才有誰輸誰贏的問題，才需要“讓人摸不透”。這就成為毛澤東所說的“政治”。在他的“辭典”里，所謂“政治”就是用陰謀詭計的手段去懲治那些對其“凌駕地位”構成威脅的人。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的“黨”，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黨”！ 第二、從理論方面來看：是以“社會發展”為綱，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在奪取政權後，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怎麼管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不辜負人民的重託，這就必然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也就是執行一條怎麼樣的路線問題：是以“社會發展”為綱，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區分真、假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唯一標誌！ 無論是當年中國的劉少奇和“文革”後的鄧小平，都是執行一條以“社會發展”為中心任務的路線。這才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是體現在這一點上。 毛澤東之所以把“階級鬥爭”放在首位，以“階級鬥爭”為綱，說穿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他的“凌駕地位”。每當他感到：他的“凌駕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就舉起“階級鬥爭”這面破旗。在中國這個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裡，有滋生“當代秦始皇”的土壤。因此，毛澤東運用這個“武器”，還真能蒙蔽具有“子民意識”的中國人民。毛澤東得意地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也在於此。 但是，他所執行的卻是一條地地道道的封建專制主義路線。 第三、從政治實踐方面來看：是國富民強，還是民不聊生、讓人民飽受大災難 作為一個黨內的最高領導人，事事處處不讓他的同事（指常委們）摸透他的“思想”，該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呢？毛澤東在建國後的政治實踐已經向人們證明了：按照他的處世哲學，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的是空前絕後的“大災難”！ 不妨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1957年初毛澤東親自召開座談會，號召黨外民主人士對黨的整風提意見。不久毛澤東就發表黨內指示：要準備反擊右派進攻。人家說他搞“引蛇出洞”是“陰謀”。他詭辯說是“陽謀”。其實這就是毛澤東自己說的：“讓人摸不透”所帶來的惡果。 如果從後來的異變情況看，毛澤東的“讓人摸不透”，還不在於打出幾十萬右派分子。他並不就此罷休，而是在緊接着掀起反“反冒進”，乘機狠整了周恩來。之後，通過“八大二次會議”就一舉徹底推翻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任務”的路線和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從而使毛澤東重新登上“凌駕寶座”。 這才是毛澤東當初以“整風”為“切入口”，最終達到打“翻身仗”的目的。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這一“讓人摸不透”的處世哲學，實在是令人深不可測。 其二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先後跟國外記者和胡志明談話時透露：他在1962年就有了“倒劉”的想法。只是由於當時老百姓餓肚子，成千萬人餓屍遍野，不能動手。在經過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集體的傾力扭轉局面，擺脫困境，到1964年底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經過一年半時間背着黨中央大搞“地下活動”（詳見上面有關章節），讓劉少奇們（即在京主持工作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摸不透”的背景下，終於在最後把劉少奇推入毛澤東所設置的“陷阱”並受盡最慘不忍睹的、絕滅人性的迫害！ 本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或分歧，發生在1962年這一極其特殊的一年，劉少奇在看到“三年人禍”導致活活餓死幾千萬人之後，又剛好毛澤東退居二線，由他在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他才下定決心：在明知毛澤東不滿意的情況下，他還是堅持了以“發展為綱”的路線，採取了一系列有悖於毛澤東意志的方針政策。 從毛與劉的“矛盾”本身來說，說到底，劉少奇主張以“發展為綱”，毛澤東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也不是什麼你死我活的矛盾。劉少奇絕對沒有“取毛而代之”的思想，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意，找一個“理由”（藉口），把他撤下來就可以了，何必非得置人於死地，而且又是死得那麼慘！畢竟是幾十年並肩戰鬥在一起的老戰友。如果毛澤東稍有一點人性，是決不應該這麼狠毒到絕滅人性、慘絕人寰的地步！ 寫到這裡，借用葉永烈的兩句話： “劉少奇沒有入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 “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歷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第四、對“核心”的定位：是“緊密凝聚”、“同心協力”，還是“勾心鬥角”、“你死我活” 現在還經常提： “毛澤東是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按詞義，所謂“核心人物”理應承擔起把這個全黨的最高領導集體，緊密凝聚在一起，帶領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康壯大道這一神聖的使命。這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應具備的政治素質。這就不需要搞什麼“讓人摸不透”這一套手法，更談不到什麼“輸不輸”的問題。 這個核心人物，理應是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在工作中遇有分歧意見，這也是很正常的，通過討論、相互溝通，取得共識。大家都是共產黨最高領導班子成員，都是肩負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重託，什麼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談，決不應該在背後搞什麼小動作，更不應該搞陰謀詭計。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 從建國後的第一個領導集體成員來看，除了這個“核心”和林彪外，後來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周、陳、鄧等人，都是非常傑出的、能駕馭全局的、帶領全國人民開拓前進的領導人。他們在三年“人禍”之後，力挽狂瀾，扭轉局面，取得有目共睹的豐碩成果。 毛澤東這個“核心”是怎麼對待這批長期並肩戰鬥過來的“戰友”呢？ 被他打倒的有劉少奇、鄧小平，最後連他的唯一的“親密戰友”林彪也折戟沉沙（林彪清楚：他如果不外逃，最後的下場也許比劉少奇更慘）。德高望重的朱老總是長期“坐冷板登”的，被毛澤東稱為“老右派”，“文革”中也沒有逃脫被抄家的厄運。陳雲被毛澤東誣為“老右傾”，幾度“靠邊站”。周恩來一輩子無私奉獻、為顧全大局而忍辱負重，一生受毛澤東的多次迫害，連身患不治之症（癌症）時，毛澤東也不放過。最後留下毛澤東獨個兒，一個孤家寡人。他的身邊已經沒有一個能與他共處的“戰友”。這還談得上什麼“核心”！在這種情況下，再強調什麼第一代的“領導核心”又有什麼意義呢？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還可以補充一點，也許更能暴露毛澤東靈魂深處最骯髒的一面。建國初的“五大書記”（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任弼時，死於1950年，他的遺孀在“文革”中也慘遭迫害。原因是在二十年代，任弼時曾批評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說： “山溝里不出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對此耿耿於懷，他曾表白：受這一刺激，到延安後就發奮讀馬列著作。因此，任的遺孀在“文革”中也難逃厄運。 確實，毛澤東每次整人，他都沒有“輸”，但最後又留下什麼呢？他又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麼呢？——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災難！ 對這樣一位孤家寡人的最高領導人，還談得上什麼“核心”呢？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呢？除了繼續欺騙老百姓外，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所謂“核心”一說，其內涵在本質上是含有強烈的封建主義色彩的。還是把它掃進歷史垃圾堆里吧！新一代領導班子已不再沿用這個詞彙（桂冠），無疑這是英明的！ 毛澤東最後遺言曝光 ——張玉鳳、汪東興交出私藏30年的絕密檔案 這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史料，摘自去年9月出版的《爭鳴》雜誌。 張玉鳳等所私藏30年的絕密檔案，是在黨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後於去年7月才搞到的。當然，這種絕密材料，在國內是不可能再泄露出來的。《爭鳴》雜誌在兩個月後就將這份絕密檔案公之於眾，讓世人及時知道內幕真相，真是難能可貴！這是在當今信息社會時代，才能辦到的。 由於所涉及的問題至關重大，又無法進一步核實。從所述的情節看，這一史料是可信的。儘管如此，這裡只做轉錄，不加評議，僅供參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擊查訪汪東興、張玉鳳 毛澤東晚年檔案93份不翼而飛：今春（註：指2005年，下同）3月，1993年刑滿釋放的毛遠新被借調到中央檔案局，參與整理毛澤東晚年檔案資料。毛遠新在整理期間，發現有關毛澤東晚年的重要講話、指示等檔案資料殘缺的問題，向中央提出。經3個多月整理，證實毛澤東晚年檔案遺失了93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動組突擊“查訪”下，汪東興和張玉鳳交出了私藏的毛澤東臨終前的22份檔案材料。張玉鳳收藏的19份檔案，記載着毛澤東為身後人事安排的談話和指示。 中紀委、中組部曾找了當時能接觸到這些檔案的汪東興、華國鋒、張玉鳳及李訥多次，但都以“對情況不了解”或“已上交”為由，予以拒絕了。 中央的“7·16”行動：經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紀委、中組部、中央警衛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3組，對汪東興、張玉鳳、李訥三家住宅，採取了突擊性查訪，責令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檔案。 汪東興交出涉及其自身的3份檔案材料 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三次談話中，說汪東興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層”等。 （據張玉鳳說：“在‘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二天晚上，華國鋒、汪東興召見我，說：‘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關講話、指示的檔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來保管好。沒有我和東興同意，不能動。’汪東興提出要審查一下檔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檔案資料給了汪東興22份。過了一周，汪退還給我19份。他說：‘另3份，中央政治局要用來調研’。大約過了二周，我問汪：‘什麼時候交回那3份檔案？’汪答：‘已交給華主席，你不要過問。並要我思想有過準備，交代和四人幫、毛遠新等人的關係。’”） 張玉鳳交出19件毛檔案材料 毛預言死後一年內會有政變 張玉鳳所收藏的19份檔案，記載着毛澤東從1975年12月以來，為身後人事安排、權力分配，焦慮重重，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誰都不信任，處於舉棋不定的狀態。以下是部分檔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風說： “我走後，不用一年，會有政局翻天覆地。……結果無非三種：走資派重新上台；右派勢力翻天；軍事政變，內戰展開，一打，十年八年不會有結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我還沒有走，已有多個派要搶班奪權。主席一職，總會爭的、鬧的，互不買賬的，歷來如此。我走前開個黨組織會議，人選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澤東對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說： “……接班人選搞不好，會有內戰，搞不好有反覆。我看紀登奎、華國鋒、江青，還有毛遠新，都能做。但很難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國鋒不是黨主席的材，他軟弱，怕事，對黨很忠誠。江青做主席，老的不會服。她得罪人不少，也過於自負。要問一問軍隊意見，很重要。” 毛恐鞭屍囑將遺體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我在世的時間不多了。對文化大革命、對江青、對一批幹部的怨債，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總理是在批鬥我，……，死後還要鞭屍。火化、火化，不留死屍。” 毛澤東最後擬定兩份接班人名單 1976年7月2日，毛澤東用手示意汪東興退出後，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擬二份名單留着，由你（指張玉鳳）保存，到時候交國鋒在會上宣讀，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這兩份接班人的名單是： 一份是：江（青）、國鋒、紀（登奎）、毛（遠新）、陳（錫聯）； 另一份是：毛（遠新）、國鋒、紀、王（洪文）、陳（錫聯）。軍隊老將不服江。江上，要國亂。 《歷史的真象——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 據2004年5月《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象。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歷史的真相》發表後港台期刊和大陸網站多有轉載，未見官方機關和汪東興、毛遠新等知情人闢謠和否認。筆者反覆閱讀研究，認為是可信的。僅舉一事，這份材料的最後，談到了毛澤東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最後一名竟是張玉鳳。這件事情張玉鳳是不敢編造的。說出來除說明毛澤東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給張增加不了政治上的榮譽和物質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對她的損害將是致命的。她敢這樣公布出來，極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廣州《老人報》第6版登出《喬冠華被“四人幫”內定“副總理”之後》一文，稱“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外交部反對喬冠華的人馬上貼出大字報，說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幫’時，從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組閣名單，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擬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筆跡。”因此，這份名單的來源不容懷疑，隨即在報紙上公布。 “四人幫”被捕後查獲一份江青內定的中央領導人名單 一、黨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 政治局委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遲群、劉湘屏、陳阿大、莊則棟、喬冠華、黃金海、于會泳、浩亮 共青團中央書記：黃帥 二、全國人大委員長：王洪文 副委員長：馬天水、殷承宗、楊春霞、劉長瑜 三、國務院總理：張春橋 副總理：姚文元、謝靜宜、王秀珍、陳阿大、馬天水、莊則棟、于會泳、黃金海、喬冠華、浩亮、劉湘屏、遲群、劉慶棠 國防部長：王洪文；公安部長：祝家耀；農林部長：徐景賢；財政部長：金祖敏；教育部長：張鐵生；文化部長：楊春霞；衛生部長：劉湘屏；對外友協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馮國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將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等都排除在領導核心之外，這就隱藏着極大的政治危機，逼着華國鋒、汪東興先動手。 揭開毛澤東稿費的內幕 關於毛澤東的稿費問題一直是豐澤園（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的宮廷秘聞。