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棒型”政府？or“胡萝卜型”政府

在乱花迷人眼的世象面前，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个个性释放的年代，个人、组织、市场结构和国家制度，呈现出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景象。比如CD，73分钟的唱片，只有一首曲子是你喜欢的，但是，你不能“分割”唱片，为了自己喜欢的那一首曲子，你必须照单全收，CD 盘上的其他曲目就像是搭售给你的一样。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眼下的做法是个人定制，你可以通过E-mail，向唱片制作商定购你需要的唱片。这张唱片只包含你自己喜欢的歌曲，它可能是很多歌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风格不一，有拉丁也有欧美，还有陕北民歌等等。很多有关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新经济的文献是这样描绘的，可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那家公司出售这样的CD，盗版者自力更生私自加工的CD除外。

退一步说，CD的个人定制如果在经济上可行，有利可图，也是“标准化”、“同质化”的产物，CD的存储格式、长度、读写方式、尺寸，奉行的是SONY的标准，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都绕不出这个圈子。Dell首创了“个人定制”的概念，也是以概念换美元的教科书式的经典。可是，揭开Dell的外壳，里面是一系列OEM产品，Intel的CPU、IBM硬盘、台湾的主板显示器、新加坡的声卡。消费者从Dell定购的仅限于机箱和“个人定制”的概念。

Dell被企业界和管理学者推崇，原因也在于此。为什么看上去什么什么都没有，作上去却很来钱，而其他尾随者、效仿者却没有一例是成功的。Dell 的精髓是标准化、开放性，作在实处；个性化、定制，营造的是概念和氛围，玩的是虚拟。Press鼠标，填几张表格，一个星期之后，量身定做的PC就送到你家门口，好像Dell为你打造了一台计算机，感觉确实不错。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这样的情景，领导人轻轻按下汽车生产流水线的总控开关，30秒钟后，一辆崭新的小轿车缓缓下线。领导人都乐意参与这类竣工庆典，并不是以为自己掌握着芝麻开门的奥秘，而是“轻轻一按”，是“尊崇无限”的另一种表达。Dell给与消费者的就是这样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尊崇，换句话说，Dell把自己生养的孩子，说是消费者的“私生子”，你自己的孩子，还能够说三道四，横挑竖捡吗？由是，消费者满意了，Dell的生意也就做活了。

迈克尔.D.伯顿教授的《大话管理100年》，列举了管理世界曾经流行的11个关键词：标准化、目标管理、人本管理、质量管理、信任授权、品牌经营、规范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学习性组织和公司再造。“标准化”列在首席。很多人把时间花在阅读当前的表象和预测未来，却从不花时间了解和分析表象背后的实情。“标准化”就是这样一个被并不久远的历史和表象掩盖的最为重要的概念。

放眼望去，“标准”和“标准化”覆盖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的产品、一样的流水线，从原材料产地到研发中心，再到零部件组装加工，跨过数千公里的海洋，在偏僻幽静的边陲小镇，和繁华都市的超级商厦，发售着来自“洲际标准化工厂”同一版本的商品------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全球化经济村落。

不仅如此，企业组织、市场结构乃至国家制度也在酝酿一个“一统天下”的国际化版本。最近，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制度的演进已经“山穷水尽”，这并不是什么悲观厌世的消极语调，而是说，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新经济泡沫的漂洗，以及911事件的摧残，还有世通公司、安然公司倒闭和华尔街丑闻的震撼冲击，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始终巍然屹立，足以实证这个“市场架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终结版”，奉行市场准则和准备向市场制度靠拢的国家可以免费克隆这个版本。

很多人相信市场制度的魅力，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力量，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更巨大……它所创出的奇迹，远超过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或是哥特式大教堂；它所从事的征服，使从前各国的移民与十字军东征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些话是马克思在1848年说的，写在共产主义的圣经《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不是市场经济的信徒，而是资本主义的敌人。

