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棒型”政府？or“胡蘿蔔型”政府

在亂花迷人眼的世象面前，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這是一個個性釋放的年代，個人、組織、市場結構和國家制度，呈現出多元發展、百花齊放的景象。比如CD，73分鐘的唱片，只有一首曲子是你喜歡的，但是，你不能“分割”唱片，為了自己喜歡的那一首曲子，你必須照單全收，CD 盤上的其他曲目就像是搭售給你的一樣。不過，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眼下的做法是個人定製，你可以通過E-mail，向唱片製作商定購你需要的唱片。這張唱片只包含你自己喜歡的歌曲，它可能是很多歌手，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風格不一，有拉丁也有歐美，還有陝北民歌等等。很多有關網絡經濟、電子商務、新經濟的文獻是這樣描繪的，可是，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那家公司出售這樣的CD，盜版者自力更生私自加工的CD除外。

退一步說，CD的個人定製如果在經濟上可行，有利可圖，也是“標準化”、“同質化”的產物，CD的存儲格式、長度、讀寫方式、尺寸，奉行的是SONY的標準，幾乎所有的工業產品都繞不出這個圈子。Dell首創了“個人定製”的概念，也是以概念換美元的教科書式的經典。可是，揭開Dell的外殼，裡面是一系列OEM產品，Intel的CPU、IBM硬盤、台灣的主板顯示器、新加坡的聲卡。消費者從Dell定購的僅限於機箱和“個人定製”的概念。

Dell被企業界和管理學者推崇，原因也在於此。為什麼看上去什麼什麼都沒有，作上去卻很來錢，而其他尾隨者、效仿者卻沒有一例是成功的。Dell 的精髓是標準化、開放性，作在實處；個性化、定製，營造的是概念和氛圍，玩的是虛擬。Press鼠標，填幾張表格，一個星期之後，量身定做的PC就送到你家門口，好像Dell為你打造了一台計算機，感覺確實不錯。這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這樣的情景，領導人輕輕按下汽車生產流水線的總控開關，30秒鐘後，一輛嶄新的小轎車緩緩下線。領導人都樂意參與這類竣工慶典，並不是以為自己掌握着芝麻開門的奧秘，而是“輕輕一按”，是“尊崇無限”的另一種表達。Dell給與消費者的就是這樣一種“一切盡在掌握”的尊崇，換句話說，Dell把自己生養的孩子，說是消費者的“私生子”，你自己的孩子，還能夠說三道四，橫挑豎撿嗎？由是，消費者滿意了，Dell的生意也就做活了。

邁克爾.D.伯頓教授的《大話管理100年》，列舉了管理世界曾經流行的11個關鍵詞：標準化、目標管理、人本管理、質量管理、信任授權、品牌經營、規範管理、創新、企業文化、學習性組織和公司再造。“標準化”列在首席。很多人把時間花在閱讀當前的表象和預測未來，卻從不花時間了解和分析表象背後的實情。“標準化”就是這樣一個被並不久遠的歷史和表象掩蓋的最為重要的概念。

放眼望去，“標準”和“標準化”覆蓋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樣的產品、一樣的流水線，從原材料產地到研發中心，再到零部件組裝加工，跨過數千公里的海洋，在偏僻幽靜的邊陲小鎮，和繁華都市的超級商廈，發售着來自“洲際標準化工廠”同一版本的商品------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全球化經濟村落。

不僅如此，企業組織、市場結構乃至國家制度也在醞釀一個“一統天下”的國際化版本。最近，許多學者指出，經濟制度的演進已經“山窮水盡”，這並不是什麼悲觀厭世的消極語調，而是說，經過上個世紀90年代新經濟泡沫的漂洗，以及911事件的摧殘，還有世通公司、安然公司倒閉和華爾街醜聞的震撼衝擊，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引擎始終巍然屹立，足以實證這個“市場架構”是社會經濟制度的“終結版”，奉行市場準則和準備向市場制度靠攏的國家可以免費克隆這個版本。

很多人相信市場制度的魅力，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所創造出的力量，比以往歷代的總和還更巨大……它所創出的奇蹟，遠超過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競技場，或是哥特式大教堂；它所從事的征服，使從前各國的移民與十字軍東征都顯得微不足道。這些話是馬克思在1848年說的，寫在共產主義的聖經《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不是市場經濟的信徒，而是資本主義的敵人。