在毛澤東去世30年後的今天，能夠公開，能夠解密，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議論，無疑是社會的進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這方面的內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澤東的稿費已達1億3121萬人民幣。至今又已6年過去，當又增加不少。 汪東興為什麼敢於違抗毛澤東的“旨意”？ ——汪東興還是“摸透”了毛澤東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澤東曾查問過稿費情況。當時是570多萬。他曾在“五百”兩字上畫了圈。批曰：繳黨費。結果沒有執行。 編者的話： 為什麼沒有執行？這叫“演戲”，是毛澤東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澤東已有明確批示，在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誰敢不執行。豈不罪該萬死。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這個當代的“大太監”，居然敢於違抗“旨意”，拒不執行。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宮廷密訣”，汪東興“摸透”了毛澤東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圖。拒不執行，是為了迎合主子的真實意圖，即毛澤東的內心世界。 寫到這裡，想起了當年調張玉鳳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事。 原來張玉鳳最初在毛澤東專列上僅僅是一般的乘務員，有一次被毛澤東看見後，就在一張白紙上連續寫了幾個“張玉鳳”的名字，這一情節被汪東興發現後，就馬上將張玉鳳調到毛澤東專列車廂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澤東。以後又從專列，調入中南海，作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最後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從中可以看出汪東興不愧是貼身的“大太監”。跟慈嬉太后身邊的太監李蓮英相比，絕不遜色！ 可惜，這是發生在所謂世界上最先進組織的共產黨黨內最高領導層內部的事，確實是十分可悲的！ 毛澤東是怎麼支配他的稿費的？ 按照毛澤東的批示，既然他認為應該把稿費的“大頭”上繳黨費，給自己留下的只是一個“零頭”。但此後毛澤東在動用他的稿費時，就沒有什麼“零頭”的概念了。謂予不信，且看他是怎麼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九次提出38萬元和兩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6萬）給江青。 從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五次提取15萬給張玉鳳。還送給護士吳某2萬5千元。曾先後給汪東興4萬元。 不算別的，僅這三筆賬，就把他留下的“零頭”掏空了。何況他還幾次給黨外人士（如章士釗、程思遠等人）。這一情節說明毛澤東對“大頭”（指“上繳黨費”一事）並沒有按照他的“旨意”執行，他是一清二楚的。這也就活脫脫證明毛澤東是地地道道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訥、李敏又從毛澤東稿酬中領取2000萬人民幣，每人1000萬元。 為什麼毛澤東的稿酬能免稅？ 本來中央曾有意見：毛澤東著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稿費不是留給家屬的。江青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要求提取5千萬給兩個女兒和家屬；遭到拒絕。 關於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國務院對請示的答覆是三點批示：一、作特殊處理，以不納稅為準；二、作為黨的資產；三、如毛澤東的親屬要領取，原則上按照以前的政策辦理。 編者的話： 在“納稅”問題上，在所有法治國家都不存在什麼“可以不納稅”的“特殊處理”問題；這是公民的義務，也許這就是所謂“中國的特色”。可是，這是帶有強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專制主義的衍生物。而國務院的答覆又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開放年代的事，豈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從這一視角看，不徹底還毛澤東以本來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會是不可能的。 眾人評說毛澤東的稿費問題 丁遠先生認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張春橋向毛澤東請示後決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發稿費。而對毛澤東的稿費收入特許不納稅。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論家邵燕祥認為：當時破例給一人巨額稿酬，性質屬於非法收入。他提出了“應作為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獲得賠償者的撫恤金，以解決對所謂“走資派”平反進行了經濟補償，而對其他冤假錯案反而沒有補償的‘雙重標準’問題”。 資深新聞工作者丁弘如是說： “全國只對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這是他個人問題嗎？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發。發到500多萬時，毛澤東覺得不太好，說繳黨費吧，但沒有人執行。也可能覺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執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給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別人都沒有，他何以面對國人？這是以常人的角度進行分析。錯了，錯了。毛澤東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偉大領袖，……至於稱‘萬歲’又是和過去一樣的。……至於說‘慎獨’，這要求怕是太高了。” “認為‘把稿費只發一個人，並無不可’。證明當時的道德底線！‘幾十年間，毛澤東居於君和師的地位’（馮友蘭語）。所謂‘君和師’是封建社會國人頂禮膜拜的‘天地君親師’中的‘君和師’。毛澤東並不諱言。……既如此，抓住一樁稿費小事作評說，是否已屬多餘？……” “問題在於我們標榜什麼？我們標榜馬克思主義，提倡‘毫不利己一專門利人’，還致力於‘社會主義’。以此對照‘言’、‘行’，天壤有別，這就是問題了。” 編者的話： 丁弘先生這一翻宏論，無疑是正確的，無可辯駁的。但對毛澤東提出這樣要求，似乎是“對牛彈琴”。他是什麼人？是當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錯，他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但是撕掉畫皮，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騙子。 丁弘又說： “‘文革’中，罷黜百家，獨尊毛著，且只給一個人發稿酬，這樣的事，在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會發生嗎？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生嗎？在人民的‘共和國’中應該發生嗎？當然是不應該發生的。是不是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過這樣的事？有此可能嗎？ 編者的話： 丁弘先生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發人深省。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發生的事，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發生的事，但卻卻在毛澤東領導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里發生了。這是鐵板頂頂的事實。這究竟說明什麼問題呢？唯一的答案是：這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了、變質了，她被毛澤東演變為“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此！ 一點說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寫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篇長文（見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一書第476～536頁）。本文除最後幾段是直接摘錄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採取摘編的形式。所有的小標題是筆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澤東與波爾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與廣州出版的《同舟共進》的第四期分別發表了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題目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後者的題目是《又見〈紅色高棉〉》。 這兩篇文章在同一個月發表，是巧合，還是特殊內涵，值得深思！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當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歷時三年另八個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波爾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罵，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在我國的雜誌上歷數他的罪行，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為什麼還要聯繫中國實際來做文章，這就是兩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兩文都比較長，這裡只摘編其中有關值得反思的內容。為了醒目一些，小標題是筆者寫的，但其主要內容則引自兩文。 《波爾布特罪行館》與“文革博物館”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了一座《波爾布特罪行館》，後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陳述參觀“罪行館”之後，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經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國已經以改革開放的態勢高歌猛進，但至今沒有建立可以公開開放的‘文革博物館’。首倡其議的巴金老人已經作古，他那顆燃燒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來吧。而這，並不僅僅是巴金老人的夢與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觀點是極其顯明的。寫本文的意圖在於促進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館”能儘快建立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還停留在“忌談文革”的狀態，似乎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忘記這一在神州大地曾經付出了極其慘痛的、血淋淋的局面，無疑這是十分可悲的！ 為什麼在柬埔寨能夠建立“波爾布特罪行館”，而在中國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館”？何況又不是什麼“毛澤東罪行館”，究竟怕什麼？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老共產黨員（解放前在地下入黨的黨員）怎麼也無法理解！ 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兩個有關重要情節。一是：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指波氏）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屬於同類。這才是事物的本來面貌。 中共與柬共達成的一份充滿血腥的協議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極為絕密的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讀後令人痛心、憤慨，這是我黨奇恥大辱！現摘錄原文如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也就是說，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為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從上述摘錄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誰讓波爾布特膽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我們的僑胞？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毛澤東！ 中共與柬共簽訂的出賣華人的協議，如果沒有毛澤東授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國內毛澤東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代勞了。 在上述文章中，還提到一個在國際外交史上的可憐又可笑的鬧劇。現摘錄供欣賞如下： “在越軍入侵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迅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裡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7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報》）” 毛澤東與波爾布特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但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現象，是發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說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二年半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步入改革開放的年代，怎麼還會出現這一不可思議的蠢事、怪事！這是不是說明毛澤東的幽靈不散！ （六） 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寫了一篇題為《打開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毛澤東傳位心路追蹤》這又一篇震撼人們心靈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澤東的又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人士。他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暢銷全球。 “心路追蹤”一詞似乎帶有某種主觀判斷的成分，但由於作者掌握了極其豐富的有關毛澤東本人政治歷程的信息，再加上嚴謹的邏輯推理。因此，他的這種判斷是可信的。 這篇文章要講的核心問題，即是本節標題：“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輔佐大臣”。那麼，究竟誰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內部史料回答了這個問題。至於為什麼要“倒劉”和為什麼要物色“輔佐大臣”來輔佐毛澤東的接班人呢？這是作者又一個必須交代清楚的問題。只要我們認真研讀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筆者受本文的啟迪，開闊了視野，發現毛澤東晚年給民族帶來大災難的悲劇是兩個“政治鏈”——第一個“政治鏈”是祝世華《反思錄》（上）談到的：從1956年處於“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的“冒進”建議被否決，9月“八大”通過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和在《黨章》中撤銷“毛澤東思想”命題，這些都意味着毛被趕下“凌駕寶座”。）到1957年為了打“翻身仗”，以發動“反右”為“突破口”，緊接着乘勝追擊，以反“反冒進”為名，狠整周恩來，從而使毛澤東重新登上了“凌駕寶座”。但他並不就此罷休，以所謂“‘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狂言，發動了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一年後“大躍進”惡果顯露，開始糾“左”，1959年彭德環出於公心在廬山會議上書毛澤東，被毛誣為“反黨綱領”，打成“反黨集團”，進而掀起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從而導致三年餓死3700萬人的大災難。這是第一個“政治鏈”。第二個“政治鏈”就是本文所闡明的：從為推卸餓死人的罪責，而最後導致“十年浩劫”。