还有一段原文照抄在这里：在最短时期内完成最大进步的，不是组织最严密的社会，也不是天然资源最富的社会，而是人民获许自由创造、竞争和建设；人民获许自由思考、自由作经济决定，及从负担风险中取得利润报酬的社会。美国深信奖励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自由人建立自由市场，可促成人人获益之发展。这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总统里根，向拥有最多民众的国家——中国发出的一种声音。1984年4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根对市场经济的奥妙作了上述阐述。

可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扰——同样奉行市场经济，结局却大不一样。有的国家从此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有的国家却步履维艰，百病丛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比如南美洲的阿根廷，20世纪初，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洲的巴黎，物产丰饶，土地肥沃，风景优美，生活舒适，数以万计的欧洲人移民到阿根廷，享受南美洲热力四射的阳光和拉丁风格的异国情调。但是，自从70年代军政府下台，民选总统执政并推行市场化经营以来，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越积越高，银行倒闭，储户挤兑，经济生活到达崩溃的边缘。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可以拯救阿根廷足球，却挽救不了日益衰退的阿根廷经济。

“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颇受质疑。为什么相同的制度设计，在这样一个国家通行无阻，取得正向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而在资源、人力、经济状况类似的国家，却出现截然相反的结局呢？阿根廷的情形如此，同样的质疑也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大部分转型的东欧国家经过短期的“阵痛”都渐渐驶入了稳步增长的轨道，而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却是另一种日暮途穷的景象。

这样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经济事实，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有人认为，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大陆所展示的空前的经济变革为转型经济学的创立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最近几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相当数量是以“转型”、“转轨”、“制度变迁”为关键词进行研究的。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完全相同的经济现象，却有一正一反两个门派的解释，每一个门派都不是孤家寡人，都拥有众多信徒和呐喊助威者。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信奉者，包括在政治上倡导“新权威主义”的一些人断定：市场这种“天然”的制度设计，远没有达到人类智慧所期望的水准和高度，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困境，原因就在于其放弃了曾经行之有效的“计划——命令”体制，而“休克疗法”更加剧了这种创痛，“看不见的手”没有将俄罗斯拯救出经济漩涡，而是把已经失去平衡的经济体系拖进了深渊。阿根廷的情况大致如此。还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被这一门派混合进来，借以说明：一个强有力的、父权式、威严却英明的政府是改善经济状况的关键。

反对派说，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混乱，并不是“休克疗法”开错了方子，抓错了药，而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矛盾丛生、黑道人物横行的国家，短时间的经济衰退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计划——命令这架旧机器被打碎之后，因为时间迟滞的缘故市场机器还没有运转起来，磨合期一过，一切都会好起来——“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经济世界的混沌不清，使得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也很有市场，在解释“转轨”经济和“转轨”国家的经济现象时，正反两派的意见都可以称为“局部的真理”，可是只有“绝对的真理”有快刀一样的锋利，纠结缠绕乱作一团的经济“死结”会因之而条分缕析——这个绝对的真理就是“纳什均衡”。

出于自我利益的计算，落入警察之手的囚犯会陷入“囚徒困境”——在互不串供以及司法独立公正的前提下——这就是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态是自陷的，就是说，博弈双方如果遵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就一定会落入“均衡陷阱”中，而没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就像经过黑洞的物质微粒，无论微粒沿着怎样的轨迹飞行，最终的归宿总是被能量巨大黑洞所吞没。

在实际生活中，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人如果一定会受到惩罚，或者，也不能期望所有违反规则的人被一网打尽，至少逃避惩罚的概率很低的话，“好的”市场经济就会因此而确立。纳什生活的美国以及他所熟知的已经确立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英德法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好的”一类市场经济国家。纳什的论文“净化”了其研究问题的环境，警察的廉洁、司法的公正高效以及囚犯串供之不可能是默认的约束，而现实的情形却超出了纳什均衡所设想的状况。

