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星光》

第一部　没有被发现的星光

第七章　老师的风采

    郭影秋校长提出“坐下来，钻进去”以后，南京大学的气象系终于渐渐恢复了大学应有的模样。清晨，学生们夹着书本穿过校园，教室里重新响起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林远舟曾以为，进了大学便可以天天这样上课；直到折腾了大半年，他才懂得，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一位好老师讲授知识，竟也是一种需要争取的幸福。

    那时候的教学楼并不气派。南草房一带的教室简陋，夏天闷热，冬天透风，课桌上留下前几届学生刻的字迹。可是老师一走上讲台，教室便仿佛变了样。有人带来满黑板的方程，有人只拿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讲稿，还有人把天气图挂在前面，让学生们从弯弯曲曲的等压线里辨认天空的运动。林远舟渐渐发现，一门学问的尊严，并不靠房屋的外观来维持。

    最让他敬重的，是徐尔灏教授。徐先生有留学英国的经历，讲动力气象学时，衣着整洁，言辞从容，板书也一丝不苟。方程从哪里来，适用于什么条件，又在什么地方可能失效，他都不肯轻轻带过。有时同一道问题，他会换一条思路重新推导，让学生明白，数学不是一套必须背熟的咒语，而是可以从不同道路走近同一个物理事实的工具。

    第一次听徐教授完整推导大气运动方程时，林远舟的笔记写得很快，写到后面却停了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记住了每一个符号，却没有真正弄清楚其中的物理意义。课后，他捧着本子走到讲台前，等其他同学问完，才把那个问题小心地提出来。徐教授没有嫌他问得浅，只是重新写下几项量，耐心指出哪些是假设，哪些是由假设得到的结论。远舟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想着这番解释，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奇妙的快意：原来不懂并不可耻，装作懂了才会使人永远停在原处。

    黄士松教授的课堂则是另一种气象。他讲天气学时精神饱满，手势随着气流的走向在空中挥动，讲到关键处，总爱问一句：“你们懂了哇？清楚了哇？”有时全班答得整齐，他仍要挑出一幅天气图，让大家说清锋面为什么会这样移动。学生们起初怕被点名，后来却渐渐喜欢这种紧张：谁也不知道下一张图会出现什么，但人人都想试着从纷乱的云雨中找出秩序。

    苏清岚在这种课堂上尤其认真。她中学时成绩常在年级前三名，数学和物理基础好，推算题做得既快又细，只是心里始终留着一个未曾实现的愿望。她父亲行医，母亲做过助产工作，小时候看惯了家里谈论病人、药方和接生的事情，原本想报考医学。填报大学志愿时，老师劝她说，既然数理成绩这样好，不妨试试对数学、物理要求较高的气象专业。她听从建议来了南京，却并没有立即爱上这门学问。

    有一回下课，两人沿着走廊往外走，清岚忽然问：“你说，云为什么偏偏值得我们花五年去研究？”远舟一时答不上来，只好搬出老师讲过的几句大道理。清岚听了笑道：“你这是把课堂笔记背给我听。我问的是你自己怎么想。”远舟被她问住，嘴上却不服输：“那你又为什么来学气象？”她收起笑容，沉默片刻才说：“因为有人说我适合。可是适合做一件事，和真心想做一件事，未必是一回事。”

    这话使远舟很久不能忘记。他原以为清岚总是嘻嘻哈哈，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直到那天才发现，她的笑声后面也有认真而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想安慰她，又怕说得太像劝导，只得半开玩笑地说：“等你把天上的云都弄明白，也许就不想给地上的人看病了。”清岚斜看他一眼：“你倒会替人安排前途。”两人说着又斗起嘴来，可远舟知道，自己已经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

    气候统计课上的么枕生教授，又给他们上了另一种课。么先生不大修饰仪表，讲起统计方法却极讲究定义与条件。他不许学生因为算出一个漂亮的数值，就忘了追问资料从何而来、样本是否可靠。一次有同学把几组数据平均后得出一个结论，他只问了几个问题，便让全班看见那个结论站不住脚。远舟把这些话记在本子边上，后来再看某些声称取得“伟大成果”的数字，心里便多了一层警惕。

    在其他课程中，林远舟也渐渐认识了许多不同性情的老师。王德翰讲气象学入门时，善于从每天都能看见的风、云和雨讲起，让初学者相信抽象理论与生活并不遥远；朱炳海的讲授沉稳而克制，偶尔露出的一点疲惫，使学生隐约感到教师也有难以言说的处境；傅抱璞谈野外观测时，则常常提醒大家不要把现成方案当作不可更改的真理，真正的地形和天气会不断向书本提出问题。

    傅老师曾带领学生参加长江三峡地区的气候考察。远舟记得，在山地布设观测点时，书本上整齐的剖面线一旦遇到陡坡、江流和村落，便不再整齐。大家要爬山，要记录，要与当地人商量借用地方，也要在夜里按时起身观测。傅老师有时说着说着带出一句口头禅，同学们背后学得惟妙惟肖，见了他却仍旧恭恭敬敬。因为大家都明白，老师让他们看到的，是气象学真正落在大地上的样子。