毛澤東以所謂“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名義，自封為“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代表”和所謂“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劉少奇打成“反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代表”和所謂“人民的罪人”。這樣就把餓死3700萬人的罪責，輕輕鬆鬆地堆在劉少奇的頭上。這兩個“政治鏈”，最後結成一個完整的“政治鏈”，這就是從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離世，這整整20年搞了一連串政治運動、炮製了一連串“冤案”（無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國民經濟兩次瀕臨崩潰邊緣；餓死3700萬人，僅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達2000萬，受迫害人數達1億人（葉帥在一次講話中提供的信息）。至於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質的滑坡更難以估量。這就是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賬”！ 劉少奇在當年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是把自己與毛一起擺進去的，共同承擔責任；可是這句話對毛澤東刺激太大。對毛澤東說來，“要上書的是你劉少奇，我毛澤東決不能以‘人相食”上書，而必須以‘人民的大救星’上書。”通過“文革”，毛澤東終於實現了他的如意算盤。但是，鐵的事實終究會戰勝無恥的謊言。在毛澤東離世後30年，或者說在餓死人大慘案發生後的50年，作者所寫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中的《共產主義地獄》上、下兩章以及楊繼繩的《墓碑》，終於徹底揭開了當年慘案的真相。 為此，現將該文摘要於後，以拓寬我們的視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澤東的內心世界。 ＊ ＊ ＊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飆突起，把全國人民吹得暈頭轉向，也把全世界的觀察家們驚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澤東要幹什麼。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都是從正面意義上理解毛澤東的。認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要發動群眾改造黨，監督黨，使黨革命化和民主化。這歷史的一幕過去了四十多年之後，留下的浩瀚的決議、文告、公報、聲明、社論、傳單、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種不同角色的當事人的回憶錄，仍使人眼花繚亂，撲朔迷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毛澤東就是要把他的真實意圖深深地掩藏起來，這個目的他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說毛澤東充滿了高尚的動機，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黨集團把事情搞亂了。其實，返璞歸真，事情原很簡單，毛澤東要掩蓋3年大躍進（主要是餓死3750萬人）的錯誤，又犯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這話對毛澤東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後不被清算，靠劉少奇是不行了。至於林彪，只是打倒劉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這張牌最終是要傳位於江青、毛遠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這已為姚文元、張玉鳳等披露出來的可信史料所證明。他披着最現代、最革命的理論外衣，做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幹的事情：為了讓江青順利接班，通過“文化大革命”，他把勛臣宿將幾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賽一樣換了一茬又一茬，繞這麼大的彎子，就是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傳到江青手裡，在毛晏駕的時候不失時機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選輔政大臣，以革命的名義，完成家天下的布局，這是打開文化大革命這個黑匣子的密碼。 把禍國殃民的責任推給劉少奇 1961年9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安排毛主席與蒙哥馬利會見事宜。當熊向暉談到：“蒙哥馬利……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時，毛澤東說了一段重要的話： “這位元帥不了解，……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的……。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劉少奇。……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誰是我的繼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黃昏時分，毛澤東在東湖梅嶺一號會見了他。二位老人縱談天下大事，歷史人物。 “我認識世界各國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麥克米倫、戴高樂等。主席先生現在是否已經明確，您的繼承人是誰？”蒙哥馬利真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 “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明確地回答。 蒙哥馬利回到英國就寫了一本書，列出專題披露毛澤東談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的新聞，轟動世界。 在國內的轟動比在世界的轟動還要大，外交部將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重要談話專印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逐漸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事後觀察，毛澤東作為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權謀家，發表這個談話，而且公之於眾，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沒有叫劉少奇當接班人的真實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躍進、公社化的後果非常嚴重，河南的、安徽的、山東的、四川的、甘肅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餓死人的電報和報告，他都看了。總要有一個人對這一段歷史負責，對歷史、對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談話中強調劉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線了，劉少奇要對1958年以來的一切錯誤負責。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給劉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勵劉少奇全力去整頓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恢復工農業生產。反正將來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當名譽主席，“兩個主席都姓劉。”整頓不好，亂下去，是你的事情。當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夙興夜寐把國民經濟整頓好，全國人民有了飯吃的時候，毛澤東就改變了說法。1965年8月3日，毛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馬爾羅時說：“像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劉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劉少奇，讓他們兩個爭着忠於偉大領袖，爭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讓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對領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於領袖。在這樣的操縱運作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比任何時候都牢固，都安全。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毛澤東發表這個談話起碼有這樣三層意思。不僅國際觀察家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連黨內高級幹部，也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 …… 毛澤東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搞“四清”，遲遲推不動。為了落實主席指示，劉少奇叫組織部長安子文具體安排，並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全黨聞風而動，省部級幹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級的幹部下去了一千多人。這給毛澤東深深地觸動：大權旁落了。 毛澤東認為黨政系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跟劉少奇走的，他寄希望於軍隊，希望軍隊幹部參加“四請”運動，干預地方工作。當然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干預，是林彪式的干預。為此，他於1963年10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軍隊幹部如羅瑞卿、楊成武等帶頭參加“四清”運動，並對林彪的身體表示關懷，隨信用他那龍飛鳳舞的毛體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龜雖壽》，當時可能是僅憑記憶默寫的，他寫錯一字，寫成了《神龜壽》：……（略） 1964年3月3日，毛澤東與林彪密談，據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記》記載，林彪嚇了一身冷汗。林彪寫道： “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麼樣？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麼辦？ 毛認為被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鬥爭要來臨。” 文革初期，劉少奇被拉下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定的調子，劉少奇否定了自己領導整頓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的情況蔓延，使國家免於崩潰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篇講話，別有深意。他說：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國家安全，鑑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問題，就做了改變。” …… 請讀者注意，毛澤東說，從1949年進城到八屆十一中全會，17年來，他都是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別人提出來的，餓死3755萬人，損失1200個億，都是“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他老人家的責任有兩條，一是建議分一線、二線，二是過於信任劉少奇和鄧小平。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從上到下，打倒那麼多人，使那麼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黨上下，全國人民，都承認、都相信這一點。十七年來的一切錯誤，一切災難，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以謝國人，以謝天下。 林彪沒想到自己是二傳手 九大新黨章總綱明文規定：“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算是毛澤東對林彪支持他打倒劉少奇的報償。 過去一直說是江青積極主張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章，《林彪日記》說清了事實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記載： 總理送來黨章草案定稿，把我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我心不安，向總理提出：“是否不妥？誰提的？主席意見呢？”總理告知：“是主席親自提議的，有指示。既然定了黨的副主席，當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順。”婆娘來電恭賀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捍衛我、保衛我的一套！話的主題還是要求安排她在軍隊擔任高職。” 把林彪是接班人寫進黨章，這是毛澤東與江青串演的一出雙簧。在討論過程中，根據毛的決定，江青積極鼓吹過是事實。…… 這件事情可評可點。 第一，九大黨章對林彪的毛澤東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對毛澤東終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澤東用曲筆在黨章中載明，他這個主席要當到老死。 第二，毛澤東想以此換取林彪集團對江青後黨的支持，特別是換取林彪對江青進入權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 在毛澤東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這個“接力棒”的傳遞過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傳到江青手裡，“革命”才算完成。……江青那樣賣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報李，提名江青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沒這樣做，只提名黃永勝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頭大鬧，黃永勝當常委她也得當。毛澤東是不能允許林彪在常委中有兩票的。最後拍板，兩個都不進。政治局常委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組成。 九大以後，毛澤東要親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與後黨合作，保毛家的江山。為此，他帶上張春橋，打破他從不看望下屬的慣例，親自到林彪的蘇州別墅看望林彪。寒喧過後，毛澤東單刀直入：“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 林彪竟一時語塞。心想我還沒有接班呢，怎麼現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沒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為了代替劉少奇，劉少奇倒了，他的任務就完成了，自己只是個二傳手。 短暫的沉默後毛澤東又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這句最重要的話林彪並沒有聽懂。林彪繞山繞水地說：“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就跟着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 這是毛澤東與林彪政治上分道揚鑣的轉折點。近來一些學者進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認為是毛澤東逼走了林彪，許多事實是可以成立、可以討論的；但不能說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覺。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為虐的罪人。毛與林的鬥爭是兩個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敗，無是非。…… 全國奪權以後，林彪集團的勢力大大地膨脹了。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16人。在大軍區正副職中有54人是林彪的老部下。九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四野的也占相當大的比重。毛澤東掩藏很深的心機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終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傳手”，從劉少奇手裡把球搶過來，他的任務就完成了。林彪沒看清這一點，九大以後不是為建立毛氏王朝保駕護航，而是認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澤東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礙。毛澤東為把第二個接班人拉下馬的鬥爭開始了。 