实际上，“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早是由英国确立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19世纪以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工业产品、科学技术及教育水准在近200年的时间内世界领先，根本的动力不是蒸汽机，也不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英国率先实行了“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包括限制国王的权力，议会享有最高立法权，国王不能随意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私有财产得到有效保护，随之，英国颁布了旨在鼓励发明创造的保护专利和著作权的法律，官僚集团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特权阶层，行政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进一步得到保障，政府在市场结构中的分工仅限于“守夜人”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人们习惯于对“守夜人”职责的轻描淡写，认为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实际上，要使市场有秩序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保护产权不受强势侵害；还要保障合同的公正实施；还要做适当监管，保障竞争的秩序。经济史学家认为，历史上大多数国家——今天还有许多国家的政府完成不了“守夜人”应该完成的任务。因此，并不是把政府推到一边，市场经济就自然是好经济了。没有制度约束的经济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企业家并不是天生就是伟大和高尚的，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企业家才能使得他们的行为在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而没有减少了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

这就是说，“好的”市场经济的标志是，是否惩戒了经济活动中的“抢劫行为”，如果大部分的“囚徒”都落入了“囚徒困境”，偷盗不仅不能快速致富，还要带来牢狱之灾的话，整个社会的价值预期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不过，经济活动中的“抢劫”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比如，买盗版CD、VCD，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恶，而事实上这一行为是对音乐著作人和出版商的“抢劫”。中国的软件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有号称全球“最聪明”的、数量最多的编程人员，可是，20年后，软件产业仍然是蹒跚学步的样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软件产权保护不力。

社会财富增加的直接源泉是资本劳动的投入以及“其他因素”，后者包括技术进步。最初的经济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劳动对社会财富增长贡献度的研究，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注意到“其他因素”的“决定性”力量，如熊彼特强调技术创新，舒尔茨注重人力资本。这是人们认识社会财富增长的第一个层次。但是，它没有回答深一层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资本投向、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货币选票”是一个主要因素，但不是最关键的，比如，开发软件，如果一个投入很大、耗时很长、技术含量很高的软件产品，在地铁出口、地摊、跳蚤市场和软件批发市场随处可见的话，投资者肯定撒腿就跑，软件开发人员也会人心涣散，打不起精神，技术进步也无从谈起。

“好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大棒型政府”，政府手中掌握的是实施监察、监督和执行的警察工具，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企业和企业界人士保持相当的距离。政企之间泾渭分明既不是出于政府的“公心”，也不是企业家天生远离政治，而是政府手中没有土地、矿产、森林、河流、海洋等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贷款、上市指标等经济资源。企业从政府那里得到的，除了纳税通知，另外就是法院传票了（严格说来，法院传票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政府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起诉企业，法院以司法机构的名义送达企业的）。对此，比尔.盖茨深有体会，微软创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而当其越做越大，“一统全球”的时候，美国十几个州却联合起来起诉微软涉嫌垄断。或者说，“大棒型”政府根本不关心你发财了没有，而是四处密布眼线，看你是怎么发财的。

但是，当“大棒型”政府用它的权力去保护产权，实施合同，并做有利于经济秩序的市场监管时，这个政府也可以用它的权力破坏产权，不公正地实施合同，做不利于市场的管制。有两个基本原因使人们对政府的滥用权力极为忧虑。一是政府的垄断性强制权力。本来，赋予政府垄断的“守夜人”职责是为了节省成本，但是这一垄断性强制权力自然使经济人受到政府的威胁。第二，政府并不是由一个人组成的，而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即使有些官员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却不能保证所有官员都这样。

因此，“大棒型”政府还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模式，而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大棒型”政府“被剥夺了”掌握经济资源的权力，也就大幅度地减少了经济人通过“寻租”获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所有的腐败行为都发生在政府官员和经济人共谋瓜分公共财产领域，政府官员手中既然两手空空，经济人行贿的“利益引擎”也就失去了动力。进一步，还有人花钱买官吗？“买官”的目的在于获得受贿的特权，没有人行贿，还有人一门心思地想做官吗？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都有硕士研究生应聘，中国的“官”的“价值”有多大，应该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