    大学的课程并不总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向前推进。远舟先学天气，后来转入无线电气象，再转向大气物理。无线电气象刚开设时，师资和教材都不齐全，一些课程只好到物理系去听。鲍家善教授的课，使他第一次感到电子学也能成为认识大气的工具；助教吴培亨年轻而认真，回答问题时总愿意把电路中看不见的变化解释到学生能够想象出来。专业几经调整，学生们不免抱怨，可远舟也从中发现，学科之间并没有学校课程表划出的那样坚硬的墙。

    他们并不知道，几十年后，遥感仪器、无线电信号、计算机和空间资料会在新的研究中交汇。对当时的林远舟来说，眼前最迫切的事情只是把每门课学懂。他有时觉得自己像在一条不断改道的河流里划船，刚摸熟一段水势，前面又出现新的弯道。好在老师们对知识的认真，给了他一种可以依靠的尺度：专业名称会变，课程安排会变，唯独求证的工夫不能省。

    王彦昌老师讲流体力学和大气湍流，常把学生带到更难的地方。他说到流体运动时，不满足于让大家照着公式计算，还要求他们想象空气怎样在地面附近翻滚、混合和扩散。远舟起初觉得那些看不见的涡旋难以捉摸，后来越学越入迷。风不仅有速度和方向，也有细微而连续的摆动；看似杂乱的变化，或许能够从长期而细致的观测中找出某些规律。这个念头当时还很模糊，却像一粒种子，悄悄落在他心里。

    有些老师的名字，学生们记住，是因为一门课讲得好；另一些老师，却因为课堂以外的片刻而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有人为了学生的一道题留下来多讲半小时，有人批改作业时连推导中省略的一步都不肯放过，也有人在政治风向紧张的时候，仍尽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回书本和实验。年轻人未必知道老师们各自承担着什么，只知道他们走上讲台时，仍然希望把一生所学认真交到下一代手中。

    林远舟曾在宿舍里同几个同学争论过，究竟什么才算一位好老师。有人说是考试题出得公道，有人说是讲课不照本宣科，还有人说最好能给学生留下充足的复习时间。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清岚正好来找人借书，听了几句，便笑着插话：“我看最好的老师，是能让学生下课以后还想自己去弄明白的人。”远舟原想反驳，想了一会儿，却发现这句话说得很准。

    清岚的字写得漂亮，钢笔、毛笔、粉笔都拿得出手。远舟担任宣传委员以后，常常由他写稿，再请她抄到年级黑板报上。黑板报究竟有多少人看，两人谁也说不清；可是她写字时专注的神情，远舟看得十分清楚。他有时故意在稿子里用一个生僻词，等她来问，便可以多说几句话。清岚偏偏不肯让他得意，写完最后一行，把粉笔放回盒里，说：“你下次最好把句子写通顺些，省得我替你改。”

    有一天傍晚，黑板报刚抄完，远舟见她把一行标题擦了重写，便问为什么。清岚说：“前面那个字歪了，整行看着不舒服。”远舟笑她太讲究，她却认真回答：“既然写了，就应该写好。没人看，也不能自己糊弄自己。”远舟望着那一行端正的字，忽然想起徐尔灏教授反复推导的方程、么枕生教授追问的数据来源，以及王彦昌老师不肯放过的细小疑点。他发现，严谨并不只在实验室里，也在一块少有人驻足的黑板上。

    当然，校园并非只有安静的课堂。大跃进留下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政治学习仍占去不少时间，社会上的饥饿也渐渐侵入学生的日常生活。食堂里饭菜稀薄，宿舍里有人夜间饿得睡不着，图书馆的灯光却照常亮着。老师们站在讲台上讲述大气的运动，学生们在纸上推算云和风的变化；窗外的世界正在经历另一种难以预测的风暴，而他们尚不能完全理解那场风暴会把多少人的命运卷进去。

    一次课后，远舟远远看见徐尔灏教授沿着校园小路走去，身影被傍晚的树影切成明暗两半。他忽然想到，自己总把教授们当成知识的化身，却很少想过他们也是有家庭、有忧虑、有过去和未来的普通人。那时的他当然不会知道，往后的岁月将怎样改变某些老师的命运。他只觉得，若能像这些老师一样，认真研究一个问题，把道理讲清楚，便不枉来大学读这五年书。

    多年以后，林远舟回想南京大学，最先浮现的并不总是宏大的建筑或热闹的集体活动，而是一些极平常的画面：黄士松教授在天气图前扬起的手，徐尔灏教授落在黑板上的粉笔末，么枕生教授盯着一组数字时微微皱起的眉头，王彦昌老师讲到湍流时在空中划出的曲线，还有苏清岚站在黑板前，一笔一画写下的端正标题。那时候，他们都相信，只要肯坐下来，钻进去，便能在知识的世界里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路。至于这条路后来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曲折，那是他们尚未读到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