毛林攤牌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澤東廬山新別墅的書房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五個常委除毛澤東外，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主張設，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 周恩來說：“如果設國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動中過於勞累，今後在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其他國家領導人代理。” 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 林彪沒多說話，附和大家意見。 這樣，五個常委中除毛澤東本人外，其餘四人都同意設國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國家主席。其所以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是因為毛四次公開講不設國家主席，他不當國家主席，背後又布置林彪發起動議推薦他當國家主席。大家對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沒有摸准。 據頗知林彪集團內幕的大陸報告文學作家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對黃吳李邱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對我至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建議。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們知道，當時軍隊和中央黨政方面的很多領導，都對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動員我，想和我結盟，推張春橋當總理。我看清了，如果張當了總理，以後江青就會當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絕對不能在那樣一個女人下工作。” 。從九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兩次推舉林彪當主席團主席來看，毛兩次與林彪個別交談說“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當黨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當。所謂“可信”，是說這個話確實說了，不是說毛誠心禪讓；恰恰相反，這是毛誘使林彪犯“搶班奪權”錯誤的大陰謀、大陷阱。當林彪“奉命做事”，帶頭髮起建議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時候，毛澤東判定這是林彪個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搶班奪權”。搶哪個班？搶黨主席的班；奪什麼權？奪黨主席的權。毛澤東所看重的是黨主席和與此相連帶的軍委主席的權，不是那個虛君元首國家主席的權。因為毛私下對林作過承諾，把黨的主席讓給林彪，自己“當國家主席”，林彪堅持要毛當國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讓出黨主席的位置，毛澤東的雷霆之怒起自這裡。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南巡講話中，毛澤東說漏了嘴，泄露了天機。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說： “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議程和九大路線。” “九•一三”之後，當毛澤東審定準備下發的南巡講話稿時，親自把講話記錄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有意混淆視聽。毛講話時，是講林彪要當黨的主席，但林彪在廬山講話並沒有表示出這樣的意向來，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審定記錄稿時改成“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這就引出一個新問題來，為什麼周恩來、康生提議設國家主席沒事，林彪提議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反黨綱領呢？……在毛澤東看來，周、康提議設國家主席，讓他當國家主席，是善意的，沒有逼他交出黨主席位置的潛台詞，而林彪有這個潛台詞，是惡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於奪權”的野心家了。…… 林彪認為，打倒劉少奇之後，召開九大選舉主席團主席時毛在大庭廣眾面前動議林彪當主席團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寫入九大黨章，兩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談話，都是毛澤東真誠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輕信，他認為毛在大躍進中餓死3750萬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全黨搞翻，毛應該比誰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後只有林彪能壓得住台，能穩得住局面。離開林彪的支持，就沒有毛澤東一貫正確的歷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澤東會耍他，會給他下套。當他看清了毛的陰謀詭計的時候，憤憤地跟家人說：“你們不覺得他像個痞子嗎？太像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只會輸在我痞子勁不夠上，” 據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第二十章記述，林彪確實不想當國家主席，而準備當黨的主席。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步步緊逼中，林彪對林立果說： “老虎，我告訴你一句話，你記住了：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不要說現在千瘡百孔，就是正常情況，我也不知道怎麼管理國家。這樣大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各種事業，都是非常複雜的。我不喜歡行政事務，不喜歡交往，身體情況也不好，不能管理國家。這就是我為什麼覺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從來沒想當什麼國家主席。” “我只懂得點軍事，對國家的統一、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熱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力，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話不當國家主席，說得明明白白；後一段話，說要保證“國家的統一……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顯示了要壓台、掌舵，當黨的主席兼軍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準備這樣當接班人的。 在形勢開始逆轉，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前夕，……這時陳（伯達）、汪（東興）仍認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毛澤東寧可拋棄老婆，也不會拋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亂局，毛澤東之後只有林彪能壓得住台。像毛那樣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在大局問題上是不會犯糊塗的；再加上毛澤東對江青小打小鬧的批評，更加深了人們這樣的認識。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內心深處，是要把班交給江青，林彪只是個“二傳手”，他的任務是把權杖從劉少奇手裡奪過來，傳給江青，當林彪攥着權杖不肯交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出面逼林彪交出來；當然，他不會直接把權杖傳給江青，他要再找一個“二傳手”，一個他認為能在他殯天以後，自覺自愿地把權杖捧給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寶座的人。毛澤東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擔“家天下”的罵名。 對鄧小平的定位是“軍師”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和鄧小平參加軍委任總參謀長的建議。13、14和15日，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以及準備委以重任的鄧小平陪同下，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他還說：“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繼續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來，意在告訴大區司令們與周恩來保持距離。然後又說：“我給你們請了個軍師，此人就是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是政治局請回來的。” 他還談到：“朱德是紅司令，整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權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縱自如。這是封建帝王的統治術，也是毛澤東的統治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把鄧小平保護下來；在鄧被打倒七年，嘗夠了無權之苦之後，又破格擢升他，讓他重新進入權力中心。憑這兩條，他認為鄧小平這次被起用，應該絕對忠於他，感恩懷德。在這種情況下，他又當面表示對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對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不滿，把鄧小平稱為“軍師”，“軍師”者，諸葛亮也，反襯出對鄧小平信任之專，期望之殷。鄧小平比周恩來年輕，身體也好。毛澤東企圖讓周恩來淡出政治舞台，把鄧小平改造成為第二個周恩來，能挑起治國安民的擔子，又有辮子可抓，甘心永遠當第二把手。他希望鄧小平能夠與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鄧小平治理這個國家，而把江青擺在鄧小平之上監國。換句話說，江青坐天下，鄧小平治天下。這是在鄧第二次復出後毛澤東的交班部署。 當時要整頓林彪統領多年的軍隊，尤其需要鄧小平的魄力和才幹。大軍區司令，所帶的兵，所管的地盤，都是一路諸侯，要有鄧小平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強的人，才壓得住，才統得起來。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陳錫聯、楊得志）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戰鬥過。萬一出現反叛，鄧小平在調兵遣將應付危局上是遊刃有餘的。……葉劍英當了大半輩子總參謀長，在調兵遣將方面也沒有鄧小平的優勢。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不僅要鄧小平代替周恩來，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礙。他要重用的兩個人，一個江青，一個張春橋，都是叛徒。這件事情周恩來知道。真要把周恩來逼急了，使出這一殺手鐧，可以一舉粉碎“四人幫”，將毛置於政治上非常被動尷尬的地位。毛無法向全黨交代，搞了8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麼多幹部，他依靠的就是這兩個叛徒，最後還要讓這兩個叛徒來接班，這是為什麼？搞得不好，毛澤東要翻車。這就是毛澤東一方面施展陰謀權術整治周恩來，一方面又總是留有轉圜的餘地，不把事情做絕的原因。毛“拉鄧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願。早在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就對工作環境的險惡向鄧交了底，並告知鄧小平，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查。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沒想和“四人幫”合作。 毛澤東想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壞了。 1974年4月，聯合國將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聚會，本來應該周恩來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澤東“跟線不跟人”的指示，越過周恩來，叫王海容、唐聞生直接請示毛澤東。毛點名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並密囑王、唐，不要說是他的意見，由外交部提名寫個報告送上來。意在觀察周恩來的反映。讓鄧小平去聯合國亮相，是毛澤東向國內外發出的用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政的信號。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外交部報告時，江青跳出來反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附議，其他人保持沉默。當周恩來得知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會議是毛澤東的意圖後，積極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報告在26日得以通過。3月2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4月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起程時，周恩來下令組織盛大的歡送儀式，並抱病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反對鄧出席聯大事件之後，又發生了風慶輪事件。事情的遠因要追溯到1964年，為了儘快發展遠洋運輸業，周恩來做出造船和買船同時並舉的決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1974年9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試航歐洲成功歸來，姚文元在宣傳上大做文章，並在新華社編的專供中央領導人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把周恩來的主張曲解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江青寫下大段批語不指名地批周，說：這篇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鄧小平只畫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逼鄧小平表態，並提出要揪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拍案而起，厲聲說：“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的意見嗎？！”說罷憤然退場。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和江青公開衝突。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由鄧小平代行總理職權，對鐵路的整頓初見成效，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誰是治世之能臣，誰是亂世之奸賊，鄧小平一出場就壓住了中央文革的風頭，使江青後黨感到嫉妒、惱怒甚至恐懼。經過一陣密謀策劃，他們舉起了反對經驗主義的旗幟，開始反攻了。……（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抬鄧貶周；兼有批評江青的內容，給足鄧小平面子，要江青團結鄧小平。……毛澤東說：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對犯錯誤者進行批評，因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辦。直至5月27日，毛澤東指示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從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書面檢討中有這樣的字句：“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指示江青到鄧小平家裡與鄧談心。 毛澤東給足了鄧小平面子，很有點“託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報，期待着鄧小平與江青聯手接管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國家，期待着鄧小平永遠甘當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寶座。他讓江青以“呂后”之尊到寬街鄧府談心認錯，就是要請鄧小平做當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鄧小平沒有迎接，也沒有送客，拒絕做江青的“蕭何”。[ii] 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一再頂牛，毛澤東對鄧一再挽留，總是留有餘地，總是手下留情，這使“四人幫”大惑不解。