下一步，为了实现“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大棒型“政府必须被约束。如果政府随意挥舞“大棒”，它就容易用自己的权力换取利益，它所做的事情就会对社会不利。也就是说，仅仅剥夺政府的经济资源是不够的，还必须限制政府运用“大棒”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力。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就建立起来了。限制政府的权力是在政治范畴内解决的。杨小凯先生分析了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议会民主和美国的联邦制，指出宪法司法化、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等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和平等意识的启蒙，限制了政府的行政范围和行政权力，保障了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通过制度约束政府，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诺思指出：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说除非构造出一个稳定的、高效的政治制度，否则，我们就绝无可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高效的经济制度。制度之于经济运行，犹如大江大河中的堤坝，没有坚固的堤岸，经济人追逐利益的机会主义选择、政府无限扩张的欲望、社会资源迷失了方向的横冲直撞，会把整个社会淹没在自私、物欲和权力的泡沫中。

“坏的”市场经济处在纳什均衡的另一端，暂且称之为“负纳什均衡”。假设甲乙两人偷盗了2个单位的财富，在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之中，甲乙的合理选择是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返还所盗窃财物。负纳什均衡恰恰相反，由于缺乏廉洁高效的法律约束，偷盗者的另一个“理性选择”是分别交出0.5个单位的被盗财物“奉献”给“警察”，然后各自拿着0.5个单位财产平平安安回家。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分水岭，“好的”市场制度总是将企图获取不义之财的行为锁定在纳什均衡，“坏的”市场经济的平衡点却偏移到“负纳什均衡”。

在现实世界，“坏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胡萝卜”政府。政府手中有数量可观的“胡萝卜”，特别地，这些“胡萝卜”名义上和事实上是属于全民的。此时，快速致富的“理性选择”就是贿赂掌管“胡萝卜”的政府官员，把原本共有的“胡萝卜”装到个人的口袋里。政府超越了“守夜人”的职权范围，控制着经济活动中最大量的经济资源。这是一个“十分富裕”的政府，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为了吃到味道鲜美的“胡萝卜”，企业的最佳选择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而是如何搞定政府官员，“跑部钱进”，就是这个意思。弄到一个上市指标在股市融资，远比作产品、跑市场、讨好消费者要容易得多。

“胡萝卜”政府看上去好像比“大棒”政府要仁慈和善，危机面前，政府总是可以拿“胡萝卜”抵挡一阵。可是，“胡萝卜”政府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专制，并试图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首先，政府并不是一个具有公共道德的“一体化”机构，也就是说，假定政府公职人员抛开个人私利，公正廉洁地分配“胡萝卜”是不现实的，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系统性腐败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其次，在经济社会中，“胡萝卜”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或者说，与人类与时俱进的欲望相比，“胡萝卜”数量总是有限，为了得到更多的“胡萝卜”，政府的手必然越来越长，控制任何可能产生新的“胡萝卜”的经济增长点，这种无所不在的政府干涉，抑制了全社会自由选择自主创业的热情，也堵死了通向经济繁荣的道路。再次，为了掩盖“胡萝卜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限制新闻和舆论自由以及动用专政工具就在所难免，一个“手持胡萝卜”的仁慈政府走向专制。

因此，在理论层面判断一个市场机制的“好”与“坏”，关键是看这个制度所诱导的社会落入了“纳什均衡”，还是“负纳什均衡”；而从表象上，要观察这个政府是不是“富有”，或者更直接地观察政府官员是不是“富有”。如果一个政府“很穷”，有时因为议会拨款不到位，不得不关门歇业，那就是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反过来，如果这个政府非常“富有”，时常“仁慈”地关心民众，时常地为人民办实事，逢年过节免费给人民发放“胡萝卜”，这就是一个“坏的”市场机制。