還有一段原文照抄在這裡：在最短時期內完成最大進步的，不是組織最嚴密的社會，也不是天然資源最富的社會，而是人民獲許自由創造、競爭和建設；人民獲許自由思考、自由作經濟決定，及從負擔風險中取得利潤報酬的社會。美國深信獎勵制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自由人建立自由市場，可促成人人獲益之發展。這是最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總統里根，向擁有最多民眾的國家——中國發出的一種聲音。1984年4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里根對市場經濟的奧妙作了上述闡述。

可是，有一個問題令人困擾——同樣奉行市場經濟，結局卻大不一樣。有的國家從此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有的國家卻步履維艱，百病叢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比如南美洲的阿根廷，20世紀初，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稱為南美洲的巴黎，物產豐饒，土地肥沃，風景優美，生活舒適，數以萬計的歐洲人移民到阿根廷，享受南美洲熱力四射的陽光和拉丁風格的異國情調。但是，自從70年代軍政府下台，民選總統執政並推行市場化經營以來，阿根廷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財政赤字越積越高，銀行倒閉，儲戶擠兌，經濟生活到達崩潰的邊緣。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可以拯救阿根廷足球，卻挽救不了日益衰退的阿根廷經濟。

“市場經濟”的兼容性頗受質疑。為什麼相同的制度設計，在這樣一個國家通行無阻，取得正向的、積極的社會效果，而在資源、人力、經濟狀況類似的國家，卻出現截然相反的結局呢？阿根廷的情形如此，同樣的質疑也發生在東歐和前蘇聯。大部分轉型的東歐國家經過短期的“陣痛”都漸漸駛入了穩步增長的軌道，而解體之後的俄羅斯卻是另一種日暮途窮的景象。

這樣一種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的經濟事實，引起了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有人認為，前蘇聯、東歐以及中國大陸所展示的空前的經濟變革為轉型經濟學的創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最近幾年發表的經濟學論文，相當數量是以“轉型”、“轉軌”、“制度變遷”為關鍵詞進行研究的。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完全相同的經濟現象，卻有一正一反兩個門派的解釋，每一個門派都不是孤家寡人，都擁有眾多信徒和吶喊助威者。

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信奉者，包括在政治上倡導“新權威主義”的一些人斷定：市場這種“天然”的制度設計，遠沒有達到人類智慧所期望的水準和高度，俄羅斯的經濟陷入困境，原因就在於其放棄了曾經行之有效的“計劃——命令”體制，而“休克療法”更加劇了這種創痛，“看不見的手”沒有將俄羅斯拯救出經濟漩渦，而是把已經失去平衡的經濟體系拖進了深淵。阿根廷的情況大致如此。還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思想也被這一門派混合進來，藉以說明：一個強有力的、父權式、威嚴卻英明的政府是改善經濟狀況的關鍵。

反對派說，俄羅斯經濟狀況的混亂，並不是“休克療法”開錯了方子，抓錯了藥，而是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矛盾叢生、黑道人物橫行的國家，短時間的經濟衰退是轉軌必然付出的代價，計劃——命令這架舊機器被打碎之後，因為時間遲滯的緣故市場機器還沒有運轉起來，磨合期一過，一切都會好起來——“麵包會有的，黃油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經濟世界的混沌不清，使得許多似是而非的言論也很有市場，在解釋“轉軌”經濟和“轉軌”國家的經濟現象時，正反兩派的意見都可以稱為“局部的真理”，可是只有“絕對的真理”有快刀一樣的鋒利，糾結纏繞亂作一團的經濟“死結”會因之而條分縷析——這個絕對的真理就是“納什均衡”。

出於自我利益的計算，落入警察之手的囚犯會陷入“囚徒困境”——在互不串供以及司法獨立公正的前提下——這就是納什均衡。這個均衡態是自陷的，就是說，博弈雙方如果遵從“理性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就一定會落入“均衡陷阱”中，而沒有其他路徑可以選擇，就像經過黑洞的物質微粒，無論微粒沿着怎樣的軌跡飛行，最終的歸宿總是被能量巨大黑洞所吞沒。

在實際生活中，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人如果一定會受到懲罰，或者，也不能期望所有違反規則的人被一網打盡，至少逃避懲罰的概率很低的話，“好的”市場經濟就會因此而確立。納什生活的美國以及他所熟知的已經確立完善經濟、法律制度的英德法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屬於“好的”一類市場經濟國家。納什的論文“淨化”了其研究問題的環境，警察的廉潔、司法的公正高效以及囚犯串供之不可能是默認的約束，而現實的情形卻超出了納什均衡所設想的狀況。