箇中原因是毛澤東直到最後也沒有放棄爭取鄧小平站過來的打算。作為大政治家的毛澤東，他深知在他身後只有鄧小平才能“鎮國家，撫百姓”，保證天下不亂。後來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但鄧小平只能當“軍師”不能當“主公”，他必須接受當今呂后——江青，作為後毛澤東時代的“主公”。鄧小平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這樣的條件，“扣”就結在這裡。 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堅決執行全面整頓方針領導人萬里、胡耀邦等被罷官批鬥，教育部長周榮鑫連日遭到殘酷批鬥，在4月12日的批鬥會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對鄧小平仇視的程度，那是遠遠超過對陶鑄仇視的程度的。為防止“四人幫”唆使造反派衝擊鄧小平，4月7日，毛澤東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秘密保護起來。汪東興立即布置，讓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老8號的房子，並要參謀滕和松作一安全轉移鄧小平的警衛方案，派警衛局處長東方安排一部不顯眼的汽車把鄧小平夫婦從寬街家裡秘密轉移到東交民巷老8號，孩子們繼續住在寬街。 毛澤東如此關懷鄧小平，並不是這位大獨裁者心地善良起來，如果殺鄧小平能夠穩住局勢，讓江青繼承大統，他完全可以藉助造反派害死鄧小平，看看他害死劉少奇時那份得意，那份偽善，就可以知道。四五運動是全國性的，毛澤東不知道驅散天安門的抗議群眾後，局勢會怎樣發展？他自己已經是風燭殘年，再沒有動輒“重上井岡山”的那種豪氣。真要全國大亂，“四人幫”壓不住陣角，還得請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鄧小平的威望，經過二次復出後毛的鼓吹和整頓文革的亂局，已經是威鎮華夏。他在軍隊有深厚的基礎。……毛的權力基礎在軍隊，和四大野戰軍都鬧翻，他怕不得善終。據姚文元回憶：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 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讓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防波堤。有這道防波堤在，毛澤東就在一個安全的制高點上，他不僅推掉了餓死3755萬人的責任，而且繼續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打倒那些“走資派”的大救星。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毀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擔餓死3755萬人的責任，所以他對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澤東這種複雜的心理背景下，他選擇接班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能忠實地守住文化大革命這道防波堤，至於有沒有治國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都在其次；而生產能不能上去，經濟能不能發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個無關宏旨的“目”。他認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擔當這個歷史重任，會抓階級鬥爭，會整治那些抓生產的幹部，不計個人毀譽，誓死捍衛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夠建立，只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3755萬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淚，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 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這張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夠“託孤”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毛澤東說過許多批評江青的話。……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做等。聯繫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 其實，毛澤東真正的“親密戰友”是江青。在批《水滸》運動中，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着政治局成員的面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 “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這裡所說的所謂‘頑固派’指的是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干人。 毛澤東在上邊一講，姚文元控制的報刊緊跟，採取一家發表多家轉載的辦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紹·呂后》、《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章。說什麼“劉邦死後，呂后掌權。”……以至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之前，出現了各省紛紛寫信，擁戴江青為黨的主席的事情，中國差一點又退回到封建社會去。 ……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只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這樣一來，接班雖比較順，但把毛澤東的真面目給暴露了：他蛻變成為20世紀的劉邦，一個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辦事，我放心”後面還有話 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讓政治局討論總理人選。政治局提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是由汪東興提議的，附和的人有張春橋、姚文元和吳桂賢。討論此議題時，葉劍英、朱德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王洪文、陳錫聯、吳德、紀登奎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江青“謙虛”了一下，表示堅決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當什麼副主席，繼續當批鄧的“過河卒子”。主持會議的華國鋒認真地記下了江青的話，並要列席會議的毛遠新把整個會議情況完整地匯報給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張和江青。據姚文元回憶： “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應該等我死後。’” 毛澤東欽點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遠新激烈反對，認為華國鋒能力太低，主持個會連話都說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壓，說：“我就是要用這個沒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蕭何”了。他看中華國鋒無能力、無班底、無野心，有這“三無”，毛死後，他只能把政權交給江青，是個最理想的二傳手。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盤。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來日無多了。他不再繞山繞水，顧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後事明白交代。 據姚文元在回憶錄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 黨主席：江青； 總理：華國鋒； 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 軍委主席：陳錫聯。 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審四人幫的法庭上，當指控江青有反黨奪權的野心，攻擊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時，江青高聲叫板，把全場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大亂。江青在混亂中冷笑：“我無法無天。”陣陣鈴聲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聽席上的人們鼓起掌來。這掌聲是真心的喝彩，因為江青揭露了一個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只是一個有事向女皇請示的首輔大臣。先王對華國鋒辦事放心，不是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是得請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辦，他才放心。這時姚文元作為主犯，張玉鳳作為證人都在場，如果他（她）們把毛最後擬定的要江青當黨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公布出來，就把毛澤東的家天下的身後布局徹底揭穿了。 毛澤東最後留下的兩份“接班人”名單 毛澤東在“四五”事件後，傳位的安排又有變化。據張玉鳳回憶： “主席從（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 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我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着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iii] 毛澤東最後提出的兩個名單，把毛遠新列在首位，不讓王洪文、張春橋進常委，明顯是要拆散“四人幫”,削弱江青的勢力，讓江青老老實實輔佐准太子毛遠新“繼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見,不聽毛澤東的，堅持要自己當“女皇”。[iv] 粉碎“四人幫”前夕，軍內流傳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澤東對許世友的談話，大造反對後黨的輿論。……（略） 這個典故在軍中流傳是對粉碎“四人幫”有利的輿論。江青不能團結鄧小平共事，破壞了林彪死後毛澤東的傳位交班布局，毛覺得江青終難成事，最後決意讓准太子毛遠新繼位，擔心江青不服，會串通王洪文、張春橋鬧事，所以不讓王、張進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幫”，使江青翻不起浪來。這是張玉鳳兩份名單的來由。但這導致了後黨集團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華國鋒、汪東興和“四人幫”的分裂。毛認為毛遠新繼位是正統，憑他打下的根基，會有人像周勃“誅呂安劉”那樣，除江青後黨，保准太子毛遠新登基。 華國鋒和汪東興在葉劍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毛遠新，徹底粉碎了毛澤東復辟封建主義、搞家天下的圖謀。不管華國鋒、汪東興的主觀意圖是什麼，在中國歷史拐點上使中國沒有墜入封建主義深淵，這一功不應該抹剎。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帥帶頭擁立華國鋒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與全黨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虧一簣，最後他輸了。不管推舉誰出來當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歷史的進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論，諸如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都成了騙人的鬼話。他頭上那些耀眼的光環，諸如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人民的大救星、偉大的領袖等等也驟然暗淡下來。 編者的話： 拜讀了辛子陵先生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以大量內部史料為基礎，以嚴謹的邏輯推理為準繩，讀後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後所說：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成了騙人的鬼話。撕下畫皮，暴露出毛澤東的本來面貌！ 附：祝世華《反思錄》結束語：向黨中央進一言！ 從1993年初開始，我循着“學習—反思—再學習—再反思”這一思路，一直堅持到2008年，歷時16年。其間，分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3年初到2000年初，共7年，完成《反思錄》、《隨感錄》和《回憶錄》3本書的初稿。第二階段是2000年初到2004年初，共4年，完成3本書的修訂稿。第三階段是2004年初到2006年，又歷時近3年，完成《反思錄》（三稿）。最後是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完成《反思錄》（四稿）。每次修訂都對前一稿進行補充、修改。字數從50多萬字逐步增加到120多萬字。 這是一本用血和淚寫成的書。在結束這次修訂工作的時候，感觸萬千，千頭萬緒，總想跟黨說些什麼，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作為一個曾經對黨是十分忠誠的、心心相連的、無條件獻身於黨的事業的、解放前“地下入黨”的老黨員，經過兩次“反思”：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反思”而自覺“反叛”而身陷囹圄九載有餘，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價（詳見本書姐妹篇《回憶錄》）；第二次是在“文革”之後，主要是在離休之後，經過“學習—反思—再學習—再反思”，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總結毛澤東統治年代“專制體制”的教訓，作為歷史借鑑，寫成這本《反思錄——從當代歷次重大冤案，探索真實的毛澤東》。 從黨組織角度看，從傳統的思維定勢來看，我是以“反叛者”的身份，確切說是以“反思者”的身份來向黨傾訴的。但對我來說，在內心深處無疑是再次刺痛了從未癒合過的“創口”。 “向黨中央進一言！”思考再三，還是從“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大題目談起。 政治體制改革本來應該是與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總書記就是堅持這一觀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上。而“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在加入“WTO”，與國際接軌後，我們更加深切地悟出其中的真諦！ 不言而喻，在這一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同步跟上，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應該老老實實承認：我們原來的政治體制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而又沒有相應監督機制的“專制體制”或“人治體制”。對體制上的這一本質特徵，我黨的最高領導層是會認識到的，因為這是常識性問題。雖然，在口頭上也常講要“以法治國”、“加強法制建設”，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在實際操作上是每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這樣那樣的法律文件。如果認為按這個“路子”走下去，就可以進入“法治”社會。那不是自欺欺人，就是犯了“法盲”的錯誤。 所謂“法治”，就本來意義講，就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必須輔以“強有力的監督機制”，特別是對最高領導層或最高領導人。權力越大，就越需要加強監督。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主義社會、防止“專制體制”復辟的最基本政治特徵。反之，如果權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沒有相應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不管你打着什麼旗幟，本質就是“人治”，也就是“專制”。毛澤東作為一個極其難得的“反面教員”，已經給我們上了十分形象、十分痛苦的一課！中華民族蒙受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究其原因都在於毛澤東暴力專制體制。 “人治”或“專制”的權力機構，一旦介入講究“法制”的“市場經濟”，於是孳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而且不是“個體的”，而是“集團的”腐敗團伙，就不足為奇。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大肆吞噬人民和國家的財富。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所付出的慘痛代價。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應該承認這幾年黨中央加強對腐敗分子的打擊力度，但這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的辦法，即使“治標”還有很大局限性。這是因為在“人治”體制下，始終有一批“不受任何制約與監督”的“特權群體”，他們的老婆、孩子們，托老頭子的庇蔭，狐假虎威，胡作非為，大發橫財。法律在他們面前是軟弱無力，無所作為。這些觸目驚心、令老百姓寒心的事例，不勝枚舉。我們的最高領導層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就是對此無能為力，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實在令人費解。究竟是既得利益者（即特權群體）的阻力太大，還是本身的利益驅動，促使他們無法狠下決心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 這樣的現狀能繼續維持下去嗎？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它違反事物的發展規律。“市場經濟”越往前發展，“人治”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破壞性就越大；就越益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幾次談話中，已講透了這個問題（見本章第二節）。 隨着科技、經濟向前發展，社會整體的人文素質的不斷提高，“法治”取代“人治”，“多元化”的體製取代“一元化”的體制，說得透徹一些，“多黨相互制約”的體制（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主義的）取代“一黨專制”的體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界的先驅者顧准同志（李銳稱他是一位“站在科學的最高峰作理論思維的思想家”）在1973年寫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文（見《顧准文集》）中，作了極其精闢的、令人茅塞頓開的論證。他說： “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在這裡，他明確地提出了：用多元主義反對專制主義（一元主義）。 另一位老一代革命家、思想家李慎之在1999年為紀念建國五十周年所寫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中，對權力高度集中，而又沒有相應的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根據五十年的教訓，作了十分透徹的、很有說服力的論述。他在文中還讚賞蔣經國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與“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的舉措。 他們都是老共產黨人，從他們各自的親身政治實踐，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反對“一黨專政”！他們認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而“共產黨專政”在當年就是斯大林或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從而成為新時代的“暴君”。 現在，中國人民在經歷磨難之後，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共識：絕對的權力，在毛澤東年代導致“封建法西斯專制”，而在現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則導致“絕對的腐敗”！ 怎麼辦？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用多元主義取代一元主義！ 這是一個大題目，而且是一個大難題，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說清楚的；限於水平，也不可能說清楚。既然提出來了，那就說幾個要點： 第一，撤銷禁區，任人評說；敞開讓人民享受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民有權知道中國當代史的真相！“靠欺騙是走不遠的！”做到像彭真同志當年所說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如胡耀邦同志、周揚同志所提倡的：在探索真理途徑中，不應該有“禁區”。 第二，創造條件，進行全黨反思、全民反思。真正吸取蘇聯解體和“毛氏王朝”的教訓。找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關鍵是解決權力的監督機制問題。 第三，江澤民同志號召：反腐倡廉，從嚴治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凡要求下面做的，上頭先做出榜樣。政治局成員及其親屬，有沒有犯法違紀的。真正做到“立黨為公”，敢動真格的。不論是誰，該抓的抓，該殺的殺，決不留情。相信榜樣的力量比什麼“重要講話”，大過千倍萬倍。從而取得全民的擁戴和信任。 第四，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搞與國際接軌，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原則，來借鑑、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經驗（特別是管理的經驗）。其實，所謂“與國際接軌”本身的內涵，比“三個有利於”要豐富得多、深刻得多。而這個“國際”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既然如此，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為什麼不能在加強權力的監督機制方面，就搞一點“與國際接軌”呢？為什麼要搞“閉關自守”，沾沾自喜於自己老一套的、落後於時代發展潮流的“一黨專政”的“人治”體制呢？異想天開地想走一條：又想堅持“一黨專政”，又要建立“法治國家”的道路。這條路肯定是走不通的，因為從社發展的規律看，這條路是不存在的，是空想！道理很簡單：“一黨專政”，權力高度集中在黨組織手裡，“誰”來監督、制約黨組織的權力，特別是最高領導層的權力？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恩格斯語），這還有什麼疑問嗎？ 第五，政治體制改革確實是一個大難題，稍有不慎，就會出大亂子。“穩定大局”是發展國民經濟的前提條件；但目前的穩定局面，實際上是潛在着很多不穩定因素，吏治腐敗是其中最致命的不穩定因素；因此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長久維持穩定局面，是不行的。但操之過急，就會“欲速，則不達”。在“懲腐倡廉”方面，不妨借鑑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他們的廉政是國際公認的。香港在成立“廉政公署”前，腐敗問題也是十分突出的，而現在完全改觀，成績斐然。為什麼不能向他們學習呢？不要問姓“社”、姓“資”，只要解決腐敗問題，老百姓就高興、就歡迎！像這樣利國利民，又能緩和黨與人民之間的矛盾、緩解不穩定因素的大好事，何樂而不為！如果一時做不到，退一步講，我們的領導人是不是可以學習韓國總統金大中的精神：他的兩個兒子（次子與幼子）今年因涉嫌貪污受賄，而被依法逮捕。金大中在電視講話中，向全國人民道歉。我們國家現狀如何？老百姓並不糊塗，在私下或會上，牢騷不少，議論不少。司法部門管不了，確切說，是不敢管或無權管；有關的領導人對其犯法的妻兒，又採取庇護的態度。兩相對照，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哪兒去了？一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不是靠自己自吹自擂，而是靠政治實踐來檢驗。通過改革開放，人們鑑別政治是非的能力是大大提高了！為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聲譽，處於黨的最高領導崗位上的領導人，一定要有這種自覺性！切莫為一己私利，而毀了黨和國家的前程，實際也是毀了自己！國內外聲名狼藉的、曾經竊踞高位的李×，他的妻兒，是全國臭名昭著的吞噬國庫的蟊賊；不知面對金大中，李×有何感受？看來是無動於衷。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竟遠不如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讓人民怎麼想呢？令人惋惜的是：我們的鄧大人在這個問題上也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這是十分可悲的！在老一代領導人中，周恩來、彭德懷、胡耀邦和朱鎔基，在這方面都給我們作出了光輝的榜樣。但從整體看，不下決心狠抓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可能解決“反腐倡廉”問題的。 第六，探索實踐“多元主義”的有效途徑。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看，第三國際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他們所推行的“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相反，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工黨，採取“議會道路”、“多元主義”，實踐證明他們是成功的。評論“成敗”的唯一標準，是“社會進步或社會發展”。在他們執政的國家裡，在經濟大發展的同時，大力提高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縮小兩極分化的差距。因此，在歐洲經常有幾個或十幾個國家，通過競選，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工黨取得執政黨的地位。他們的某些有利於緩和階級對抗的政策，如縮小兩極分化和加強對勞動人民的社會保障機制，已為那些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如美國、日本）所借鑑、所利用。 第七，“一元主義”與“多元主義”，孰優孰劣，不是誰說了算，而是通過實踐來驗證，要看哪種體制更有利於社會發展，哪種體制更有利於根除腐敗。一種體制的優越性，最終是體現在“社會進步或社會發展”的速度上。人民有權選擇什麼樣 的政治體制！根據我國現狀，從“一元主義”到“多元主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快了不行，維持原狀也不行！總的目標是：加強權力的監督機制！ 目前是否可以採取在保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下，邁出如下三大步： 第一大步： 徹底解決“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問題。黨的執政黨地位與功能，主要體現在掌握好“大方向”，有一個黨中央機構就足矣！什麼條條塊塊都不要！現在的省市委是幹什麼的？是管省市政府的！政府機關有什麼職能部門，省市委就有相應的機構，多了一批婆婆，就多扯皮、多官僚主義！還得用老百姓的血汗錢，來養活這批老爺。如果廉潔的還好，多一些貪官，老百姓就更遭災！乾脆就一刀砍掉！現在省市以下各級政府的領導人都是黨員幹部，權力本來就掌握在黨的手裡；何況在政府領導核心中，還有“黨組”這一體現“黨的領導”的組織。因此，砍掉相應的黨組織，既不會影響黨的一元化領導，還可以徹底解決“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問題，徹底解決互相扯皮、官僚主義作風問題；並且可以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其實從中央到基層，設立各級機構龐大的黨組織（至少縣區鄉以上是如此），從政黨的發展史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還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以及過去的國民黨，都不是這樣的。這是斯大林專制主義的衍生物。國民黨過去也有省縣級的黨部，一是人數少，二是沒有什麼實權。他們根本不管政府部門的事。在那些國家裡，從來就不需要由老百姓來負擔這些黨組織的費用。否則，他們就不可能上台執政。 至於黨員的管理問題，保留現在的機關黨委就可以了。它的任務在於教育黨員，提高黨員的政治素質，真正起到模範作用。因此，撤銷省市委以下的黨組織，是不會削弱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邁出這一步是不該有什麼困難的。關鍵在於：最高領導層必須痛下決心。雖然有些像似傷筋動骨的“大手術”，因它涉及相當大的一部分掌握權力的“特殊群體”的切身利益，阻力肯定不小；但它向“法制建設”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有利於向“多元主義” 這一時代發展潮流的大方向靠攏！老百姓必定拍手稱快！ 寫到這裡，不免會提出這樣的質疑：這種“以黨代政”的政治格局（或體制）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在封建主義政治體制框架內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政黨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主義社會後才有政黨產生。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有三種類型的政黨組織。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二是第二國際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等）；三是第三國際的政黨（指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個政黨是通過競選，獲得選民多數的選票，從而使其處於執政黨的地位。各個政黨的運行經費是通過各自黨員的捐款或贊助，而不是依靠納稅人上繳國庫的錢。執政黨也不能利用它的權力來榨取納稅人的血汗錢，否則就會被在野黨趕下台。選民也不會答應。第二國際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等）也是如此，它也是通過競選上台執政的。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還是第二國際的政黨，不可能也不需要有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體系。留下來的只有第三國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才有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體系，這是幹什麼呢？說穿了，是斯大林獨裁專制體制的產物，由各級黨組織來直接控制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到了毛澤東年代更把它發展到了極端。 由於是“一黨專政”，沒有什麼反對黨（或在野黨）對它進行制約或監督。什麼納稅人的錢，獨裁者想怎麼花就怎麼花。誰也對他無可奈何。好像這筆錢是從他腰包里掏出來似的。由此可見，目前我國現存的“以黨代政”的格局，正是專制體制的衍生物。從這一視角看，要步入民主法治國家行列，對黨的這種組織格局必須徹底改造，它的運行經費決不能由納稅人來承擔。 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一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怎麼回事。其實，國民黨組織格局基本上是沿襲資本主義國家的，它沒有像共產黨那樣的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體系。省黨部和縣黨部對同級政府沒有任何權力干預，更談不到什麼“領導”。省、縣黨部只負責管理自己的黨務，而沒有其他職權。因此工作人員也很少。縣以下的區、鎮、鄉就沒有黨部組織。 從歷史發展進程可以看出：我國目前黨組織的龐大體系是適應專制體制的政治需要，那麼，如果真想建立民主、法治社會的今天，就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保持目前的這種組織格局，更沒有理由讓納稅人繼續養活這幫老爺們。 筆者附言： 從2007年第六期《炎黃春秋》所提供的資料（見該期第19頁），證明筆者的這一建議是完全正確的。現轉述如下： “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恆提供的情況：從1978年，中國財政支出總額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費支出卻增加88倍多。我國公務和行政開支占全國總支出的比例，是美國的3倍，西歐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支出就達幾千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囑咐胡啟立：‘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絕不可以魚肉人民啊！’以上情況都表明，我國剩餘價值的相當部分是被官員們用去了。” 官員們魚肉人民，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相當部分被官員們用去了，或者說，納稅人的錢被官員們吞噬了。 這裡再從行政管理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這一視角，來與其他國家對比： 德國（1998年） 2.7％ 埃及（1997年） 3.1％ 印度（2000年） 6.3％ 美國（2000年） 9.9％ 中國（2000年） 25.7％ （引自2008年《炎黃春秋》第四期第12頁） 作為納稅人有權利要問：為什麼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行政支出方面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呢（3倍到19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究竟體現在哪兒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養活的官員太多。記得有一份材料說明中國老百姓平均每十幾個人養活一個政府官員，比發達國家多十幾倍、幾十倍。（這是因為中國的官老爺不但人數太多，而且他們花公款很大方。） 為什麼中國老百姓要養活那麼多的官老爺？這是因為從中央到基層各級組織，黨政兩大部門各有一套班子。政府的各部門、各單位，本來就有各自的條條（指上級對口領導部門）和塊塊（指省市縣的頭頭）管着，現在除了這雙重管理之外，又加上“對口”的黨組織管理，多出了一個“婆婆”。