實際上，“好的”市場經濟體制最早是由英國確立的。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指出，19世紀以後，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工業產品、科學技術及教育水準在近200年的時間內世界領先，根本的動力不是蒸汽機，也不是技術革命引發的生產力的提高，而是英國率先實行了“好的”市場經濟制度。這些制度包括限制國王的權力，議會享有最高立法權，國王不能隨意干預國家的經濟生活，私有財產得到有效保護，隨之，英國頒布了旨在鼓勵發明創造的保護專利和著作權的法律，官僚集團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特權階層，行政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進一步得到保障，政府在市場結構中的分工僅限於“守夜人”這樣一個“重要”角色。

人們習慣於對“守夜人”職責的輕描淡寫，認為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實際上，要使市場有秩序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保護產權不受強勢侵害；還要保障合同的公正實施；還要做適當監管，保障競爭的秩序。經濟史學家認為，歷史上大多數國家——今天還有許多國家的政府完成不了“守夜人”應該完成的任務。因此，並不是把政府推到一邊，市場經濟就自然是好經濟了。沒有制度約束的經濟人，都是機會主義者，企業家並不是天生就是偉大和高尚的，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約束下，企業家才能使得他們的行為在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而沒有減少了社會上其他人的福利。

這就是說，“好的”市場經濟的標誌是，是否懲戒了經濟活動中的“搶劫行為”，如果大部分的“囚徒”都落入了“囚徒困境”，偷盜不僅不能快速致富，還要帶來牢獄之災的話，整個社會的價值預期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向。不過，經濟活動中的“搶劫”並不是一目了然的。比如，買盜版CD、VCD，人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惡，而事實上這一行為是對音樂著作人和出版商的“搶劫”。中國的軟件業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有號稱全球“最聰明”的、數量最多的編程人員，可是，20年後，軟件產業仍然是蹣跚學步的樣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軟件產權保護不力。

社會財富增加的直接源泉是資本勞動的投入以及“其他因素”，後者包括技術進步。最初的經濟學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資本、勞動對社會財富增長貢獻度的研究，後來的學者進一步注意到“其他因素”的“決定性”力量，如熊彼特強調技術創新，舒爾茨注重人力資本。這是人們認識社會財富增長的第一個層次。但是，它沒有回答深一層的問題，就是什麼因素決定了資本投向、勞動投入以及技術進步。“貨幣選票”是一個主要因素，但不是最關鍵的，比如，開發軟件，如果一個投入很大、耗時很長、技術含量很高的軟件產品，在地鐵出口、地攤、跳蚤市場和軟件批發市場隨處可見的話，投資者肯定撒腿就跑，軟件開發人員也會人心渙散，打不起精神，技術進步也無從談起。

“好的”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大棒型政府”，政府手中掌握的是實施監察、監督和執行的警察工具，政府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與企業和企業界人士保持相當的距離。政企之間涇渭分明既不是出於政府的“公心”，也不是企業家天生遠離政治，而是政府手中沒有土地、礦產、森林、河流、海洋等自然資源以及銀行貸款、上市指標等經濟資源。企業從政府那裡得到的，除了納稅通知，另外就是法院傳票了（嚴格說來，法院傳票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政府作為公眾利益代言人起訴企業，法院以司法機構的名義送達企業的）。對此，比爾.蓋茨深有體會，微軟創業的時候，並沒有得到美國聯邦和州政府的支持，而當其越做越大，“一統全球”的時候，美國十幾個州卻聯合起來起訴微軟涉嫌壟斷。或者說，“大棒型”政府根本不關心你發財了沒有，而是四處密布眼線，看你是怎麼發財的。

但是，當“大棒型”政府用它的權力去保護產權，實施合同，並做有利於經濟秩序的市場監管時，這個政府也可以用它的權力破壞產權，不公正地實施合同，做不利於市場的管制。有兩個基本原因使人們對政府的濫用權力極為憂慮。一是政府的壟斷性強制權力。本來，賦予政府壟斷的“守夜人”職責是為了節省成本，但是這一壟斷性強制權力自然使經濟人受到政府的威脅。第二，政府並不是由一個人組成的，而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即使有些官員是為了公共利益的，卻不能保證所有官員都這樣。

因此，“大棒型”政府還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制度所需要的模式，而是在正確的方向上走出了堅實的一步。“大棒型”政府“被剝奪了”掌握經濟資源的權力，也就大幅度地減少了經濟人通過“尋租”獲得經濟利益的可能性。所有的腐敗行為都發生在政府官員和經濟人共謀瓜分公共財產領域，政府官員手中既然兩手空空，經濟人行賄的“利益引擎”也就失去了動力。進一步，還有人花錢買官嗎？“買官”的目的在於獲得受賄的特權，沒有人行賄，還有人一門心思地想做官嗎？一個街道辦事處主任，都有碩士研究生應聘，中國的“官”的“價值”有多大，應該是一個人人皆知的“秘密”。