據說這是實行“一黨專政”的需要。何況所有這些政府部門的頭頭腦腦原來都是清一色的黨員幹部，不知為什麼還要再搞一套黨組織的對口管理？機構重壘的設置，除了增加納稅人的負擔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積極的意義。 如果這一大批人都是兩袖清風，廉潔奉公，那還好辦。可惜，這樣的官員太少、太少，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利用手中的權力，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魚肉人民；在位官員輪番出國考察，已成為一種風氣；至於公車私用、競相買高級轎車，也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是貪污受賄，這在官場中可以說是相當盛行的。這是由於權力的高度集中而又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因此，貪污犯的破案概率很低，這就進一步助長了腐敗叢生的醜惡現象。在巨額行政費之外再加上這筆無法估量的貪污賬，中國的老百姓怎麼承受得了。可以說，中國的老百姓在這個世界上是負擔最重的。 筆者作為一個有近六十年黨齡的老黨員面對這一情景，痛心疾首。衷心希望我們黨痛下決心，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徹底解決上述種種弊端。否則就愧對中國的老百姓！ 第二大步： 為實實在在加強對高度集中權力的監督力度，資本主義國家的司法監督機制與輿論監督機制是值得借鑑的，這是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趨勢！怕什麼！反正老百姓是會歡迎的！因為它找到了解決“高度的權力集中”與“強有力的監督機制”的“結合點”，而又不會影響共產黨的執政黨的地位問題。這裡只不過要求任何一級領導人，都無例外地置身於法律之中，而不能置身於法律之外；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他們的監督對“反腐倡廉”有利，黨組織就不應干預。這個要求並不高，應該是能夠做到的。封建社會尚且要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惜我國的現狀是“王子犯法”可以逍遙法外。這是黨的恥辱！ 這裡引用任仲夷老一代革命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幾段話，是發人深醒的。他說： “我看政治改革還是像經濟改革那樣，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東西。……政治最根本的功用是管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是為眾人服務之事，就是為人民服務。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現在社會比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也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逐步取得了這些成就的。我認為，這是人類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參考借鑑。” 任老在談到借鑑西方政治文明時說： “現在我們的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 司法和行政等幾種權力的相互制衡，本質上是一種制約權力的手段。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他們這種權力制衡權力的制度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有效。……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任老對“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政治體制，持完全肯定的態度。他說得好：“這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產階級專利。”這是杜絕專制獨裁體制的剋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也是根治吏治腐敗的一種極其有效的機制。 可是直到現在為止，我黨最高領導層還是把這種“三權制約”的體制看成是資產階級的體制，拒之門外。理由是不合我國的“國情”。而所謂“國情”，實質就是根深蒂固、沿襲幾千年的專制體制。 我黨最高領導層之所以拒絕“三權制約”的體制，也許還有其他更複雜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決“一黨專政”與“三權制約”之間的矛盾。這當然是一個大難題。 在目前體制下，黨是領導一切部門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也就是權力高度集中於黨組織，黨權高於一切，而這個黨又是通過什麼樣的組織機構或什麼樣的途徑，受到制約與監督呢？沒有，一點兒也沒有。據說是由民主黨派來行施監督，這是一種自欺欺人之談，除了白痴，誰也不會相信的。因此，這個難題非解決不可。 為此，任老還說： “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塊還未被很好開墾、但遍布荊棘甚至‘地雷’的處女地——政治體制改革。這是繼任者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關於如何解決輿論監督機制問題，這是真心實意想建立“法治社會”所絕對不能違避的課題。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懂得：在“人權”中，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通過輿論工具實施的。公民的知情權、監督權，也是通過輿論工具得到保障的。在目前設置“禁區”的前提下，公民的這些基本權利統統都被剝奪了。 在這一背景下，就根本談不到什麼“輿論監督”的問題。但是要真正邁向法治社會，這個問題也是非解決不可的。 “開放報禁”這是唯一的途徑！台灣蔣經國能做到的事，我們共產黨人怎麼就不敢去做呢？ 只要“報禁”一開，至少腐敗現象就能比較徹底根除。因為腐敗分子是最怕見陽光的，只要一旦被曝光，他們就無藏身之地！ 第三大步： 關於“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對高度集中權力的監督機制問題時所不能迴避的問題。這是解決“高度的權力集中”與“強有力監督機制” 的又一個“結合點”！ 我們黨十分欣賞：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長期共存、政治協商、榮辱與共”的關係（與毛澤東暴政時代相比，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但畢竟沒有跳出“人治”的圈子）；並且認為這是維護政局穩定的成功經驗。從徹底解決對“執政黨”的監督機制這一角度來看，這恰恰是一個“不成功”的經驗，是一個“誤區”。為什麼這麼說？這是因為我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解決對高度集權的“執政黨”的監督、約束機制，這也是檢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成敗的核心問題。因此，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為“在野黨”的民主黨派對執政的共產黨的監督作用問題，是一個急待解決的課題！ 現狀如何呢？在黨中央作出重大決策（包括重大的人事安排）之前，找民主黨派人士開一個會，通一下氣 說是“政治協商”，大家表一個“態”，就算解決了。彼此都是一個聲音，一個調子，都習慣於“講大話”、“講官話”。不僅黨派之間如此，連共產黨內部的上下級之間也是如此！有一句名言：“千士之諾諾，不如一人之諤諤”，在我國政壇上就是缺乏“愕愕”之聲。或者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是一個道理。 從歷史根源講，這是毛澤東通過“暴力”逐步形成的一種社會風氣；在那個年代， 誰要敢於說一個“不”字，就有滅頂之災。這種社會風氣一旦成為一種傳統，就難以根除。如果最高領導層還欣賞這種傳統，那就可怕了！如果民主黨派敢於向黨提出不同的意見，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提出反對的意見，那才是好事；說明他們真正起到 “監督”的作用。現在就怕他們“惟惟諾諾”，有意見也不敢提。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黨內尚且如此，何況民主黨派。 2008年《同舟共進》第4期刊登一篇題為《參政黨如何成為諍友》一文，其中所附的內容提要，立論嚴謹、精闢，言簡意賅，擊中時弊。特轉錄如下： “各民主黨派一天不成為敢於監督、能夠監督的主體，中共在中國政治舞台唱‘獨角戲’的局面就一天不會改變。這不僅不利於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統一戰線的發展，也不利於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 要解決這個難題，關鍵還在於最高領導層首先要改變自己的“傳統思維定勢”，使民主黨派成為加強“監督”的“工具”或“機制”，而不是“政治協商”的“對象”。着眼點在於盡全力加強監督機制！千方百計避免由於“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這一客觀規律而受到的懲罰！ 以上“三大步”是在保持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前提下邁出去的。其根本目的在於探索如何加強對高度集中的權力的監督機制。 如果連這樣一些監督機制都害怕，只是一心想保持“權力的高度集中”，而根本不考慮 “權力的監督機制”問題。 對不起，那就等待客觀歷史發展規律的懲罰吧！這決不是什麼“危言聳聽”，而是一個老黨員經過“反思”後發自肺腑的心聲！願我們的黨中央當機立斷，作出決策！ 以上幾點窺管之見，聊表一個受黨幾十年教育、培養並成長起來的老黨員的一片赤誠 之心。別無他求，只希望我們的民族能早日振興！我國的人民能早日跨入法治社會！我們的祖國能早日步入國富民強的發達國家的行列！ 杜牧在《阿房宮賦》有一句名言：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這難道不是千古警訓嗎？謹望三思！ 附： 李銳《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想法》 李銳《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意見》一文，是他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寫成的。此文發表在《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上，並作為該刊的首篇重點文章，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代表部分關心我黨政治體制改革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聲。筆者完全贊同李銳同志的觀點，為此全文轉錄於後。 ＊ ＊ ＊ ＊ 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作為一名入黨已過七十年的老黨員，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積極成果，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國、國家富強、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貢獻。 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未緊緊跟上去，拉了經濟建設的後腿，國家進步顯跛足前行之象，危機叢生。因此，關於黨對國家領導的性質和方法，我個人以為應該有進一步的反思和認識。 陳獨秀在1942年去世前寫的文章里，批評斯大林的專制獨裁時，曾經這樣談到民主問題：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兇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 “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以前，一直把反封建專制列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奪取政權以後，遺憾的是我們淡化甚至拋棄了這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從“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剝奪資本家直到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意識形態領域定於一尊的同時，全面地壟斷了國民經濟。接着更進一步進行所謂“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動反右派鬥爭，剝奪了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繼而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反右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總計全國挨整人數上億，整死餓死人數千萬。除生命和財富的巨大損失外，更有精神財富的巨大損失，知識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個知識界成為“臭老九”，……社會道德淪喪，真令人痛心之至。這是民主和權力制衡體制未能建立的慘痛惡果。我總記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醫院中和老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覆職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 “誰能監督毛澤東呢？” 過去發生的這些問題，以及當前存在的一些危機，我以為首先起源於我們黨的內部。我們黨現在是執政黨，中國要從根本上杜絕發生上述問題的根源，就必須進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黨的“特權地位”。從當前來說，我黨首先要帶頭模範地執行憲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公民權利，以便使我黨接受來自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保證執政的權力不被濫用（編者註：從胡錦濤所作的“十七大”的主題報告看，似乎迴避了這一至關重要的課題。如何解決對執政黨的監督機制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儘管難度極大，但卻是絕對不能迴避的。否則所謂“憲法”只能存在於紙面上，根本談不上“憲政”。）關於黨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見書中有過五點建議，現在仍就此作三個方面的說明。 （一）要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是科學歷史觀。從戰爭年代到執政以後，從理論到實踐反思“專制體制”的過程及其後果，這仍是我們尚未完成的一項巨大任務。（編者註：這個建議提得好！“十年浩劫”已經過去30多年，迄今為止，始終沒有對“專制體制”進行認真的反思，留下了極大的遺憾與永遠難以彌補的損失！） 在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歷史決議，是為了否定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從而樹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他本人的領導地位。但對內戰時期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等錯誤，都未涉及。 第二個歷史決議主要總結“文革”十年，雖然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但仍過分強調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嚴重錯誤，我以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總結，而且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又一直把它們劃為禁區。這樣就不可能從那些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里吸取有益的教訓。（編者註：只要有“禁區”，所謂“民主、法治”，只能是空談。） 比如，反右運動就是很值得回憶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黨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紹北京大學學生在反者前夕“鳴放”的情況。當時學生們在校園中張貼的大字報，或要求“確保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統治方法。” 北大學生當年講的這些話是發人深省的。當年如果不反右派，我黨採納了他們的這些意見，那我們國家不是早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了嗎？建國後我們的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了無比慘痛的教訓。我們只要認真地加以總結，就必定可以轉化為非常寶貴的財富。恩格斯說過： “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二）我以為我黨的改革是中國現在所有改革成敗的關鍵，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因為我黨處於國家政治生活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執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專制型政黨，轉變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國家的現代執政黨，這是我們還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這個轉變可說是黨自身的一場革命。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壯大，帶來各方面的變化和進步，已為這場革命準備了經濟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1980年鄧小平所作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曾尖銳指出： “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 十三大政治報告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方案，並開始付諸實施。鄧小平後來還說過：“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 我認為1980年鄧小平這個報告與十三大的政治報告這兩個文件，仍然值得我黨繼續學習，並制定出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為了改變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我在十六大書面建議中曾提到，應由人大制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切實履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承諾。執政黨自然要對國家進行領導，但它實現領導的途徑，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張的正確性，通過黨員活動，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規和政府行為。因此，各級黨委及其設立的各種機構，無權越俎代庖直接管理黨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統應該獨立，不該受政黨的直接干涉。黨的宣傳部門也無權直接控制政府和社會有關言論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權制的事務。黨的各級紀檢機構應該與黨委平行，不應由同級黨委領導，不應直接插手國家監察部門的工作。（編者註：不妨對照“十七大”以後的管理模式，基本上還是保留原來的，紋絲未動，各級黨委還是統管一切部門，積習難改，真是無可奈何！？）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制度，應從差額選擇發展到逐步實行競選制，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 現在每年有以多少萬計的貪污腐敗、違法亂紀案件，貪污腐敗已擴散到學校和醫院，種種統計數字，令人驚心動魄。官員腐敗如此普遍，主要是權力失去強力制約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強教育自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嚴肅處理腐敗案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治標還要治本。必須變專制型體制為實施憲政的民主體制。這應該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我衷心希望黨的改革在上述兩個文件的指導下穩步前進（編者註：諤諤之言，金玉良言，不知最高決策層是怎樣考慮這個問題的？） （三）尊重憲法、實施憲法，就要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宣傳憲法、學習憲法，使之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建國以來，我們修改和公布過七次憲法，實際上往往是徒具空文。錦濤同志接任總書記後，第一次講話就着重談憲法，給人以莫大的希望。…… 尊重憲法，實施憲法，我建議首先開放言論、新聞、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聞出版法》；進一步轉變我黨宣傳部門的職能，使之成為促進思想解放、保障實施憲政、維護公民自由權利的部門，而不再是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的監管控制部門。（編者註：現實管理體制就是如此，再講什麼民主、法治，除了欺騙，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社會怎樣和諧？“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進的力量。”……我黨宣布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築和諧社會” 的治國方針。這樣，就應當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體制。錦濤同志最近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要我們全體黨員大力宣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八個字。這是同他在黨校講話中四個方面的堅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寶同志也在200名中外記者會上莊重地說：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要保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制，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編者註：胡、溫兩位最高領導人從執政五年來的業績看，是深得黨心、民心，網上好評如潮。有人稱之為：“他們是咱們的人。”無疑他們是想順應時代發展的主潮流，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富民強的社會主義強國。） 錦濤同志和家寶同志這些講話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領導同志都在考慮政治體制如何改革的問題。大家盼望將這些講話逐步落到實處。（編者註：關鍵在於落實胡、溫兩位的政治理念。但現實的情況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太大！李銳老在七大前夕發表的這篇文章所提出的切中要害的、蘊含着一片赤膽忠誠的逆耳之言，基本上被束之高閣，未被採納，就是明證！） 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又逢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國現在又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時機。各方面包括深化經濟改革，都督促我們快點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實施憲政的康莊大道。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大好時機，時不我待，機不再來。讓我們認真解決一百多年來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的憲政大問題。……。過去我們擺脫不了專制傳統，為“權威主義”所左右，以為制服“一盤散沙”，就靠“有人說了算”，總是擔心一旦落實公民權利，開放了言論自由等，就會亂套，社會就不能穩定；於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大政方針，形成了穩定壓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會添亂，只會促進社會的穩定。這已為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實施憲政，走改良主義道路（英語中“改良”和“改革”是一個詞）的成就所證實；尤其社會黨執政國家成效更為顯著，從而第二國際戰勝了第三國際。（現在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黨和組織168個，有50多個成員黨在其國內執政或參政。）當然，各國有各自不同的情況，他們的模式與經驗，我們不應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們的許多經驗，我們可以借鑑。我們在這方面有重大的歷史教訓，也應該認真總結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這些看法，凡屬年屆耄耋的老黨員，尤其“一二·九”運動的一代大都會同意的。因為我們當年入黨，就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為了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而奮鬥啊！（編者註：筆者在解放前的反蔣鬥爭中參加地下黨，也已步入耄耋之年，這就意味着筆者也是按照這條路子走過來的。因此，對李銳老所言感受特別親切。） 我吃了91年的飯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沒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話別詩中有聯句： “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 過九十歲生日時，又做了一首自壽詩： “來到人間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煙。曾經實踐五不怕，留得頭顱擱鐵肩。” “鐵肩”有點自吹自擂，由於“雙肩”不合平仄，用了個“鐵”字，這也是一種自我激勵的話。 主要參考書目 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 廖蓋隆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2．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總論·人物》 廖蓋隆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5月 3． 《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 姜華宣等主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年2月 4． 《周恩來傳》（1949～1976）（上、下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2月 5． 《劉少奇傳》（上、下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8月 5．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上、中、下冊） 黃崢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8年10月 6． 《列寧選集》（第一、二、三、四卷）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 人民出版社 1960年4月 7． 《鄧小平文選》（第一、二、三卷）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8． 《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 張佐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9． 《劉少奇在1961年——渴望真話》 張步真著 珠海出版社 1998年9月 10．《劉少奇在1966》 師東兵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11月 11．《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毛毛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6月 12．《彭德懷傳》 《彭德懷傳》編寫組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3年4月 13．《中國元帥賀龍》 水工著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5年1月 14．《劉少奇與毛澤東》 唐振南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 15．《毛澤東與彭德懷》 李永著 遠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 16．《國防部長浮沉記》 馬輅等著 崑崙出版社 1989年8月 17．《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上、下冊） 張樹軍等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年4月 18．《中華人民共和國演義》（上、中、下卷） 張濤之著 作家出版社 1997年4月 19．《紅色檔案——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紀實》 曹英著 改革出版社 1999年1月 20．《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中共歷史轉折關頭》（上、下冊） 李劍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3月 21．《“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冊） 嚴家其等著 潮流出版社 22．《“文化大革命”簡史》 席宣等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年7月 23．《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秘書手記》 李銳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24．《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戴煌著 新華出版社 1998年5月 25．《顧准文集》 顧准著 26．《隨想錄》 巴金著 三聯書店 1987年9月 27．《牛棚雜憶》 季羨林著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4月 28．《思痛錄》 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8年5月 29．《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 李銳著 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8年10月 30. 《李慎之文集》（上、下集） 李慎之著 31. 《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 李銳著 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2003年11月 32. 《劉少奇與毛澤東》 葉永烈著 遠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3. 《周恩來與毛澤東》 葉永烈著 遠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4. 《林彪與毛澤東》 葉永烈著 遠方出版社 2004年11月 35.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高華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36.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張素華著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1月 37. 《晚年周恩來》 高文謙著 香港明鏡出版社 2004年4月 38. 《歷史大趨勢》 強劍衷主編 香港新苗出版社 2006年6月 39. 《往事》 丁弘、孫雋紀念冊 2006年3月 40．《歷史履痕》 丁弘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年1月 41. 《探訪陳獨秀》 丁弘著 2004年3月 42. 《法治大手筆》 強劍衷主編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司 2007年10月 43．《文化大革命全集紀實》 師東兵著 中共黨史出社 2006年 12月 44.《法治大手筆》（續編） 強劍衷主編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2月 45. 《千秋功罪毛澤東——紅太陽的隕落》（上、下） 辛子陵著 香港書作坊出版 2008年6月增訂注釋本 （電子書） 46. 《墓碑》 楊繼繩著 （電子書） 47.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電子書） 48. 《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 （摘自“電子刊物”） 49. 《李銳談毛澤東》 李銳著 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50. 《吳法憲回憶錄》（上、下）（第二版） 吳法憲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7月 51. 《歷史的真象——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 （摘自“電子刊物”） 52. 《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上、下）（第七版） 王若水遺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7年9月 53. 《改革歷程》（根據趙紫陽講話錄音整理）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54.《反思泉》 ——從當代歷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澤東 祝世華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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