下一步，為了實現“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大棒型“政府必須被約束。如果政府隨意揮舞“大棒”，它就容易用自己的權力換取利益，它所做的事情就會對社會不利。也就是說，僅僅剝奪政府的經濟資源是不夠的，還必須限制政府運用“大棒”獲取經濟資源的權力。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好的”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就建立起來了。限制政府的權力是在政治範疇內解決的。楊小凱先生分析了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議會民主和美國的聯邦制，指出憲法司法化、三權分立、地方自治等一系列的制度規範和平等意識的啟蒙，限制了政府的行政範圍和行政權力，保障了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

通過制度約束政府，是現代社會的創新。諾思指出：一個國家的政體決定着、指導着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也就是說除非構造出一個穩定的、高效的政治制度，否則，我們就絕無可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的、高效的經濟制度。制度之於經濟運行，猶如大江大河中的堤壩，沒有堅固的堤岸，經濟人追逐利益的機會主義選擇、政府無限擴張的欲望、社會資源迷失了方向的橫衝直撞，會把整個社會淹沒在自私、物慾和權力的泡沫中。

“壞的”市場經濟處在納什均衡的另一端，暫且稱之為“負納什均衡”。假設甲乙兩人偷盜了2個單位的財富，在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之中，甲乙的合理選擇是承認自己的罪行，並返還所盜竊財物。負納什均衡恰恰相反，由於缺乏廉潔高效的法律約束，偷盜者的另一個“理性選擇”是分別交出0.5個單位的被盜財物“奉獻”給“警察”，然後各自拿着0.5個單位財產平平安安回家。這就是“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的分水嶺，“好的”市場制度總是將企圖獲取不義之財的行為鎖定在納什均衡，“壞的”市場經濟的平衡點卻偏移到“負納什均衡”。

在現實世界，“壞的”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胡蘿蔔”政府。政府手中有數量可觀的“胡蘿蔔”，特別地，這些“胡蘿蔔”名義上和事實上是屬於全民的。此時，快速致富的“理性選擇”就是賄賂掌管“胡蘿蔔”的政府官員，把原本共有的“胡蘿蔔”裝到個人的口袋裡。政府超越了“守夜人”的職權範圍，控制着經濟活動中最大量的經濟資源。這是一個“十分富裕”的政府，企業與政府關係密切，為了吃到味道鮮美的“胡蘿蔔”，企業的最佳選擇不是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而是如何搞定政府官員，“跑部錢進”，就是這個意思。弄到一個上市指標在股市融資，遠比作產品、跑市場、討好消費者要容易得多。

“胡蘿蔔”政府看上去好像比“大棒”政府要仁慈和善，危機面前，政府總是可以拿“胡蘿蔔”抵擋一陣。可是，“胡蘿蔔”政府卻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敗、專制，並試圖將自己的“權威”擴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首先，政府並不是一個具有公共道德的“一體化”機構，也就是說，假定政府公職人員拋開個人私利，公正廉潔地分配“胡蘿蔔”是不現實的，中央計劃體制下的系統性腐敗已經驗證了這一點；其次，在經濟社會中，“胡蘿蔔”始終是一種稀缺資源，或者說，與人類與時俱進的欲望相比，“胡蘿蔔”數量總是有限，為了得到更多的“胡蘿蔔”，政府的手必然越來越長，控制任何可能產生新的“胡蘿蔔”的經濟增長點，這種無所不在的政府干涉，抑制了全社會自由選擇自主創業的熱情，也堵死了通向經濟繁榮的道路。再次，為了掩蓋“胡蘿蔔分配不公”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弄虛作假、隱瞞實情、限制新聞和輿論自由以及動用專政工具就在所難免，一個“手持胡蘿蔔”的仁慈政府走向專制。

因此，在理論層面判斷一個市場機制的“好”與“壞”，關鍵是看這個制度所誘導的社會落入了“納什均衡”，還是“負納什均衡”；而從表象上，要觀察這個政府是不是“富有”，或者更直接地觀察政府官員是不是“富有”。如果一個政府“很窮”，有時因為議會撥款不到位，不得不關門歇業，那就是一個“好的”市場機制；反過來，如果這個政府非常“富有”，時常“仁慈”地關心民眾，時常地為人民辦實事，逢年過節免費給人民發放“胡蘿蔔”，這就是一個“壞的”市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